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刘静　

    1918年，世界革命已经进入新纪元。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其时，中国国内政局乱极，军阀更迭，教育摧残殆尽。青年们几至无学可求。以吴玉章、蔡元培和李石曾为首的华法教育会首倡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北京、上海、保定、蠡县等地设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或预备班，向全国招生。 消息传到湖南后，1918年8月，为组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会同罗学瓒等十二人由长沙前往北京。

　　长途的旅程对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一开始就是不平坦的。除了旅途上的种种艰辛，到京后困难也不少。首先住处就是一个大难题，来京的几个人只能各自找寻，如罗学瓒暂居湘潭会馆，而毛泽东则借居他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家中。杨昌济于1918年春到北京大学任教，住所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后来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现名吉安所左巷）七号（现八号），毛泽东与蔡和森、罗学瓒、陈赞周、罗章龙、萧子昇、欧阳玉山、熊光楚八人共同租到一间狭小的普通民房，“隆然高炕，大被同眠”[1]。对此，毛泽东曾回忆道：“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2]

　　但是还有更大的问题，对没有收入的青年毛泽东来说，北京的开销太大，而且他还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到了北京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此时，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再次帮了他，把这个喜爱的学生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让毛泽东在图书馆做助理员的工作，每月有八块钱的工资。[3]

　　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年轻的毛泽东对理想的追求。在埃德加·斯诺撰述的《西行漫记》中，毛泽东几次提到青年时代在物质极其贫乏的年代坚持读书看报，吸取新知识的经历。他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这笔钱里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他自己就说过：“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4]

　　毛泽东在北大只是薪资微薄的图书馆助理员，但是却有了极为难得的读书看报的机会，他每天到刚刚落成的沙滩红楼一层西头靠南三十一号的第二阅览室即日报阅览室，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文报纸。这十五种报纸在当时来说也算是十分全面的了，其中中文报刊是：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神州日报》、北京《国民公报》、《惟一日报》、《顺天时报》、《甲寅日刊》、《华文日报》、杭州《之江日报》、沈阳《盛京时报》；外文报纸有：北京《导报》（英文）、《支那新报》（日文）两种、大阪《朝日新闻》。[5]这些中外报刊最大限度的满足了他读报的需求，更何况，在红楼里，并不仅仅只有这15种中外报纸。

　　毛泽东到北京的时候，也是北京大学破旧立新，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的兴起阶段。早在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并以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为蓝本，着手改造封建保守的旧北大。蔡元培办学，主张各种思想“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民主，实际上是在封建的思想文化无处不容、无所不包的北大，兼容其他进步思想，并包中西文化。在他主持下，北大除了原有的像刘师培、辜鸿铭等旧派国学大家，还出现一批新派教授，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等。1918年北大文科大楼（即红楼）落成，一时之间，风云会聚，新旧文化在红楼内展开了激烈的对峙，各种思潮层出不穷，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各种政治、学术报刊相继出现。

　　当时北大在校学习的，除正式学生外，还有大量旁听生。当时有不少知识青年，住在红楼附近的公寓或旅店里。他们到红楼教室听课，在红楼图书馆阅读，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最高学府听讲学习的机会对青年毛泽东来说，十分难得，因此，他成了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的新闻学研究会早期积极会员之一。他经常参加研究会的各项活动，每周听邵飘萍和徐宝璜等讲授的“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他们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讲授新闻的定义与价值；报纸的性质与作用；以及采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发行等各项业务知识，对于乐于从事新闻工作的毛泽东来说，这些学习内容都是非常实用的。此外，他还参加了1919年2月19日午后在文科第三十四教室召开的研究会改组大会，他同与会的二十四名会员一起，选举蔡元培为研究会的会长，徐宝璜为副会长。

　　同时，毛泽东还参加“哲学研究会”，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著作，包括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哲学著作。阅读，拓宽了他思维的空间，由于中西方观念如此之丰富，它们有时候互相支撑，有时候互相驳难，这既使毛泽东迷惑，也为之深深吸引。

　　短短半年的学习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数年后，他对新闻学研究会仍印象深刻，在这里，他遇到了陈公博、谭平山等同学，特别是他见到了邵飘萍，一个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的人。邵飘萍，名振青，字飘萍。 “以新闻记者终其身”，是邵飘萍最为坚定的信念。1916年，邵飘萍成为《申报》的特约记者，并创办了在北方颇具影响的《京报》。1925年，在李大钊和罗章龙的介绍下，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作了大量的报道。一年以后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6]当然，新闻学研究会对他最直接的影响，应该是当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于1919年7月14日创刊的《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获得了极大的好评。1919年8月24日的《每周评论》就盛赞《湘江评论》“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7]

　　在北大红楼工作期间，毛泽东一面认真工作，勤奋学习，一面完成此次来京的最初的任务——帮助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开展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此时北大也设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蔡元培兼任“华法教育会”会长，积极组织中国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李大钊是积极赞助者之一。毛泽东代表湖南学生和他们商议这方面的事情，同时为帮助湖南学生到留法预备班学习四处奔走。此时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共有十二人，“除（罗）章龙在北大文科，（毛）润之在北大图书馆外，余均在留法预备班（芝圃、和生、星煌在保定班；和森在布里村班；子升、子暲、赞周、焜甫、鼎丞、云熙在北京班）”。[8]罗学瓒就在一封家信中赞扬了毛泽东，“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志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同学所佩服。”[9]到1919年3月，毛泽东已经送走第一批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虽然在办理过程中“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10]毛泽东也顺利完成了此次到北京的主要任务，在回长沙的路途中，他特意绕道上海，趁机好好游历了一番。

　　1918年的北京大学绝对是名人学者荟集的地方，在这里毛泽东见到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以及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们，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不过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毛泽东积极寻找机会与这些进步人物接触，通过与他们交谈不断吸取新的营养。作为毛泽东直接上司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既是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第一人，也是影响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启蒙者。毛泽东认为自己“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1]

　　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是指引青年毛泽东不断前进的导师，早在毛泽东还就读于湖南长沙第一师范的时候，陈独秀于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就深深打动了他。他后来对斯诺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2]在培养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方面，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3]

　　还有就是胡适，毛泽东也主动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14]。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毛泽东还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起，“曾请蔡孑民、陶孟和、胡适之三先生各谈话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各问题。”[15]当然，这些学者名流对毛泽东等年轻人思想上的影响甚于学术上的影响。

　　这些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在毛泽东以后的岁月里，有的成了与他同行的同志，有的成了他革命生涯的对手。也是在北大，毛泽东“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杨开慧是毛泽东以前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的女儿。美好的爱情令年轻的毛泽东对生活的困窘视若无睹，在他眼里看到的是“北方的早春”，在北海还结着坚冰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洁白的梅花盛开”，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想到了唐朝诗人岑参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16]。

　　困苦的生活环境磨砺了他的意志，优越的学习环境增长了他的见识。如果说毛泽东在北大还有什么难以忘怀的，就是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最高学府，青年毛泽东还是一个不显眼的小人物，与那些意气风发的新文化运动的名人之间，似乎还存在着一道若无实有的鸿沟。他自己也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17]

　　毛泽东就像是“大池塘中的一尾小鱼”。近二十年后，在他对往事的回忆中，仍然能感觉到一种挥之不去的怨愤。有一次，他试图在胡适讲演后提一个问题，当他发现这个提问的人不是学生，而只是图书馆的助理员时，便把他拂到一边。[18]

　　在北大受到的冷遇也许令毛泽东终身难忘，但不影响他在北大埋头吸取当时先进的知识与思想，更不会影响他对理想的追求，与其他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一样，青年毛泽东依然在为中国“找寻出路”。

　　1918年毛泽东从长沙第一师范毕业的时候，他的思想还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大杂烩。”他甚至“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19]

　　在北大红楼工作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毛泽东觉得自己“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而且“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还是混乱的，因为他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又常常和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因此在那个时候，毛泽东还是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20]

　　那时候，无政府主义思想被正在巴黎和东京的中国人小组接收并发展。在校长蔡元培的影响下，北京大学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重要中心。对毛泽东而言，马克思主义不是他最初的选择，而无政府主义反而是一个有前景的新发现。他为无政府主义所诱惑，是因为它像他那一代的所有人一样，要打碎旧社会加在每个人身上的枷锁。[21]在1918年，尽管李大钊发表了几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但是还没有一本可以看的马克思或列宁著作的中文译本。当时正是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上发生极其猛烈的变革的时期，即使博学的成熟的学者也往往在几个月内就改变观点。因此，一个初次接触首都生活的外地年轻人，在思想上同时朝着几个方向迅速发展，是不足为奇的。

　　此外，还有一些史料显示，1918年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对于自己今后奋斗的目标仍在教育事业，教育救国思想仍是他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给罗学瓒关于赴法勤工俭学筹款的明信片中也不忘提醒罗学瓒从事教育事业，他认为罗从事工艺“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处，性质长，此一也，可使研究与性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会务之后盾，三也。” [22]据民国九年（1920年）十月至十年（1921年）十一月调查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当时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们大多希望从事教育事业，调查表中共调查六十二人，希望从事教育事业的就有四十一人，其中就包括毛泽东，他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一栏中填写的是“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中写的是“教育事业”，而“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一栏中更以“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作为今后生活之来源。[23]

　　可以看出至少在填表的1920年至1921年间，毛泽东还是以教育救国作为其今后奋斗的目标，但是有意思的是在备注一栏，他写到“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是着手预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后再回国从事所欲办之事业。”[24]可见此时毛泽东仍希望像他的伙伴们一样出国留学，不过他希望去的不是法国，而是经过十月革命的俄国。可以看出他对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实践非常感兴趣，希望能亲自去俄国学习。

　　虽然毛泽东在离开北大回长沙的时候还没有明确倾向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在北大的时期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毛泽东的思想将变未变之际。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直接启蒙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信仰。他受陈独秀的影响很深，因陈是他多年来在文学方面的崇拜对象，又因为陈不妥协地拥护一切不受束缚的、充满活力的新兴事物，能够满足他渴求解放的同一愿望。他在“李大钊手下”向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不仅因为李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创始人，毛泽东从李那里扩大了这方面的知识，还因为他同李非常相象，也是满怀热情地献身于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事业。[25]

　　青年毛泽东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1919年底，毛泽东因为湖南省开展的驱张运动再次到北京，虽然没有在北大校内工作，但他的活动许多却是在北大校内进行，或是与北大有密切关系。当时“北大公社”成员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办了一个“亢慕义斋（共产主义小组）”，收藏了许多俄国革命的新书，毛泽东常去那里看书。[26]对此，他回忆道：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归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7]

　　1918年9月到1920年4月，毛泽东两度来京，在北大红楼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并与北大的进步人士保持联系，虽然时间并不长，但是这段经历对他却是极为重要的，对年轻的毛泽东来说，在北大红楼既是向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学习，又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激励，而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的认识和接触更影响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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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五四时期的社团》577页，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2]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28页，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

　　[3] 见1919年2月份《北大职员薪金底册》，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4]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26页，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

　　[5]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1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6]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27页，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

　　[7] 《每周评论》1919年8月24日

　　[8]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五四时期的社团》577页，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9] 《记新民学会的三个会员》，《湖南革命烈士传》102页，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

　　[10]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五四时期的社团》577页，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11]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32页，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五四时期的社团》577页，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16] 同上

　　[17]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27页，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

　　[18]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27页，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

　　[19]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25页，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

　　[20] 同上

　　[21]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29页，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

　　[22] 毛泽东给罗学瓒的明信片，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23] 《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五四时期的社团》508页，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24] 同上

　　[25]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29页，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

　　[26]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1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27]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31页，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