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秦素银、田丹

　　位于东城区沙滩的北京大学红楼，是李大钊曾经工作的地方。从1918年10月北大图书馆迁入红楼，李大钊便与这座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结下不解之缘。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图书馆主任室，见证了李大钊短暂人生的辉煌。

　　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身，是清末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民国初年，北大图书馆虽有所发展，但缺乏远大规划，管理混乱，设施简陋，人才匮乏，无法满足广大教员、学生的需求。1918年1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职，着手对北大图书馆进行改革。他主持制订第一个业务工作章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吸取国内外图书馆先进的管理办法，提出详细的职责分工和责任要求；积极协调北大图书委员会的工作，图书馆的重大问题均由委员会讨论通过，营造民主的工作氛围；在红楼一层设置宽敞的阅览室，配合学校教学改革，加强学生参考书管理，增加复本，实行开架借阅；调整图书馆机构和工作人员队伍，使之适应现代大学图书馆的需要，聘用文化层次较高的“助教式”工作人员，形成较高水平的业务队伍；采取“兼容互需”的建设方针，使北大图书馆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大图书馆很快从旧式藏书楼转变成现代化大学图书馆，开始跻身国际先进图书馆行列。有学生赞誉李大钊“力求改革，深筹伟划，朝夕不遑，博采舆情，尤见谦抑”。后人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

　　李大钊平易近人，他和蔼的态度、清新的思想、热心助人的性格，吸引众多进步学生出入他的办公室，与他畅谈社会问题。李大钊办公室，成为北大师生聚会的场所，这里无师生之别，也没有更多的客套，大家在一起进行思想辩论，提出问题互相探讨，不大的房间里充满着浓厚的学术自由空气。人们彼此戏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将李大钊图书馆主任室命名为“饱无堂”。每当图书馆购置新书，李大钊总愿意拿出来让大家先睹为快，新书遂成为大家讨论的资料。学生傅斯年和罗家伦是“饱无堂”的常客。他们在这里酝酿文学革命，对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思想进行抨击，促成了新潮社的成立。李大钊还特别拨出图书馆的一间房间，供新潮社成员活动。

　　1918年秋，青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由李大钊安排，在红楼图书馆的新闻纸阅览室，当了一名助理员。这时，李大钊正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他领导的北大图书馆，实际上已成为北大校内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毛泽东与李大钊朝夕相处，在思想上深受李大钊的影响，他开始放弃他曾经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主张，而选择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他如同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火炬，为中国昭示了新的发展方向。在图书馆主任室，他写下著名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坚信“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次年11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公开。到1922年初，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员从最初的19人增至60多人，后来一度发展到200多人。

　　1920年7月，李大钊受聘为北大教授，他率先在北大及其他高校开设《唯物史观》课程，把马克思主义引入教学中，通过大学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现存1923年北大政治系学生马昌民《唯物史观》试题答卷，试题为“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答卷用毛笔书写，字迹工整清晰，论述正确。李大钊给这份答卷评了95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李大钊在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生动情景，是一份难得的珍贵史料。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2月的一天，为躲避北洋政府的拘捕，陈独秀由李大钊护送去天津。途中，二人相约在上海、北京分别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南陈北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1920年3月，李大钊在红楼图书馆主任室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建党问题。李大钊还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由于李大钊的革命活动，北京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继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后，1920年10月，李大钊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在图书馆主任室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名“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为小组负责人。他还当众宣布每月捐出他个人薪俸八十元为小组开展各项活动的费用。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张申府、刘仁静等，都是北大进步师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北京支部派张国焘、刘仁静参加此次会议，李大钊因领导北大教师索薪罢教斗争而未出席这次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