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刘静

    一、李大钊办公室使用沿革情况

　　1917年12月，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翌年1月任图书馆主任。当时的图书馆不仅藏书少，而且管理不善，制度不健全。李大钊主持图书馆工作后，即着手进行整顿，得到了蔡校长的支持。[1]

　　在蔡元培校长的关注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北大图书馆开始跻身于国内外先进图书馆的行列，成为一所成熟的大学图书馆。[2] 李大钊对于北大图书馆的贡献，此不赘言。[3]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北大图书馆变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而这个阵地的核心就是图书馆主任室。其实，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址“原在景山东街第二院后院，”[4]民国七年（1918）八月，“第一院落成，乃迁来第一院，几占第一层之全部。”[5]李大钊才得以进驻红楼内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现位于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内一层东南角的两间李大钊办公室旧址复原，就是李大钊同志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期的办公室。

　　由于李大钊平素谦虚和蔼，待人诚恳，又有方便阅读新书的条件，当时不少教师和学生都喜欢到图书馆主任室聊天，图书馆被人称为“饱无堂”，在这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6]。“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之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而在这个房子中则以北方人为主体。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总以讨论尽兴为止。”《北京大学日刊》就载有这样的事情：一日，罗家伦在这里遇见刘半农，想起一首歌谣，“立刻就在李守常先生桌上写给”刘半农。[7]在这样的碰撞和争论中，许多新知识得以传播，许多新思想得以激发。一些学生终于不满足于空谈，组织起来创办了一个杂志，这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新潮》。

　　李大钊从1920年起，陆续被聘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史学系教授，也曾在经济系兼课。他讲授过“唯物史观”、“现代政治”和“史学思想史”等课程。他还曾作过“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等讲座。有的讲座，如“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等，就是应北大经济学会的邀请而作的。在这些课程和讲座中，他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如《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全三卷、《哥达纲领批判》等书当中的主要内容，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学说、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平均利润论、资本集中论，直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胜利。他是如此系统深入而且联系中国实际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大学里实在是第一次。[8]

　　也就是在这间办公室，李大钊与张申府、张国焘等几次一起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9] 1920年3月，共产国际的代表维金斯基来中国，李大钊就在红楼图书馆的主任会客室同他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10]1920年10月，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里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11]

　　1922年12月，李大钊辞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职务，担任校长室秘书。北大“图书部分为中文、西文、古物美术三部，聘单不厂、皮宗石两先生，分主中西文书籍。”[12]图书馆主任办公室易主，此后，北大图书馆分别由袁同礼、马衡、钱稻荪、樊际昌、毛准等人掌管，1931年暑假（7月1日至9月8日）北大图书馆由红楼迁出进住新购买的松公府前部，法学院则从北河沿第三院（今北河沿大街147号）迁至红楼一层。1931年9月9日北大开学时，法学院正式入住第一院红楼。红楼内的图书馆主任室与登录室打通，合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第二大教室。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沦陷，北京大学南迁，红楼也人去楼空，甚至成为日本宪兵队本部所在地，位于红楼一层东南角的李大钊办公室也不能幸免。直至抗战胜利，北大重新入驻红楼，据北大老校友张友仁回忆，原李大钊办公室成为博物馆专修科的办公室，解放后，红楼大部分成为单身教职工和学生宿舍，李大钊办公室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经济系学生宿舍，这倒是与红楼修建的初衷相符了。

　　二、解放后李大钊办公室陈列复原情况

　　正因为李大钊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1950年五四前夕，由北京纪念“五四”筹委会委托北京大学在原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的办公室内布置了“毛主席在校工作处” 和“李大钊纪念堂”。但是解放后，这两间共约四十平方米的房子已经改作经济系的学生宿舍了。当1950年春北大要布置李大钊同志纪念室并将他外间的会客室布置为毛主席工作室时，同学们很高兴也很快地搬走了，腾出房间将先生的遗物和遗著等布置起来了。[13]

　　毛泽东同志于1918年秋天到1919年3月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负责第二阅览室的管理工作，同时也帮助李大钊整理过图书资料，因此将“毛主席在校工作处”安排在原李大钊办公室内。曾参与过布置纪念室的王锡英回忆：1950年韩寿萱、唐振芳、阴法鲁、向达把他找去，让他回忆了毛主席在图书馆主任室外间工作的情况，也回忆了毛主席在日报阅览室工作过，但韩寿萱等人看了日报阅览室认为不好复原，因为当时日报阅览室改建成了合作社，屋里还砌了一个洋灰柜台，恢复原貌比较困难，所以，韩寿萱等人就决定把毛主席工作室布置在李大钊办公室的外间。 [14]

　　此外，阴法鲁也曾回忆过1950年他参与筹备复原李大钊办公室的具体情况：“我记得1950年校内有些人发起筹备纪念大钊、主席，北大博物馆专修科就来主持，那是在1950年3月，突击了四个多月，1950年5月4日开幕。毛主席当时办公处是在一楼西头路南，我们未恢复，主要是考虑当时屋内空空如也，就恢复了大钊同志办公室，后来又考虑到主席也常到大钊办公室去，就放在一起搞。里面的家具，除了两个书柜是真实可靠的，其他的家具是从学校内找的。如大钊用的一个沙发椅，一个藤椅也是从印象出发找来的。当时，房内较空，从新华社洗了有关主席照片挂上。……原来搞纪念室，并不准备公开，但后来学生、外宾都来看，也不得不公开了。我们几个人还轮流值班。筹备时，问过张申府、王锡英、李续祖、周炳林、许德珩等。1950年筹备时，我们在红楼地下室翻了旧档案，找出了‘登薪册’等。其他的材料很少。”[15]阴法鲁回忆的前一段与王锡英所说的相符，同时还交代了李大钊办公室复原过程中室内陈设的情况，大多是当时布置的人四处找来的，只是原物的替代品，而且一开始并不打算开放。

　　李大钊纪念堂和毛主席在校工作处都布置好了之后，“室内一切陈设尽量按照毛主席和李大钊同志在该校工作时的原样陈设。由“五四”时代的老职员王锡英和李续祖两人绘图和帮助布置。纪念室共分内外两间，外屋是会客室，里屋是工作室。门口挂着郭沫若的题字。右边是“毛主席在校工作处”，左边是李大钊纪念堂。办公室靠窗放着李大钊同志的办公桌；左边玻璃柜里陈列着他的书籍。右边桌上是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墙口挂着李大钊同志的大小像片和他在北大时的档案、墨迹等。会客室正中是一条长方台子，上面镶着毛主席的题字：“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靠窗是一个长桌，据王锡英先生说：毛主席常来这里，就是坐在这张桌旁的。左边靠墙也有一个玻璃柜，里面是“五四”时代的杂志——新青年、新潮等。两个玻璃格的桌子上放着毛主席的著作。室内最惹人注目的是毛主席的神采奕奕的半身石膏像，这是北大工学院教授孙伯先生制赠的。这两间房子里面的家具，除了两个玻璃柜之外，其他都已不是旧物，只是仿照原样搜求来的。” [16]“毛主席在校工作处” 和“李大钊纪念堂”于1950年5月4日正式开放，开幕时，曾经陆定一审查。同时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每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对外开放。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本来在1950年“五四”前夕，北大学生会邀请毛泽东主席来校给全体师生员工见面，参加“五四”庆祝活动，并为北大校牌及新校徽题名。毛主席由于太忙不能亲自来校，但他很快就书写了校名送到北大，并附来亲笔信。学生会立即在新开辟的“毛主席在校工作室”（沙滩红楼东首李大钊纪念堂隔壁）展出了毛主席题的校名和亲笔信。[17]

　　1952年北大迁校，只留下北大工农附属中学在红楼内，到1956年红楼移交中宣部代管，后由中宣部移交艺术博物馆。1962年9月，文物局所属文物博物馆研究所迁往红楼，接管后，因发现主席当年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地点并不仅在原“图书馆主任室”，还有其他工作地点，需要加以全面调查核实，乃停止开放，并责成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积极进行调查核实工作。1963年3月—1964年4月，文物博物馆研究所遵照文物局指示，对李大钊、毛泽东、鲁迅在北大红楼工作的史实进行调查研究，并收集当年原有的家具设备等，为充实“李大钊同志工作处”和对“毛泽东同志工作处”及“鲁迅先生讲课处”予以复原陈列做准备，具体由罗歌、朱希元、李宗文等负责调查访问，[18]笔者根据罗歌整理的访问有关北大老职员、老学生、老工友，以及1950年布置毛主席工作处和李大钊纪念室的人员的资料，对这次重新布置“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大学红楼工作处”和“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红楼工作处”有了较详细的了解。该所于1963年3月、1964年4－7月进行了两次调查访问，访问了有关北大老职员、老学生、老工友十五六人，他们提供了不少重要情况。[19]

　　首先，根据他们的回忆，指出1950年将“毛主席工作处”安排在李大钊办公室的外间是不合适的，“从1918年秋天到1919年3月主席在北大图书馆时曾在三个地方工作过，即：‘第二阅览室’（即‘日报阅览室’、‘新闻纸阅览室’，管理报纸阅览）、‘图书馆主任室’（协助整理图书）、‘登录室’（抄写卡片）。其中以在‘第二阅览室’的工作时间最长，为主席当时主要工作地点。其余两处比较起来仅是短期的或临时性的工作地点。因此，拟选择“第二阅览室”为主，通过复原陈列，以表现主席初期革命活动的片断。原‘图书馆主任室’的复原陈列仍予保留，但重点放在表现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上。‘登录室’则暂时不拟复原。”[20]

　　其次，重新调查了李大钊办公室的布局和陈设，画了不少布局图和拍了不少相关家具的照片，留下了很多宝贵的陈列复原资料。

　　1963年3月7日，北大图书馆老职员王锡英回忆：“1950年布置时，有两个柜子是我从某职员处找回来的，是当时原物。大钊办公桌是在图书馆找的，大体不差。藤椅是从外面买的。沙发椅也非原物。在主任室（外间门背后），还有个老式电话机（喇叭筒），这个电话筒1927年左右，由电话局收走了，桌上没有台灯。”[21]

　　1963年3月29日，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所长姜佩文邀请原北大老职员李续祖、王锡英、常惠三位老先生来所座谈，主要是了解当年大钊同志及毛主席工作地点的有关材料。并同赴大钊纪念室、主席工作处实地观察，核实情况。获得了不少原李大钊同志办公室物品摆放的资料，如：“外间的书柜是真的，但位置要向东移，紧靠墙。”

　　“外间放书柜处，记得不是放书柜，而是放置用木板搭成的架子，外挂白布帘，内放马列主义书籍。”

　　“会议桌很相近，桌布也像。但六把椅子不大像，那时，没有如此整齐，记得有板凳，也有椅子。”

　　“外间门后的墙壁上，有一老式电话机。”

　　“内间大钊同志办公桌非原物，原来用的桌子是酱红色（如门的颜色）漆布，还粘手。”

　　“内间大钊用的转椅，藤躺椅均非原物；书柜是原物，内放大钊同志用的书籍；钟不是这样的圆钟，是褐色的鱼尾钟；大钊同志办公桌上有墨盒、墨笔等，按铃等；还应有搪瓷痰盂，办公桌上还应有茶具。”

　　“内外间的壁色是白的，不是现在的米黄色，电灯很像，白布窗帘也很像。

　　“大钊办公室内间还有一长桌，靠门横放，（与大钊办公桌垂直）是当时我们在1918年整理书时用的。”

　　“记得当时用的椅子是高背的。”[22]

　　这些具体的描述为李大钊办公室的复原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尤其是细节方面解决了不少问题，从中我们就能基本描画出李大钊办公室的原貌，因而是复原陈列的最宝贵的一手资料。

　　第三，根据调查的内容，决定修改复原陈列的名称，原称为“毛主席在校工作处”，现拟改称为“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大学红楼工作处”；原称为“李大钊先生纪念室”，现拟改称为“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红楼工作处”。两处布置完毕，仍由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管理，不单独设立机构。只对要求参观并持有介绍信的单位或个人开放。[23]

　　但是，罗歌等人的努力并没有最终成为现实，他不无遗憾的说：“我们拟定了复原陈列的方案，上报文物局，但由于诸种原因未批。后来，我们的方案就被“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一扫而光。”[24]

　　直至九十年代中期，有北大校友想参观李大钊办公室，却被告知：“文革中有人到这个纪念室‘造反’，文物被收到库房里，房间变成了办公室，如今还没有恢复。”[25]

　　1995年北京市政府批准的《北京文物事业发展五年规划》要求使用部门逐步搬迁出红楼，市政部门将整治红楼周边环境，恢复李大钊、毛泽东工作室原状及部分民主广场，将其建成“五四”运动纪念馆，对外开放。[26]

　　1998年春节聚会时校友会曾通报了中办秘书局于1997年1月30日给北大党委及北大校友会复函，认为校友会的建议确有积极意义，但要在北大校庆时将红楼辟为“五四纪念馆”确有较大困难。为迎接北大百年校庆，有关部门在加强维护和恢复红楼历史原状和环境风貌的基础上，先将李大钊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使用过的办公室和工作室恢复、整理、展出，并开放原孑民堂供校友参观。[27]国家文物局委托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展陈人员，对原李大钊办公室和毛泽东工作过“北大新闻纸阅览室”做了原状陈列，李大钊办公室基本按1963－64年罗歌等人调查采访的基础上完成，内间主要是书柜与书桌，外间主要是会议桌椅，其他陈列品的摆放也是按照几位老人的回忆布置的，陈列品也是原来文物局封存在地下室的一些原件和替代品，可以说基本恢复了李大钊办公室的原貌。

　　2002年4月，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在红楼成立，李大钊办公室复原陈列成为纪念馆展陈的一个亮点，由于文物局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的恢复基本按照1963－64年罗歌等人调查采访的基础上完成，因此纪念馆并未进行改动，只是将房间进行了粉刷，基本保持了李大钊办公室的原貌。只是由于纪念馆的开幕，李大钊办公室的复原陈列就不再是深藏于办公楼之中，而是面向广大观众，接受各方面群众对李大钊同志的景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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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罗歌《蔡元培、李大钊、毛泽东、鲁迅在北大红楼》，原载《燕都》杂志1991年第3期。《北京大学校友通讯》1992年4月，第9期

　　[2] 参见吴晞编著《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3] 同上。

　　[4]《北平晨报》1934.9.30，转引自《北京大学史料》

　　[5]《北京大学日刊》第七七一号，1920.12.17，转引自《北京大学史料》

　　[6] 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五期。

　　[7]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5日第三版《罗家伦君与刘复教授往来之函》，当时刘半农在征集全国歌谣。

　　[8] 张友仁《李大钊同志与北大经济系》，《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25期，1998.9

　　[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105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

　　[10] 罗歌《蔡元培、李大钊、毛泽东、鲁迅在北大红楼》，原载《燕都》杂志1991年第3期。《北京大学校友通讯》1992年4月，第9期

　　[11]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7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

　　[12] 《北大图书部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29.12.10

　　[13] 张友仁《李大钊同志与北大经济系》，《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25期，1998.9

　　[14] 见罗歌等于1963年3月－1964年7月调查访问资料，现存国家文物局。

　　[15] 见罗歌等于1963年3月－1964年7月调查访问资料，现存国家文物局。

　　[16] 北京大学通讯组《毛主席和李大钊同志纪念室介绍》，《人民日报》1950.5.4

　　[17] 李耀曾《关于“陈老总是北大校友”的回忆》，《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5期

　　[18] 罗歌《蔡元培、李大钊、毛泽东、鲁迅在北大红楼》，原载《燕都》杂志1991年第3期。《北京大学校友通讯》1992年4月，第9期

　　[19] 见罗歌等于1963年3月－1964年7月调查访问资料，现存国家文物局。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

　　[23] 见罗歌等于1963年3月－1964年7月调查访问资料，现存国家文物局。

　　[24] 罗歌《蔡元培、李大钊、毛泽东、鲁迅在北大红楼》，原载《燕都》杂志1991年第3期。《北京大学校友通讯》1992年4月，第9期

　　[25] 韩丽英，康书香《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记工学院电机系校友重聚红楼》，《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19期，1996年1月

　　[26] 田远新《永远的红楼》，《中国文物报》　

　　[27] 石太有、王诗琴《万方兴会，祝颂南松——北大校友会百年校庆散记》《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25期，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