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刘静

    毛泽东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是沙滩北大红楼一层西头靠南三十一号的原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报阅览室，又称为新闻纸阅览室。2009年4月22日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重新开馆后，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布置了毛泽东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复原陈列，增加了民国时期的报纸、桌上的笔墨等细节，再现了毛泽东曾经工作时的历史场景，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参观。

　　1918年8月，为组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会同罗学瓒等十二人由长沙前往北京。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把他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让毛泽东在图书馆做书记（即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 1918年10月到1919年3月，毛泽东在这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登记新到报刊和读者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文报纸，每月月薪仅八块大洋。毛泽东到北京的时候，正是北京大学破旧立新，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的兴起阶段。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影响下，毛泽东积极参加北京大学学术团体，研究各种“主义”，批判鉴别各种知识，寻求救国真理，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为了纪念毛泽东、李大钊等革命先辈的光辉事迹，1950年五四前夕，由北京纪念“五四”筹委会委托北京大学在原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的办公室内布置了“毛主席在校工作处” 和“李大钊纪念堂”。当时这两间共约四十平方米的房子已经改作北大经济系的学生宿舍。当1950年春北京大学要布置李大钊同志纪念室并将外间的会客室布置为毛主席工作室时，同学们很高兴也很快地搬走了，腾出房间将李大钊的遗物和遗著等布置起来了。[1]此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处与李大钊纪念堂一起由北京大学负责布置在原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里了，但是这个旧址复原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毛泽东在北大工作过的旧址并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在李大钊办公室的外间布置毛泽东在校工作处，原因有很多。毛泽东于1918年秋天至1919年3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负责第二阅览室的管理工作，同时也帮助李大钊整理过图书资料，张申府曾回忆：“主席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大体分为二段：（1）1918年10月－1918年冬天，在登录室写卡片，当时就是我和主席二人在那里办公，但主席写卡片不一定在办公室，也可以回到公寓去写。因为，对主席的工作要求不严格，主要是让他念书。（2）1918年冬－‘五四’以前，主席何时离开北大，我记不清了。从1919年初，主席就在‘日报阅览室’工作，他的任务是管理阅览室，负责借阅旧报。”[2]此外，在1950年布置“毛主席在校工作处”时，负责此项工作的韩寿萱、唐振芳、阴法鲁、向达等人虽然请老北大职员王锡英等人回忆了毛主席在图书馆主任室外间和日报阅览室两处工作的情况，但韩寿萱等人看了日报阅览室认为不好复原，因为当时日报阅览室改建成了合作社，屋里还砌了一个洋灰柜台，恢复原貌比较困难，所以，韩寿萱等人就决定把毛主席工作室布置在李大钊办公室的外间。

　　阴法鲁回忆1950年他参与筹备复原李大钊办公室的具体情况：“我记得1950年校内有些人发起筹备纪念大钊、主席，北大博物馆专修科就来主持，那是在1950年3月，突击了四个多月，1950年5月4日开幕。毛主席当时办公处是在一楼西头路南，我们未恢复，主要是考虑当时屋内空空如也，就恢复了大钊同志办公室，后来又考虑到主席也常到大钊办公室去，就放在一起搞。里面的家具，除了两个书柜是真实可靠的，其他的家具是从学校内找的。如大钊用的一个沙发椅，一个藤椅也是从印象出发找来的。当时，房内较空，从新华社洗了有关主席照片挂上。……原来搞纪念室，并不准备公开，但后来学生、外宾都来看，也不得不公开了。我们几个人还轮流值班。筹备时，问过张申府、王锡英、李续祖、周炳林、许德珩等。1950年筹备时，我们在红楼地下室翻了旧档案，找出了‘登薪册’等。其他的材料很少。”

　　据当时的记载，李大钊纪念堂和毛主席在校工作处“室内一切陈设尽量按照毛主席和李大钊同志在该校工作时的原样陈设。由“五四”时代的老职员王锡英和李续祖两人绘图和帮助布置。纪念室共分内外两间，外屋是会客室，里屋是工作室。门口挂着郭沫若的题字。右边是“毛主席在校工作处”，左边是李大钊纪念堂。办公室靠窗放着李大钊同志的办公桌；左边玻璃柜里陈列着他的书籍。右边桌上是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墙口挂着李大钊同志的大小像片和他在北大时的档案、墨迹等。会客室正中是一条长方台子，上面镶着毛主席的题字：“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靠窗是一个长桌，据王锡英先生说：毛主席常来这里，就是坐在这张桌旁的。左边靠墙也有一个玻璃柜，里面是“五四”时代的杂志——《新青年》、《新潮》等。两个玻璃格的桌子上放着毛主席的著作。室内最惹人注目的是毛主席的神采奕奕的半身石膏像，这是北大工学院教授孙伯先生制赠的。这两间房子里面的家具，除了两个玻璃柜之外，其他都已不是旧物，只是仿照原样搜求来的。”[3]“毛主席在校工作处” 和“李大钊纪念堂”于1950年5月4日正式开放，开幕时，曾经陆定一审查。后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每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对外开放。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本来在1950年“五四”前夕，北大学生会邀请毛泽东来校给全体师生员工见面，参加“五四”庆祝活动，并为北大校牌及新校徽题名。毛泽东由于太忙不能亲自来校，但他很快就书写了校名送到北大，并附来亲笔信。学生会立即在新开辟的“毛主席在校工作室”展出了毛泽东题的校名和亲笔信。[4]

　　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校，只留下北大工农附属中学在红楼内，到1956年红楼移交中宣部代管，后由中宣部移交艺术博物馆。1962年9月，文物局所属文物博物馆研究所迁往红楼，接管后，因发现毛泽东当年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地点并不仅在原“图书馆主任室”，还有其他工作地点，需要加以全面调查核实，于是停止开放，并积极进行调查核实工作。1963年3月—1964年4月，文物博物馆研究所遵照文物局指示，对李大钊、毛泽东、鲁迅在北大红楼工作的史实进行调查研究，并收集当年原有的家具设备等，为充实“李大钊同志工作处”和对“毛泽东同志工作处”及“鲁迅先生讲课处”予以复原陈列做准备，具体由罗歌、朱希元、李宗文等负责调查访问，[5]笔者根据罗歌整理的有关北大老职员、老学生、老工友访问记录，以及1950年布置毛主席工作处和李大钊纪念室的人员的资料，对这次重新布置“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大学红楼工作处”和“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红楼工作处”有了较详细的了解。文物博物馆研究所于1963年3月、1964年4－7月进行了两次调查访问，访问了北大老职员、老学生、老工友十五六人，他们提供了不少重要情况。

　　1963年3月29日，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的姜佩文所长还集中邀请了原北大老职员李续祖、王锡英、常惠三位老先生座谈，主要是了解当年大钊同志及毛主席工作地点的有关材料。其中关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处陈设的回忆有以下几点：

　　1、主席工作地方是在日报阅览室，共三个门，只走一个门，在入门的窗前有一三屉桌（或二屉桌）有一木椅，桌上有笔、墨盒。房子中间有一长排报架带阅览桌。靠北墙还有一排阅报台。板凳是放在中间的报架两排，是固定在地板上。当时有的人坐着看，有的人站着看。

　　2、日报阅览室是第二阅览室，外面有一个搪瓷牌，是黑底白字（常惠说是蓝底牌子）上书“第二阅览室”，其他各室均有此牌。

　　根据以上回忆的内容，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在向文化部上报的文件中指出：1950年将“毛主席工作处”安排在李大钊办公室的外间是不合适的，“从1918年秋天到1919年3月主席在北大图书馆时曾在三个地方工作过，即：‘第二阅览室’（即‘日报阅览室’、‘新闻纸阅览室’，管理报纸阅览）、‘图书馆主任室’（协助整理图书）、‘登录室’（抄写卡片）。其中以在‘第二阅览室’的工作时间最长，为主席当时主要工作地点。其余两处比较起来仅是短期的或临时性的工作地点。因此，拟选择“第二阅览室”为主，通过复原陈列，以表现主席初期革命活动的片断。原‘图书馆主任室’的复原陈列仍予保留，但重点放在表现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上。‘登录室’则暂时不拟复原。”

　　同时根据调查，决定修改复原陈列的名称，原称为“毛主席在校工作处”，现拟改称为“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大学红楼工作处”；原称为“李大钊先生纪念室”，现拟改称为“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红楼工作处”。文件中还提到，毛泽东、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红楼工作处布置完毕后，仍由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管理，不单独设立机构。只对要求参观并持有介绍信的单位或个人开放。

　　虽然历经近两年的调查研究，但是，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罗歌等人的努力并没有落实成复原展览，罗歌也不无遗憾的说：“我们拟定了复原陈列的方案，上报文物局，但由于诸种原因未批。后来，我们的方案就被“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一扫而光。”[6]

　　直至1995年北京市政府批准的《北京文物事业发展五年规划》要求使用部门逐步搬迁出红楼，市政部门将整治红楼周边环境，恢复李大钊、毛泽东工作室原状及部分民主广场，将其建成“五四”运动纪念馆，对外开放。[7]

　　1998年为迎接北大百年校庆，有关部门在加强维护和恢复红楼历史原状和环境风貌的基础上，先将李大钊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使用过的办公室和工作室恢复、整理、展出，并开放原孑民堂供校友参观。[8]国家文物局委托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展陈人员，对原李大钊办公室和毛泽东工作过“北大新闻纸阅览室”做了原状陈列，基本按1963－64年罗歌等人调查采访的基础上完成。此时的红楼仍是国家文物局等单位的办公场所，毛泽东在红楼的工作处并没有向广大公众开放，直至2002年4月，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成立，正式对外开放。除了毛泽东在红楼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和李大钊办公室旧址复原之外，还举办了新文化运动基本陈列和蔡元培、陈独秀的专题展览，使广大观众对红楼、对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有更深入的了解。2009年4月，经红楼整修后，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重新开馆，更是着重突出革命旧址类博物馆的展示特色，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把握北大红楼旧址复原的历史特征，打造人文环境，增强生活气息，营造真实历史氛围，使旧址复原与陈列展览相协调。原有的毛泽东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和李大钊办公室旧址复原陈列也增添了新的亮点，迎接更多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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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张友仁《李大钊同志与北大经济系》，《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25期，1998.9

　　[2] 以下未标明出处者，均为罗歌等于1963年3月－1964年7月调查访问资料，现存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3] 北京大学通讯组《毛主席和李大钊同志纪念室介绍》，《人民日报》1950.5.4

　　[4] 李耀曾《关于“陈老总是北大校友”的回忆》，《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5期

　　[5] 罗歌《蔡元培、李大钊、毛泽东、鲁迅在北大红楼》，原载《燕都》杂志1991年第3期。《北京大学校友通讯》1992年4月，第9期

　　[6] 罗歌《蔡元培、李大钊、毛泽东、鲁迅在北大红楼》，原载《燕都》杂志1991年第3期。《北京大学校友通讯》1992年4月，第9期

　　[7] 田远新《永远的红楼》，《中国文物报》　

　　[8] 石太有、王诗琴《万方兴会，祝颂南松——北大校友会百年校庆散记》《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25期，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