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阳
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欧、亚、非、澳、美各洲都有玉矿,但是用玉的民族，却主要是生存于环太平洋地区的中国人、中美洲印第安族马雅人和新西兰毛利人。为何如此？至今尚无公论。
马雅人文化遗址出土了工具、人物、动物形玉器，称为“印第安玉器”。毛利人善雕刻，常以碧玉磨制各种工具或人物形象。但他们用玉，仅限于装饰品、工具、艺术品，亦或是一种巫术崇拜，而不像中国人那样，不但使玉器成为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工具、礼器等，并将玉器融入整个民族传统文化之中，且作为独树一帜的玉文化，延续不断发展了数千年之久。
中国自古视玉为宝，西周金文中的“宝”字，即指室内藏有玉和贝，素有“金有价，玉无价”之说。历代帝王的“传国玉玺”都有是用美玉制成的。中国人认为玉是“山岳之精英”，能够与神灵相通，是介于此世界与彼世界的纽带和桥梁。“玉”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个美好而高尚的字眼，于是在汉语中造出了从玉的字近五百个，用玉字组成的词和成语更是无计其数，如玉心、玉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怀瑾握瑜、玉石俱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使玉具有了一种超乎自然的永久魅力。
为什么玉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为什么玉在中华民族心理上会产生这样深刻的影响？从何时开始，玉这种自然矿物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属性，又怎样扩展成全民族的爱玉风尚，并上升为“国魂级”的玉文化？这是研究和探索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课题。
在此，笔者谨就中国玉文化的形成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玉文化的界说
玉文化的载体是玉器。那么，什么是玉？什么是玉器呢？
“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 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许慎《 说文解字》）。汉代许慎“玉有五德”之说，是继承了先秦人对玉自然属性的观察和演绎以及儒家以自己的道德观附加于玉的结果，于是玉被赋予了美和德两重特性。由此可知在古人看来，凡具温润、光亮而又坚韧质地的美石都是玉。
这种美石一经人工碾琢成器，便成为玉器。今人对玉器的定义是：“以硬玉、软玉、碧玉、蛇纹石、水晶、玉髓等为原料而制作的工具、装饰品、祭器、陈设品等”（《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玉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地位特殊、功用广泛、内涵丰富。虽然它的载体——玉器表现的是具象的东西，但是它本身却蕴含着中国古代形而上的哲学精神，并折射出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所以我们说，就像玉不等于玉器一样，玉器也不等于玉文化。只有当玉器被赋予了人文的、社会的属性之后，才具备了玉文化的性质。
中国玉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古代社会的产物，同中国古代文明相始终。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中国玉文化也告别了它的典型形态，而转为一种变异形态，残存于中国近现代文明之中。
二、中国玉文化的起源
中国玉器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
进人新石器时代之后，人们在选择、打制、琢磨石器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了比一般石材质地优良的“美石”，便用它制成工具和装饰品。当时，玉器尚与石器混存。随着文明的起源和社会形态的演变，在新石器时代中到晚期，玉器逐渐具备了特殊的社会功能，使它最终从石器中脱离出来而独立成为一种物质文化形态。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过：“上万年的文明启步。‘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兵器、礼器是它们的物化标志，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八千年前的玉器已发现多处，它们的源始应不下万年。它们的形制，有的直接延续到商周。”（《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这个论断是纲领性的。
从地理上看，中国大陆东部面向太平洋，西部面向欧亚大陆；南方和北方可大致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由于幅员辽阔，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南、北、东、西的旧石器文化都分化出若干文化类型。至一万年以内，在原有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新石器时代六大文化区系：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与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系内，还可划分出不同的地方类型。
五十年代以来，见于正式报告有玉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约有一百多处，所出玉器总数据粗略统计有近万件之多。它们的分布范围包括上述六大文化区系，还有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乃至西藏地区。这说明玉器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几乎全国范围的广泛现象。
玉器的出现，为玉文化的起源拉开了序幕。
玉文化的起源，需要两个必要的条件：其一是社会生产技术的进步；其二是社会形态的演进，即从原始社会向国家——文明社会的转变。这一历史阶段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在此阶段，农、牧业分工和手工业分工已经完成，并出现了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贫富分化和阶级，原始宗教和祭祀活动频繁，部落之间的战争已变成掠夺财富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之下，玉文化应运而生。
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中，录有风胡子对楚昭王（公元前515——前489 年在位）说的一段话：“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 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 当此之时，作铁今，威服三军。”
乒乃兵器，即国之大事中“戎”的物化标志。以玉为兵，已非同小可，又为“神物”，更是贵不可言。在今天史学家、考古学家公认的以石器、铜器和铁器划分的三个时代中，古人又插入“玉兵”时代，耐人寻味。
原始先民在漫长的生存繁衍过程中，对生老病死等人生现象，对部落间战争胜败存亡等社会现象，对昼夜晴晦、冷热寒暑、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逐渐产生了超人生、超社会、超自然的理解。认为某种植物或动物是自己的祖先，将其图腾化并给予崇拜祭祀，还将此种图腾作为本氏族族徽，以与邻近氏族相区别。进而又产生了女性崇拜、生殖器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等。把这些崇拜的对象当作偶像来祭祀，这便是原始宗教。
祭祀，即国之大事中的“祀”。主持祭祀者为巫。《说文解字》释“灵，字：“灵，巫以玉事神”。可知玉是巫在交通人神时所用一种礼器。巫是神的意志的代表，“玉帛牺牲”是巫奉献给神的礼品，玉又是人与神交通的中介。巫、神、玉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三位一体的关系。
在原始宗教的笼罩下，玉礼器得以充分发展，尤其是在从环渤海地区到广东岭南的东南沿海半月形玉器带，玉文化已雏形初具。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北方的红山文化和东南部的良渚文化。
红山文化分布于北起内蒙古昭乌达盟，南到辽宁朝阳、凌源、河北北部，东至哲里木盟锦州地区，以老哈河、大凌河流域最为集中，其绝对年代为距今6000--5000年,相对年代与仰韶文化大致相当。
1979年， 在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发现了祭坛遗址；1981年，在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发现了积石冢；1983年，又在牛河梁遗址发现了女神庙。这一系列重大发现，使人们对于红山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祭坛遗址面积为240平方米，分中心、两翼、前后两端三部分。中心部分为一座方形基址，基址四边均砌以石墙基，基址内置三处石堆，前端部分为石圈形台址，石圈内铺一层大小相近的小鹅卵石。两翼部与石墙基相互对称。这里出土的遗物，最引人注目的是陶塑人像，共有20多件。其中有两件小型孕妇裸体立像，腹部凸起，臀部肥大并有表现阴部的刻划。最大的人像为坐像，约为真人的二分之一。从遗址布局、建造技术及所出遗物分析，这里应是从事祭祀活动的一个中心场所。
女神庙处于当地红山文化分布地点的中心位置，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组成。多室建筑面积超过200平方米，单室建筑约16平方米。从建筑结构看，主体建筑既有中心主室，又向外分出多室，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另建置附属建筑，形成一个有中心、多单元对称的殿堂雏形。庙内亦出土了具有绝高艺术性的泥塑人物群像，皆为女性。已发现的人像残块有头部、肩臂、乳房、手等，分属六个个体，一般与真人大小相近，有的竟是真人的三倍。这些人物塑像应是庙中供奉的女神偶像。女神庙附近还出土有陶质祭器。
积石冢已发现六处，位于女神庙的南、西方向。其共同特点是：都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每个积石冢外围都有用加工规整的大石垒砌的石墙，有的冢还整齐地围一排并非实用器的红陶筒形器，筒形器外部施彩绘。一号积石冢内墙外南侧已清理出小型墓葬15座，随葬品皆为玉器，器形有勾云形玉饰、玉箍形器、猪龙形玉饰、玉璧、玉环、玉棒形器、玉双兽首三孔器等。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墓随葬玉器多达5 件，有的墓则无任何随葬品。三号积石冢是由三圈淡红色石桩围成三层叠起的圆坛，它位于石冢群内，显然应带有“墓祭”的性质。
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属首次发现。它们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祭祀中心。更重要的是，它们分布在50平方公里范围内，拥有如此规模祭祀场所的，不可能是一般的原始氏族部落。特别是玉猪龙的发现，使人们找到了龙的原型。据研究，龙是从猪发展来的，从以猪为祭物，祈求农业的丰收，到猪被神化为龙，是以原始农业的较大发展和原始信仰的发达为历史背景的。龙是一种被高度神话了的灵物，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帝王的化身。红山文化中的玉龙和其它玉器本身就反映了礼制的出现，社会等级、权力观念已经产生。
良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常熟一带。其绝对年代为距今5300——4200年。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考古学家发掘了江苏武进的寺墩遗址。其中一座青年男子墓（M3）中，随葬玉器达百件以上，有24 件玉璧和33 件玉琮。玉璧放置尸身上下，玉琮环绕死者四周。研究者根据墓主人的肢骨和部分随葬的玉璧、玉琮、石斧上有明显的火烧痕迹，以及古文献中“驵璧琼以殓尸”的记载，推测当时埋葬时曾举行过某种用火的玉敛葬仪式。
1986年发掘的浙江余杭反山墓地和1987年发掘的距反山东北5公里处的瑶山祭坛遗址，是良堵文化最重要的发现。
反山和瑶山都是人工堆筑的土山。反山目前高出现在地表4 米左右，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在土山上，以较均等的间距布列了十一座墓葬。瑶山面积比反山略小，山顶上堆筑了一座方形祭坛，并在祭坛上布列了十二座墓葬。
瑶山的祭坛遗迹平面为方形，外围每边长约20米，由里外三重构成。祭坛边壁整齐，转角方正，布局规整，是一座精心设计、认真施工的宗教建筑。
反山、瑶山的大墓，不但成排排列，布列有序，而且越近土台（祭坛）中心的墓葬随葬品越丰富、越精美。墓内随葬品少则几十件（组），多的如反山14号墓竟达260件（组）。有的墓中仅玉璧就有几十件之多，成排成堆，放在墓主人腿部。随葬品中绝大多数是玉器，种类有琼、钺、璧、璜、佩、镯、冠状饰、三叉形器、锥形器、牌饰、瑗、环、带钩、柱状器、珠、管、坠，以及鸟、蝉、龟、鱼等玉雕。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形式多样、数量众多、令人高深莫测的玉琮。
关于琼的起源和用途，历来有象征地母女阴、男性祖先、织机部件以及起源于手镯、玉 等多种说法。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和某种神祗崇拜有关的礼器。凡是发掘所得的良渚文化玉琼，无一例外雕刻有繁简不一的花纹，几乎都有以兽面和神人组成的神人兽面像。有的玉琼上还有鸟的图形、直弦纹和排列整齐的卷云纹。因而神人兽面像就是良渚文化玉琮的装饰主题，并成为识别良诸文化玉琮的标志。例如反山12 号墓出土的“琮王”，其上共琢刻了八个神人兽面像。图像主体为一头、面、四肢俱全的神人，头上所戴，内层为帽，线刻卷云纹八组；外层羽冠，高耸宽大，刻22组放射状羽翎。在神人胸腹部琢出二目圆睁、口露獠牙的兽面。形似插羽披茅的冠饰和兽面，用剔地浅浮雕表现，显示出神的无比威力；人形的四肢，如鸟似蛙的趾爪，采用细微阴刻的线条处理，在若隐若现中表露出神秘的色彩。这种神人兽面和谐地结为一体的神人兽面像，是祟拜偶像人格化的典型产物。这件琮王出土时，平正地放置在墓主人头骨的左下方，估计应是一件神圣的玉礼器。
据考古学者研究，良堵文化玉器的主要功能与对神的崇拜有密切关系。按照这些玉器在墓中的位置推侧，死者入殓时的装扮，
很可能和玉器上雕刻的神人形象相似。瑶山祭坛的发现，表明葬入祭坛内的死者生前的身份皆为巫师。可以说，良诸文化玉器已向我们揭示出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
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要发现说明：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到了最后阶段；玉文化已在此阶段起源；文明社会即将来临。
三、中国玉文化的发展
夏商周是中国玉文化的发展时期。
公元前2200年左右，中国历史上的夏王朝建立。夏人活动地区主要在河南、山西一带。进入夏代之后，玉器制作技术随着青铜工具的出现而大为提高。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夏代文化层出土的特殊的青铜工具，如切割用的线锯，钻孔用的钻刀和钻管，以及磨玉用的旋轮等，表明工艺技术的进步，从而使琢玉技术在成形规矩准确、琢磨省工省时，纹样平滑工整等方面得到改进。由于奴隶主贵族对玉器的大量需求，治玉业逐渐集中到王畿和都邑，形成专门化的手工业门类。夏代之前，中原地区的治玉技术要落后于东部地区。二里头文化开始大量出现玉器。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一出现，就处在很高的水平上。这不汉体现在治玉技术上，也体现在玉文化本身。二里头文化夏代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玉礼器，有圭、璋、琮、钺、七孔刀、戈、柄形器等。
公元前17世纪，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礼记·表记》 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代的宗教观念，是上帝崇拜和祖先崇拜，两者紧密结合。商王受命于天，死后又回到上帝左右，因而请命的对象也包括上帝与祖先，商代盛行占卜，凡事大自祭祀、征伐、天时、年成、田猎，小至私人疾病、生育，无一不求神问卜，以决定凶吉与行止。人同鬼神之间的交通已成为一项专职，掌管占卜事宜的卜官为巫、史及贞人。
商代崇尚祭祀和厚葬。其中祭祀祖先是最频繁、最宏大的宗教活动。在祭祀中不仅要用牺牲，而且还用人牲和人祭。甲骨文中记载用人祭的甲骨有1300片以上，杀人逾万。1976 年，殷墟发现一片祭祀坑，有250多个，10坑为一排，每坑埋8 至10人，总共清理出1200多人。在这样大规模的祭祀仪式中，作为祭祀礼器的青铜器和玉器当然不在少数。
著名的殷墟妇好墓，是商代第23王武丁的配偶“妇好”之墓。墓内共出铜器、玉石器、骨器、象牙器、陶器、蚌器等各类随葬品1928 件。此外，还有贝6800余枚和海螺2 枚。其中仅玉器就有750余件（尚未计穿孔小玉片和玉器残片）。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工艺之精令人惊叹。商王室贵族用玉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殷墟西区平民墓地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玉器。说明殷人爱玉，已成时代风尚。
1915 年，在殷墟发掘出一座地穴式房子，里面残存600多块圆锥形石料，200多块磨石及少量经过加工的玉料，同时还发现一些玉雕作品。估计这是一处商代玉器作坊。推侧商王室可能设有“玉府”之类的机构，专门管理玉器生产。
殷墟出土的玉器品类齐全，大致可分为三类。1.礼器、仪仗类。狭义的礼玉指琼、璧、圭、璋、璜、琥6 种玉器，是6 种“瑞玉”。广义的礼器则泛指礼仪场合使用的玉器。如祭祀时使用的簋、戈、矛、戚、钺、大刀等。2.实用器皿类。包括杯、调色盘、梳、耳勺、匕、觹、韘（板指）、带钩等，大多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玉石制的磬是商代社会很重要的打击乐器，有的磬雕琢装饰纹样，有的绘有彩色图案，有些至今仍能敲击出清脆悦耳的声音。3.装饰、艺术品类。主要为环、瑗、璜、玦、笄、钏、珠、坠饰等。艺术品有人物、飞禽，真兽、龙凤、怪鸟、怪兽等。殷墟玉器所用的玉料种类很多，有白玉、青玉、黄玉、碧玉等，经鉴定，多数为新疆和阗玉，还有为数不多的南阳玉、岫岩玉和大理石。这说明早在商代，就有一条沟通中原与西域的“玉石之路”。
殷墟玉器在墓中的放置位置似有规律可寻：礼器、仪仗类有的与其它质地的礼器一起放置在椁室之内、棺椁之间或椁顶之上；装饰艺术品类都放在墓主人头、颈、胸前、腰间及手腕等部位，反映了死者生前佩带时的情形。有些玉器如放在死者口中的玉琀、握在手中的玉片及圭、璋等，都与礼仪葬制有关，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死观。
纣灭殷亡，取而代之的西周王朝，仍处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兴盛时期，而西周玉器也同样方兴未艾。仅目前所知，西周玉器的出土地点有七、八十处，出土完整玉器三千多件，其它各类杂器近万件。西周玉器继承了商代的治玉工艺，早期玉器与商末相似，中期以后，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较之商代玉器，更加简化夸张、生动传神。可以说西周玉器是殷墟玉器的再发展。
经过夏商西周约一千五百年的发展，中国礼玉的种类日益齐全，服务于宗教和社会等级制的功能渐趋完备，被赋予的人文色彩更加浓厚，这就为后来玉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四、中国玉文化的形成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诸侯割据、七雄称霸的时代。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争鸣的范围不仅限于政治制度、哲学思想、伦理道德，也涉及到了文化艺术诸方面。
这时由于钢铁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治玉工具，特别是砣具的改进，加快了旋转的速度，也开始采用硬度较玉为大的金刚砂粉。进步的工具和有效的磨砂，促进了琢玉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中国的玉器制作已臻完备，步入了飞跃发展的新阶段。
黄国、虢国、中山国和曾国，均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但河南光山上官岗的黄国之君孟夫妇合葬墓、河南三门峡上村岭的虢国贵族墓地、河北平山的中山国国王墓、湖北随州擂鼓墩的曾侯乙墓，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由此不难想见其它大国墓葬随玉器的规模。
在这个中国玉文化史上的黄金时期，各诸侯国竞相碾玉，上流社会佩玉成风，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和氏璧”和“完璧归赵”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时。这是一股自原始社会晚期经夏商周以来的用玉潮流。诸子百家对此不可能回避，只有加以论证和说明，以求借此阐发自己的思想。
在诸子论玉的观点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三家：墨子把是否有利于解决人们的温饱做为衡量价值的标准，认为金玉宝器是“费财劳力，不加利”，是统治者少数人的奢侈活动，因而对玉器持全面否定态度。韩非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用功利主义的标准确定玉器的取舍，他说：“夫瓦器至贱也，不漏，可以盛酒。虽有千金之玉卮，至贵，而无当，漏，不可盛水，则人孰注浆哉？”他还认为，玉器的好坏在其玉质，不在于加工形式。以上两家对玉的认识略显偏执，不足为训。只有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取中庸之道，强调玉对礼的内容之表达，对玉的质与文不轻加否定，重视质与文的和谐，开儒家论玉之先河，对中国玉化形成的影响最为深远。
另外，对后世用玉影响较大者尚有《周易》。《周易》用阴阳两种相对力量的平衡和对立看待世界。《周易•说卦》：“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认为玉有阳刚之性，与君、父、男性同属于乾。这对玉器的帝王化、人格化颇具影响。
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制度。《周礼》 把“礼”释为“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抵，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周礼》所讲的五礼，被后来许多朝代定为礼法。
何为“礼”？《说文解字》释为；“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也就是说，礼是祭神徼福的一种方式。
商周时期，礼器系统已经形成。在玉器中，玉礼器所占比例很大。春秋战国以来，由兵器演化而来的玉礼器明显减少，重要的礼器玉琮出现了退化趋势。此期墓葬中出土的玉琮为数极少。从古文献上看，当时最为重要的礼器是圭和璧，古人认为在祭神徼福时，这两种玉器能超脱自然，同祖先神灵相通，或能增加仪式的隆重程度而惊动鬼神。
在夏商周时代得到发展的玉文化，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整理加工并加以推衍，“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郭宝钧《古玉新诠》），形成了有一套完整理论的儒家用玉制度，这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礼玉制度。
礼玉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规定不同阶层的等级用玉（六瑞）、祭祀用玉（六器）和修身用玉（组佩），并把它们和吉、凶、军、宾、嘉“五礼”结合起来，以礼用玉，以玉节礼，把礼玉的使用和宗法、伦理、道德完全融合在一起，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
据《周礼·春宫·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周礼》是战国时人托名周公设计官制蓝图的著作。以六器礼天地四方的礼制显然是继承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以来的祭祀传统，又结合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而建立的。古人以为天圆地方，苍璧像天之形之色，故以祭天；五行说以为中央戊巳土，土色黄，黄琮像土色而又外方，故以礼地。
等级用玉即所谓“六瑞”。据《周礼·典瑞》记载，“六瑞”主要是在“朝觐宗遇会同与王”和“诸侯相见”的场合才使用的。因此等级用玉不局限于“六瑞”，其它象仪仗用玉（钱、斧、杖等）、宴飨礼器用玉（纂、盘、敦等）、服饰修身用玉（服玉、佩玉、象冕弁用玉、组佩等）都有标识权力、等级的作用，也应归于等级用玉一类。实际上，玉礼器在各种宗教活动、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交互使用，其情形是非常复杂的。如《周礼·典瑞》载“辨其名物与其用事”的用玉方式就多至十几种。
更具体细微体现礼玉功能的玉器是既能标识身份又用以修身的组佩（全佩），它是濡家礼玉制度更加深化的发展，也是礼玉发展的最后阶段。
组佩是多件佩饰组合在一起的成套佩玉，大概西周后期到春秋前期才开始盛行。《诗经》中就有不少把佩玉和人的道德联系起来加以歌烦的诗篇。春秋末期之后，儒家依据道德修养学说，对贵族士大夫的佩玉从质地、形状、组合都加以人格化、道德化的阐释，把玉的自然属性和君子的道德结合起来进行说教，于是产生了强调修身养性的佩玉理论。
佩玉理论的核心是“君子比德于玉”。《礼记》 是一部儒家经典著作，它用儒家观点充分解释了佩玉。《礼记·聘义》 借助孔子的一段话，把自《诗经》以来人们对玉的认识进行了总的概括：“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碈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碈之多舆？’孔子曰：‘非为碈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填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傍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孔子的这段话，是儒家用玉理论的基础。
《礼记》强调佩玉的本质主要不是表现外在的美，而是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和自我修养的程度，也就是表现“德”。《礼记•玉藻》提出：“凡带必有佩玉。唯丧否，佩玉有冲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主张君子佩玉，要时刻用玉的品性要求自己。
《礼记·玉藻》篇还有两段话，强调不仅要用佩玉规范人的道德，还要用鸣玉之声限制人的行为动作：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要使佩玉按照一定的音阶节奏发音，一是佩玉的质地、形状、组合要规范和考究；二是佩玉者的行为举止要稳健并合乎“礼”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用佩玉的锵鸣之声屏除“非辟之心”。
与祭祀用玉、等级用玉相比较，指导修身用玉的佩玉理论更注重从思想道德和日常仪表方面贯彻“礼”的教化精神，即从个人的欲望要求、意志表达、感情宣泄、行为举止上加以思想束缚。这自然是非常具体和繁琐的，不过唯其如此，才体现了儒家礼玉思潮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也反映出儒家在修身用玉方面身体力行孔子“克已复礼为仁”的思想。
总而言之，诸子百家中独有儒家顺应了数千年以来的用玉潮流，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用玉理论和礼玉制度，从而给玉器赋予了人文的、社会的属性，并因此使之具备了玉文化的性质。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汉书·艺文志》）。各家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而且他们确实是“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因此列国君主对各家是“兼而礼之”，不主一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儒家的学说包括用玉理论和礼玉制度，是不可能在全国上下得到最后确立和普遍实行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的局面，在“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辽阔土地上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国。但仅仅十几年后，秦王朝便被推翻了。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了汉帝国。
秦始皇时期所出现的大一统局面，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贯串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洽制度的基本特点形成于秦汉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真正统一也始于秦汉时期。这种大一统局面，在古文献中概括为“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 中庸》）。
经过秦到西汉前期近一百年的发展，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已经相互汇聚和融合，各个地区的人民在心理素质、道德风尚乃至生活习俗上渐趋一致，终子形成了以原来的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汉文化形成的标志之一，是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在思想上确立了儒家的统治地位。此后，各级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后来两午年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汉武帝之所以推崇儒术，一是因为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与西汉建立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相适应；二是旨在规范人们言行、维护封建礼制的儒家道德学说有利于推行与政治上大一统相道应的思想统治政策。而作为儒家学说体系组成部分的用玉理论和礼玉制度，随着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也自然而然地占据了中国用玉潮流中的主导地位。至此，玉文化自起源以来，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终于在汉武帝时期步入正轨，形成完全意义上的中国玉文化。
西汉时期，国力强盛，礼制隆兴，祭祀频繁，厚葬风行，为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土壤。在儒家用玉理论和礼玉制度的影响下，汉代的玉器在工艺水平和使用规模上都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汉代玉器可分为礼玉、辟邪玉、饰玉、日用玉、葬玉等几大类，其中最有特色者为葬玉。迄今为止，经考古发掘的汉墓遍布全国，所出玉器己达万有余件，主要出自汉诸侯王及其亲属的墓葬之中。如广东广州南越王墓，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河北定县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山简王刘焉墓、中山穆王刘畅墓、北京大葆台广阳王夫妇墓，江苏徐州楚王墓，河南商丘梁王墓等。
1968年，在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上，发掘了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及其妻窦绾墓。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刘胜是汉景帝之子，汉武帝的庶兄，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立为中山王，在位42年，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满城汉墓出土的玉器，完整地再现了西汉盛世的葬玉面貌、王室贵族所用玉器的种类和工艺水平。刘胜和窦绾均以“金缕玉衣”作为殓服，与以往硷以多层衣衾的习俗迥异。金缕玉衣的外观和人体一样，全部由玉片拼成，用金丝加以编缀，刘胜的玉衣由2498块玉片组成，所用金丝约为1100克。和玉衣同出的还有玉九窍塞。葛洪《抱朴子》中所谓“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当指此而言。玉衣手套中还握有玉璜两件。用玉随葬虽早已有之，但一般都是墓主人的生前用玉，而不是专用于死者的葬玉。玉衣的雏形是春秋战国时期死者脸部覆盖的“缀玉面幕”和身上穿用的“缀玉衣服”。玉衣在西汉初年正式启用，作为皇帝和皇室贵族死时使用的特别殓服。在《汉书》中有“玉衣”、“玉柙”的记载。据《后汉书•礼仪志下》记载，东汉皇帝死后穿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尽管有这些记载，但是两千年来人们始终无法知晓玉衣的奥秘。直至满城汉墓这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的发现，才使这一千古之谜真相大白。
在西汉形成的玉文化是中国上古文明中的一种古典文化，它本身是成熟的，典范的，是后世无法超越的。
三国初年，随着东汉帝国的崩溃和儒家因“不周世用”而式微，礼玉制度渐渐衰落。魏晋以后，胡汉文化激烈冲突，传统礼乐文化受到历史上最严重的挑战。但是，儒家礼玉制度的衰落并不等于中国玉文化的衰亡。在此时期，能够体现中国玉文化内涵的道教用玉方式（包括食玉、葬玉、法器等）成为中国玉文化的支流，它不仅使中国玉文化在低潮期不致断流，而且使其在功能转换中再一次顽强地展示出它的生命力，并在宗教的神秘氛围中得到加强。隋唐以降，随着更大规模的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儒、释、道合流，吸收了释、道思想的儒家又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而中国玉文化则有选择地继承了上古礼玉制度，走向下一个——也是中国玉文化史上的最后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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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国古代人与神展》图录刊用论文，转载于《历史》（台湾联合报系），2007年第234期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