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在长达四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原始宗教、本土宗教和世界宗教同时存在，其中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外来的。但外来宗教一经传入，即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相互影响或融合，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一种宗教象西方那样曾经占有“国教”的地位，历代帝王对于各种宗教大多采取尊崇、保护和利用的态度。
从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出现文明的曙光。安徽省凌家滩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规模较大的原始聚落中心,年代约为公元前3500年。展览中选用的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许多都是氏族部落贵族首领用来祭天礼地的法器，反映了原始宗教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夏代开始（公元前21世纪），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都称为“王”。自秦始皇帝（公元前221年——前210年）始，中国最高统治者通称为“皇帝”，以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观念，均视政权神授，受命于天，自居“天子”之位，王权高于神权，同时，又重视宗教观念对全社会的“教化”作用。
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到了汉王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才开始出现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三大宗教——儒教、道教以及从印度传来的佛教。
中国的儒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宗教。所谓儒教，是指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利用政治权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孔子学说宗教化，尊孔子为教主，定儒家于一尊，从而形成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家为正统的现象。从严格意义上说，儒教并非宗教，而是一种具有宗教式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儒家主张以德政治天下，敬天而不尽信天。“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神道设教”思想，在中国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作为正统的统治思想。儒教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信奉“天地君亲师”，推行阴阳五行说，从而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一套完整的封建神学体系。在儒教中，《四书》、《五经》是其经典；祭天、祭孔、祭祖为其礼仪；文庙、孔庙为其朝拜和祭奠场所；而其信徒则包括几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在封建社会里这个阶层被称为“士”。在历代帝王的极力推崇下，儒教对于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有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状态、思想特征和心理气质，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与中华民族密切相关的另一大宗教是道教。道教产生于东汉中叶的中国本土。它渊源于中国远古时代的巫术、秦汉时期的神仙方术以及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道教在教义上将老子及《道德经》加以宗教化，以“道”为最高信仰，称老子为教主，尊为神明，奉《道德经》为主要经典，相信人经过一定修炼可长生不老，成为神仙。历代帝王或多或少地都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除了在执政理念上兼用道教教义外，在炼丹吃药、修身养性和追求长生不老过程中表现出道教的内在作用。儒教与道教一阳一阴，相反相成，形成了中国汉文化中主流与暗流、有为与无为、刚与柔并施，经世与遁世这两大思想流派的特征。
公元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佛教在汉代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至南北朝时传播于全国。保存至今的山西省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河南省洛阳的龙门石窟就是那个时期开始开凿的，龙门石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北宋诸朝，开凿时间长达四百多年。此展展出的几件北魏至隋唐时期的佛教造像，都是佛教发展到高潮阶段的作品。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唐朝李姓皇帝虽然自称是道教教主老子的后裔而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代的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从而兴起了天台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和密宗等宗派，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独有的理论体系。元、明、清王朝时期的帝王崇尚佛教，在宫廷内设有佛堂和佛造像作坊。清朝皇室尤其崇尚藏传佛教，在紫禁城内和夏宫承德避暑山庄都设有佛堂。此展展出的铜胎珐琅五供、七珍、八宝就是摆放在避暑山庄内的皇家佛堂供器。
另外，中国自魏、晋时期始，儒、释、道三教出现了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交流的趋势。唐、宋王朝以来，则渐进而发展为“三教合流”。两千多年以来，历代帝王在统治思想上均以儒教为主，以道教为辅，而在宗教信仰上有些帝王则是更多地以佛教为精神上的终极追求目标。元、明、清三代皇帝为孔子举行国家祭奠的主要场所在北京孔庙。明、清皇帝还在位于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上、紫禁城御花园正中的钦安殿供奉道教尊神“玄天上帝”。正是“三教合流”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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