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鲁迅是积极入世的。他已经53岁，距告别人世还有三年时间，然而，就在这知天命的中老年阶段开始的时候，这位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的生存却陷入比从前更加激烈的斗争状态。

此前，蔡元培为他介绍的每月三百元大洋的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官饭美差已经被裁，鲁迅的自由撰稿人生涯真正开始了。在这一年写给友人和亲人的信中，他不断提到生存的压力和写作的无奈。“书坊店是靠不住的，他们像估衣铺一样，什么衣服行时就挂什么，上海也大抵如此，只要能够敷衍下去，就算了。”^[1]“照片和书两本一并寄上，书没有什么意思，是为卖钱出版的。”^[2]“仍做文章，因为这是吃饭所必需，无法停止也，然而因此又会遇到危险，真是无法可想。”^[3]

上海十年，鲁迅一直都与自己心仪的学术严谨写作和小说自在创作无缘，他不能自已、无法停止地炮制一篇比一篇更加犀利的杂文。1933年更是几乎每隔两三天就为《申报·自由谈》写稿。为此，他常常感到无聊，甚至时常心起离沪的念头。1933年开始，这念头愈益强烈。“此地总不是能够用功之地，做不出东西来的。也想走开，但也想不出相宜的所在”^[4]，“很想回北平用一两年功”^[5]，因为上海让他“自觉心粗气浮，颇难救药”^[6]，而1927年刚到沪上时，他还庆幸自己逃离了广州文艺界的沉闷现状，不无兴奋地发现这里“比广州有趣一点，因为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各种，不像广州那么单调”^[7]。不久，他便深深失望于十里洋场文坛之乌烟瘴气，为之颇感棘手，“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8]，而五年后的鲁迅不但在论争中变得更加成熟和老辣，深谙沪上文坛之种种怪现状，对付各种攻击法游刃有余，更是使用杂文这一武器毫不留情地给予了平生最犀利、最尖刻的暴露与讽刺。

翻看那时的文章，鲁迅似乎总是乐于将自己放置在某种近于敌对的关系中，这可以视为其理解和安置自身的方式。无论是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张若谷、邵洵美、曾今可……还是民族主义文学派的邵冠华、苏凤、王平陵……无论是非议左翼文艺运动的“第三种人”杜衡、施蛰存、林语堂……还是背叛左翼的杨邨人、韩侍桁，乃至同一营垒中的穆木天……鲁迅分别就文人品行、金钱与文章的关系、新青年如何继承文化遗产、京派与海派、如何翻译国外作品等问题，与其展开了激烈的笔战。论争文章主要结集在《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中。关于斗争的含义，鲁迅曾说：“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9]；对于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侮辱他个人与否是不成问题的，要注意的是我们为社会的战斗上的利害”^[10]；“文章的战斗，大家用笔，始有胜负可分，倘一面另用阴谋，即不成为战斗”^[11]；“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通过斗争，“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别”，“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以证明文坛也总归还是干净的处所。”^[12]

应该说，鲁迅对知识分子之间论争的理解是符合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精神的。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的公众也形成了，而公共意见，按其理想，只有在从事理性的讨论的公众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形成。^[13]永不放弃论辩姿态正是知识分子报刊争取自由精神和公共意见的不懈努力。富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总是极力在论争中展现不同的价值观及其社会图景，争取和读者之间建立藉由对话深化对整体社会的理解、质疑与批判能力的关系。鲁迅就是这样始终如一地维护着五四时代不乏理想色彩的民主争鸣氛围，当年提倡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所演的双簧戏，他就非常欣赏和肯定，说是打了一场大胜仗。志在终身献身于文化改革的鲁迅来到上海后，一直为建构这样的话语空间悉心努力，《申报•自由谈》给了他这样的希望。然而，他换回的却是伪自由下的疲惫和失望，不但没有在论争中促其成为公众的批判工具，反而不断遭受明明暗暗的谩骂和诬陷，变得更加结舌无言。“海上文摊之状极奇，我生五十余年矣，如此怪像，实是第一次看见，倘使自己不是中国人，倒也有趣，……但现在则颇不舒服，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14]“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示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15]其实，最让鲁迅痛心的还不是让人言语道断的文坛卑劣，而是他曾经的同道中人，不是在血泊中谈闲适，就是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把中国的劳苦大众看成和花鸟一样，根本远离其欣赏和接受水平，无视中国现实的危机，更何谈培养理性公众的紧迫意识。在鲁迅眼里，这是对读者的极度不负责任，是漠视于中国有益的事业，是只顾一己之追求，图个人之消遣。

鲁迅在斗争中嘲笑了一切，却无法嘲笑生活本身。在《我的种痘》他又如此写道：“我大约两三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实利主义者了，这坏性质到老不改，至今还是只要卖掉稿子或收到版税，总比听批评家的‘官话’要高兴得多。”这似乎暗示了鲁迅式斗争内涵的另一面，即他所采用的杂文武器不可避免地成为在文学场中求生活的言语游戏。上海十年，鲁迅完全是在书斋中度过的，借以了解外界的主要是《申报》和《大晚报》两种报纸。那个书写感性文章、召唤认同的“何家干”“丁萌”或“丰之余”，被确认为是鲁迅之后，便会吊诡地发现，这种文人身份，恰恰是鲁迅自己参与批判的中国文化里最悠久绵延的传统之一：不做调查、不讲理论，只是在书斋中舞动生花妙笔。譬如，这期间所写的《文学上的折扣》里便提到“枕戈待旦”、“卧薪尝胆”、“尽忠报国”这些“姑且说一通”的文学修辞如何与沉重的社会现实问题无涉。而鲁迅的杂文，从遥远的历史打量过去，即便是最具有穿透力的思想言说，又仅能从文学修辞的意义以外走出多远呢？更何况是在那样一个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国难时期。无论如何，杂文这一文学样式不可能成为人文领域为社会立言的主要表达方式。仔细阅读不难发现，鲁迅与敌手之间也有相互论证中的文不对题、各种攻防之间的修辞法、乃至意气用事等等。譬如这期间与施蛰存关于《庄子》《文选》问题的论争，实际上无所谓孰是孰非，围绕着如何看待五四传统，鲁迅着力批判的是复古僵死的文化心态，施蛰存坚持的是如何丰富语言之具体操作层面。这说明，那个时候的文人知识分子为了沟通或共识坐在一起的时候少，为了说服或压倒对方的时候多。连鲁迅自己都说：“《自由谈》的投稿，其实早不是因为‘文思泉涌’，倒是成为和攻击者赌气了。”^[16]“其实现在之种种攻击，岂真为了论点不合，倒大抵由于个人” ^[17]。

不仅如此，支撑作者与读者关系背后的还有不可忽视的市场因素，它使公众的赞赏与激愤等诸种情绪也成为可资利用和消费的东西。不可否认，鲁迅的杂文总能令人自省和沉思，而很多论敌的辩论却大都煽动性、蛊惑力强，这是他们总拿鲁迅的名人效应做文章所期待的效果。鲁迅此期的无奈自然也出于对论争中缺乏真正的思想交锋而陷于某些利益驱动的口水之战的无法超脱。这种无奈不仅指遇不到可以碰撞出思想火花的真正对手，也包括鲁迅本人无法因此而放弃杂文写作这一生存手段。这种无奈令其对生命的虚无感更加弥漫扩大。从这一角度，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鲁迅在遗嘱中不让后代作空头文学家的良苦用心。需要指出的是，传媒指出的事件往往打上了权力话语的烙印，报刊让鲁迅看到的社会是以牺牲社会的丰富性为代价的。这就不能不使1933年的鲁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报刊媒体延伸的附属物。这里的报刊尽管期望成为由各种对话构成的公共领域的媒介，却不可避免地会为生存而放弃理想，尽量利用商业赢利的潜能。而文化也只有具备了商品性质，才能使市民参与进来，使之彻底成为一种可供讨论的文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三十年代的鲁迅杂文成了被他者纠缠和调控的有意图的符号，一种文化他者的征兆，同时也是一种现代新质素的发生。实际上，1933年是鲁迅收入最高的年份，尽管1929和1932年的收入比1933年看起来要多，但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向北新书局追回的版税旧债充入，在鲁迅一生中完全靠个人稿费版税所得最丰的一年便是1933年，这主要源于《两地书》的畅销，和《申报•自由谈》优惠稿酬的丰厚回报。^[18]

在此，笔者无意去证明鲁迅如何为生活而不是其他高不可攀的目的存在，而是要思考，在鲁迅与普通人并无二致的生活状态的背后，他是怎样为自己的自由追求设置底线，并努力去实现这种自由追求。很显然，这个底线就是他终其一生追求的文化启蒙的总目标。这种文化启蒙一如既往地遵循着保护传统和引进外来文化两条路线展开。实际上，写作杂文而外，鲁迅还在忙于整理、翻译、绍介、编辑……就在1933年他的生存和自由受到最严峻挑战的时候，他仍大力支持新兴木刻运动，多方设法举办木刻展览，认为这“实在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19]，同时极力挽救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样态，与郑振铎合作编辑并自费出版了《北平笺谱》一书；他扶植连环图画大众艺术，力争使“毫无观赏艺术的训练的人，也看得懂，而且一目了然”^[20]；他主张青年不妨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以做到“知己知彼”^[21]；他用“剜烂苹果”吃的方法批评译作，鼓励批评家辛苦地“拾荒”，以救急需^[22]；他认为“社会批评者是有指斥的任务的”，希望“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23]；他参与翻译了包括《竖琴》《一天的工作》在内上下两卷的《新俄小说二十人集》；他编辑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24]。这些都是鲁迅致力于国民精神重建事业的执着努力。他“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25]。对于新兴的充满创造性而又暂时处于弱势的文化力量，他总是不惜一切去扶植。对左翼作家的帮助，更是出于此点。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鲁迅都在忙于为启蒙伟业和民众生存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

对鲁迅而言，1933年这个创作生涯的转折年头，其影响决不只是经济上的。与生活上的顾虑相比，鲁迅更为焦虑的是他言论的影响力。启蒙书写如何广泛地影响大众，这一话题，隐见于其思考的各个侧面。“我现在真做不出文章来，对于现在该说的话，好像先前都已说过了。近来只是应酬，有些是为了卖钱，想能登，又得为编者设想，所以往往吞吞吐吐。但终于多被抽掉，呜呼哀哉。”^[26]“知识分子以外，现在是不能有作家的……中国文字如此之难，工农何从看起……”^[27]“年来所受迫压更甚，但幸未至窒息。”^[28]“新作小说则不能，这并非没有工夫，却是没有本领，多年和社会隔绝了，自己不在旋涡的中心，所感觉到的总不免肤泛，写出来也不会好的。”^[29]

尽管如此，鲁迅并没有始终沉浸在无奈的情绪里，他对个人所能遇到的任何难以预料的境遇，似乎都是有所准备的。在致胡今虚的信（330801）中，他又说：“现在我所做的虽只是些无聊事，但人也只有人的本领，一部分人以为非必要者，一部分人却以为必要的。而且两手也只能做这些事，学术文章要参考书，小说也须能往各处走动，考察，但现在我所处的境遇，都不能。”这很容易使人想起鲁迅回忆在北京的创作时，也曾以同样的无奈语气说道“那时住在北京的会馆里，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吧，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30]我无意在此证明鲁迅为自己开脱的巧合藉口，而是要特别指明，鲁迅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文化启蒙者，在他的心目中学术研究、文化传播、翻译绍介、大众艺术的紧迫性远远大于自己关起门来搞创作。他每一次走上创作之路似乎都是在前者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才开始的。而鲁迅在后期之所以没有更多小说、散文作品创出，恐怕更多的是因为现实早已不能令其感动。周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根本进入不了鲁迅的心灵，甚至进入不了记忆。那些看似文化表面繁荣的精神事件，在鲁迅眼中只是些“无聊的纠纷”罢了，而深藏于其杂文写作深部的对民族灵魂的窥视，对中华文化专制及奴性心态的种种不留情面的批判，不但多被政府当局抽去，被敌手文人当作个人攻击的靶子，更是在无法获得自律的读者麻木的心中掀不起多少波澜，后者无疑是最令鲁迅痛心的。“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31]十年前“荷戟独彷徨”的孤战情形，并没有随社会世态的变迁而有多少改变。不仅如此，还有更多琐碎的人生过往，逼迫着鲁迅在从事文学事业时，要时刻考虑销路，这使其不得不将个人好恶放到一边。更何况，这一年，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地蹂躏中国国土，鲁迅面临的重大问题早已不是一己之生存，而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本身。因此，鲁迅文学观的干预意识较以前愈加强烈。在致徐懋庸的信（331220）中，他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趟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在致周茨石的信（330525）中，他谈到办刊的两种意见：“（1）如办刊物，最好不要弄成文学杂志，而只给读者以一种诚实的材料；（2）用这些材料做小说自然也可以的，但不要夸张及腹测，而只将所见所闻的老老实实的写出来就好。”如果说第一条表现了文学对现实的无力，那么第二条无疑在宣布当时社会需要的只有现实主义文学，甚至连小说最基本的美学元素——虚构，也可以完全抛弃，这对于重视文学审美性的观念持有者来说，无疑是颇值得商榷的。更重要的，现实主义在鲁迅这时的观念中早已不是一种文学技术，更是意识形态。

而杂文，借助于报刊这一当时最具有现代性和大众性的传播媒介，成为最能广泛触及民众的文学样式。鲁迅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32]在他具备祛魅能力的文化批评视野内，中国的统治阶级在“狂赌救国，纵欲成仙，袖手杀敌，造谣买田”^[33]；教徒吃教就像老英雄吃革命饭；小百姓们则生活在“无特操”的精神世界里，他们于国难之中，不救国土救月亮，不救灾民救鬼魂^[34]，即便是吃白相饭、揩油，也底气十足得很；上海的少女过分早熟；上海的儿童“顽劣，钝滞”；上海滩的文人一如狐鼠鬼蜮，充当着文虻、文官、文探、富家儿的鹰犬、叭儿和无赖、覆面英雄们的二丑角色。他们捐班、互捧，或是以帮闲的嘴脸插科打诨、玩笑扯淡，或是摆出心的腐烂来，却将之当作内面的宝贝，或是忙于投机欺骗，一味粗制滥造，增些先前所没有的缺点。他们用秕谷养青年，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35]为了争夺话语权乃至名利，他们不惜“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36]。在这些所谓“中国新文人”的掌控下，社会文化面貌一派乌烟瘴气：新时代的美术代以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37]，“一种学问或文艺介绍进中国来，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大抵就烟消火灭”^[38]，而鲁迅精心供给中国的文化书籍，如《士敏土之图》，却“买者寥寥，大半倒在西洋人日本人手里”^[39]。代表中国现代性最先进脚步的大都市上海，四处散发着商品经济和传统文化畸形结合酝酿出来的怪异的精神气质。这些轻敷在古老文明表面的所谓现代化金色粉饰，虚衬出旧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种种流弊。“新的文化既幼稚，又受压迫，难以发达；旧的又只受着官私两方的漠视，摧残”^[40]，而五四运动的启蒙者急于事功，竟没有译出什么有价值的书籍来。当年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在鲁迅眼中早已堕落成“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41]了。为此，鲁迅焦灼地呼唤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呼唤人的战士的斗争。

毫无疑问，正是文化启蒙在鲁迅日积月累的抗争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并促使了鲁迅式知识分子的独立得以实现。然而，在国家的生死存亡面前，渐进的文化启蒙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外在社会的狂澜与实际书斋生活的静谧，又构成鲁迅生存鲜明的对比。因此，其杂文中的爱国之情，总让读者觉得与其平静的生活反差太大。在《祝〈涛声〉》中，鲁迅提到曾有人批评他说：“只要看鲁迅至今还活着，就足见不是一个什么好人。”这固然有读者将文学与现实混为一谈的审美偏差，但也可见多个鲁迅影像的难以重叠。实际上，转换角度思考一下，就会发现，鲁迅的本意是想为营造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而争斗，使知识分子话语能够带动大众张扬质疑精神，通过对思想文化批评的领悟，达到自我启蒙的目的，从而型塑出一个自主知性的阅读群体。但是，努力的结果事与违愿。这自然与国民党政权压制言论自由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式文人的积习，令鲁迅十分厌恶，他们构筑的文字世界充满了腐朽落后的因子，却成为广大“无特操”民众的精神信仰与想象源泉。这不能不使鲁迅悲哀地感到启蒙的最初目标，已离诞生于斯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越来越远。为了抽身而出，他只好选择文学性表达这一生存方式，在冷静的文化启蒙与热火朝天的现实斗争中，让自己栖身于一个可以抒发自由的审美空间。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最适合以语言为神祗的鲁迅的最佳选择。因为，永远戳穿伪善，撕破假面，这样的追求也只能在文学中实现。

尽管绝望的反抗深植于鲁迅个人生命的精神内核，同样深蕴其间的还有不易察觉的乌托邦理想，正是为了这不易察觉乌托邦理想，他才总是要否定现实，希望现实发生变化。鲁迅的话语中，主体始终是独立的，从来没有对任何权力的屈从，也没有对任何整体利益的诉求，常常处于一种对权力的紧张状态。因此，鲁迅式知识分子在理论上特征，也是应负的责任，就是要对社会现实始终持批判的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被认为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身上体现出的就是这种甘愿身居边缘的批判精神所构成的宽泛的自由主义。在这种批判精神的烛照下，鲁迅将文化战场从书斋延伸至政坛，他文学家的态度通过正面抵抗政治来维护，他身上的政治性则是由拒绝政治被赋予的。他的声音是边缘化的，姿态是局外批判的，然而却卷入了政治旋涡的中心。

由此不难理解鲁迅身上深刻存在的角色冲突。作为一个诚实的生活者，他面临着空前巨大的生存压力，作为一个民族主义爱国者，他为任何卖国行径所激愤，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文人，他有着表达内心呼声的强烈愿望，作为一个真理的探索者，他和尘世中人一样有着无法超越的迷茫与彷徨，更重要的，作为一个心系大众的文化启蒙者，他始终为国人贫瘠腐朽的精神食粮和所谓的“中国新文人”空虚的精神状态所深深忧患……而这一切要想全部以其合理的逻辑喷发出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各种角色之间也在互相牵制，甚至彼此颉抗。这种角色冲突注定了鲁迅独立人格的复杂有限性，和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心态与样态的参差性。或者说，鲁迅的独立人格只有在美学意义上，在文艺批评的语境中，才能更加合理的被世人理解和永恒存在。

注释：

[1]330626致王志之

[2]330711致增田涉，这里的书指的是《两地书》和《鲁迅杂感选集》。

[3]330711致母亲

[4]331002致姚克

[5]331021致曹靖华

[6]331027致郑振铎

[7]271021致廖立峨

[8]280224致台静农

[9]《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0]《集外集拾遗补编·通信（复魏猛克）》

[11]330714致黎烈文

[12]《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

[13]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5-126页。

[14]331202致郑振铎

[15]330708致黎烈文

[16]331023致陶亢德

[17]331027致陶亢德

[18]1933年鲁迅共收入10300.93圆（约合今人民币32万元），平均每月858.41圆（约合今25000元），而1933年上海市一个典型的工人四口之家（合3.3个等成年人）每年生活费仅为454.38圆，合每月37.87圆。当时的《申报•自由谈》报酬办法是千字2圆至5圆，给鲁迅的稿酬是千字6圆，合今人民币180元。参见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第187页，第59页。

[19]《南腔北调集·<木刻创作法>序》

[20]330801致何家骏、陈企霞

[21]《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上）》

[22]《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

[23][38]《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

[24]《南腔北调集·<萧伯纳在上海>序》

[25][35]《准风月谈·由聋而哑》

[26]330603致曹聚仁

[27]330618致曹聚仁

[28]331028致胡今虚

[29]331105致姚克

[30]《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31]《伪自由书·后记》

[32][36]《准风月谈·后记》

[33]《准风月谈·中国的奇想》

[34]《准风月谈·新秋杂识（二）》

[37]《准风月谈·各种捐班》

[39][40]331111致郑振铎

[41]331227致台静农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