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异新

        在我还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很为发表学术文章犯愁，不是不愿意写，而是写了到哪里发。面对图书馆期刊架上一个个面目森严的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杂志，信心先就减少了一半。可是，现在的研究生教育都在进行量化管理，必须发满一定数量的论文才允许毕业。研究生一年年在扩招，而学术园地就这么多，想争鸣探讨的热情逐渐演变成“为发文章而发文章”的焦灼。很多同学甚至一稿十投，还中不了，就只好去找交版面费的杂志了。一段时间下来，自己研究的课题没进展多少，对各类期刊的脾性倒研究透了。

        我所在的学校以期刊封面上是否印有“核心”二字来衡量所发文章的份量，否则不予承认。不过，有一份杂志例外，那就是《鲁迅研究月刊》。它格调古雅亲切，往往是用鲁迅书影或是书信手迹做封面，艺术气质浑然一体，从来也不印什么“核心”字样，但专家说，这是“核心”中的“核心”，可以算做是B类期刊了，这让我肃然起敬，心想，至少是学术威信才使它能够得到如此默认吧。

        于是，我就尝试给《月刊》投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五四启蒙主体的文化原罪意识》。不久，竟接到电话，说稿子可以录用了，这真让我激动不已。要知道，很多杂志的投稿需不断追问，有时一年多下来也没有结果。那期杂志刚发行的时候，我等不及邮递过来，便亲自跑到编辑部去取，真巧，那么多期刊刚刚从印刷厂送来，整齐地码在编辑部门外。编辑先生慷慨地多赠我两本，并鼓励我说文章反响还不错，这让我愈加兴奋而难忘。

        更令人庆幸的是，毕业后我来到鲁迅博物馆工作了。上班第一天，我暂时呆在一个书库里。我惊喜地发现，这就是《月刊》的书库。从最初的白皮本到现在装帧精美的新版式，尽管它们布满灰尘，但一样仆仆风尘的我，就像是遇到了老朋友似的感到阵阵暖意。我不禁一本本地饱看起来，她的历史也在眼前变得逐渐清晰。

         1976年，鲁迅研究室成立的时候，前辈李何林先生主持出版了《鲁迅研究资料》，当时是一年一本，还不能及时快捷地反映业界情形，于是，1980年就在此基础上创办了《鲁迅研究动态》，属内部发行，装帧很简单，俗称“白皮本”，这就是《月刊》的前身。为了充实编辑力量，1984年后，编辑部借调了来自黑龙江、南开大学、天津师大和云南等各地的鲁迅研究人才。这其中，王世家先生是比较特别的一位。“文革”中后期，他一直在边陲古城爱辉县自办关于鲁迅的定期内部刊物，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没什么检查机构，世家老师完全可以抛开政治包袱，自由择稿，不管是被打倒的，还是靠边站的鲁迅研究专家的文章，只要有价值，一律照收不误，撰稿者中包括叶圣陶、茅盾、许钦文等名家。正是像世家老师这样性情而严谨的研究者的不断加入，才有了今天《月刊》兼容并包的品格。1987年，《动态》获准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影响越来越大，到1990年就明显不能囊括研究的全部内容，而改刊名为《鲁迅研究月刊》了。经过代代学人默默无闻地辛苦劳作，撒播无形的种子，《月刊》逐渐发展成为目前海内外呈现鲁迅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她培养和扶植了大批优秀研究者，尽管是专科性学术杂志，但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超过了某些综合性社科类学术期刊。在2003 年的14位唐弢青年文学奖获得者中，从《月刊》走出的就有4位。《月刊》涉猎领域十分宽广，目前设有“作品与思想研究”、“史料研究”、“同时代人研究”、“域外鲁迅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美术研究”和“学术随笔”等栏目，每期约15万字，稿源滚滚而来多到无法统计，可以想见，她对稿件质量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但是正像鲁迅喜欢栽培年轻人一样，《月刊》还专门开辟了“青年论坛”，不然的话，我怎么有机会在名家荟萃的鲁研界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呢？

         有性情的编者，自然就有性情的作者。《月刊》聚拢的是一批发自内心热爱鲁迅的撰稿人，从稿酬支付上就有很多感人的事情，来证明她的纯洁性。知名学者林辰先生，就对《月刊》所付稿费，斤斤计较，惟恐其多。他曾在1992年的信中说：“收到三月份稿酬200元，我觉得太优厚了。拙文不过三千多字，不应有如许报酬。现寄还100元，请收下。我深深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怀！”在言必称经济效益的商品大潮汹涌中，这彼此之间真诚的谦让是多么感人至深啊。直到今天，《月刊》一直是视作者的热忱和文章的学术含量来支付稿费，从不去死板地抠字数，更不用说以索取版面费来求生存了。

         抬望眼，窗外屋檐上偶尔穿过一两只流浪猫，它们不知从哪家跑出，来到这红尘中静谧的花园，不走了。我忽然想到，鲁迅，结束了多少心灵的流浪，终于可以使个体精神停止飘泊，因一念专注而不再迷茫；而《月刊》将大家凝聚起来，营造了畅所欲言的氛围，从不为晋升评奖之类的世俗名利所囿，却每每打开智慧之门，这是怎样一个令人神往的所在。

        我不禁站起身，在书库中转了几圈，看着这些围绕着鲁迅的争鸣和言说，愈积愈多，装订成册，汇集成书，垒垛成山……我想，这的确是一份值得为之奉献和自豪的事业。

作于2004年夏，原载《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