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诗歌，即以各类历史现象和规律为基本题材内容进行铺叙、联想、抒情、议论的中国古代诗歌，是中国古代历史叙事话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来说具有较强的个人色彩和较高的审美价值。

一、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的基本分类与历史认知方式

　　中国古代历史诗歌，从大体上可以分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说叙事诗和咏史诗两大类型，前者着重于以诗歌的形式叙写历史本身，后者则更偏向于在诗歌中以历史为起点进行议论阐发。这两种类型的历史诗歌分别体现了中国古代诗人在两种不同层面上的历史认知方式。

1. 从内部观察再现历史的历史传说叙事诗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曾经提到：“观察历史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原始的历史。（二）反省的历史。（三）哲学的历史。”⒈ 所谓“原始的历史”，即历史家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看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而且他们跟这些行动、事变和情况的精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他们简单地把他们周围的种种演变，移到了精神观念的领域里去，这样外在的现象便演成了内在的观念。诗人以同样的方式，运用他感觉中的资料造成他的观念。当然，这些原始的历史家也利用别人的报告和叙述，因为一个人决不能耳闻目见一切的事情。”⒉ 而“反省的历史”的“范围是不限于它所叙述的那个时期，相反地，它的精神是超越现时代的。”⒊ 整理撰写此类历史的作者“用了他自己的精神来从事这种整理工作，他这一种精神和材料内容的精神不同。因此，那位作家在叙述各种行动和事变和动机时，他所依据的若干原则，以及决定他的叙事方式的若干原则，是特别重要的。”⒋ “哲学的历史”则力图从经验化的历史材料中提炼出永恒的精神内核和规律性，把历史的进展看作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性永远是同一的，而且它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他这种单一和同一的本性。”⒌ 这三种历史认知表述方式既可能同时共存，又构成一种逐层演进发展的关系，逐步由内省转为外察，由微观走向宏观，由特性推及共性，也在大体上反映出人类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历史认知与叙述进程。
　　应该说，由于中国古代历史叙事话语系统的混沌驳杂性和中国古代诗歌的灵活多变性，中国古代历史传说叙事诗所采用的历史认知叙述方式也相对较为模糊含混，它大致上隶属于“原始的历史”的范畴而又接近于“反省的历史”的边缘，主要采用内部视点对历史活动进行关照再现，既沉溺于所述历史活动又偶尔有所游离超越，这首先表现在其历史叙述的“拟现场化”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历史传说叙事诗中的叙事者与其所述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处于同一时空语境之下，有时甚至直接以特定历史人物的口吻展开叙事，其基础视点就落在这一时空语境的某个角落中，围绕着这个可以在特定时空语境场中作一定运动的视点，多条视线由近及远、由内向外地铺展开来，但大体上并不越出这个特定的时空语境场，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上被包含在语境场内部的动态球状视域，在这个已被限定的视域之内，假托的历史活动直击者（即叙事者）以其特有的细腻视角灵巧地捕捉在整体历史氛围之下的每一分细节和剪影，并全力将其剪辑整合成一个完整连贯的历史印象，这就造成了一种类似于现代纪录片跟踪拍摄式似的效果，以紧张快速的环视扫描来表现近距离的拟真感，如李商隐《韩碑》：“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当仁自古有不让，言讫屡颔天子颐。”⒍ 同时也刻意地对一部分历史细节进行特写放大，以便突出作为历史活动当事人的叙述者在具体历史场境之下的关注焦点，并将这种关注自然而然地传达给读者：“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冶。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如人肝脾。”⒎ 中国古代历史传说叙事诗的这种拟真化的历史临场叙事不仅尽可能逼真地描摹出历史语境场中的各种客观视听物象，也依赖假定的历史当事人（即叙事者）以微观探宏观的限知视角非常真挚地展示出身临其境、无法自拔的主观复杂心态，从内外两方面竭力营造了一种趋真化的整体历史氛围，这种被模拟再现的宏观历史氛围粗犷而厚重、纷乱而热烈，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吸引并打动读者，使其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设身处地地进入角色，完完全全地感受到历史大环境给人带来的心理冲击和压迫。
　　其次，中国古代历史传说叙事诗在历史认知方式上的模糊内省性还表现为其历史叙述的“双重主观化”，因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说叙事诗中出现的叙事者并不真的等同于实际的历史当事人，他在尽力揣度历史当事人思想情感的同时也持有自己对历史活动的种种独到认识，而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传说叙事诗异常复杂多变的态度倾向，往往深陷于历史情感的自我纠葛而无心全面挖掘历史活动本身的意义和规律，这第一就在于叙事者对历史当事人真实感触认识的揣度与理解：“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即便是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现场之内，视野有限的历史当事人也不可能洞悉全部的历史细节，当然更不可能对这些细节作出足够冷静公正的判断，而是往往随着历史环境的实际进展变化而改换立场态度。因此，历史当事人的叙述既切近可靠，也偏激狭隘，虽然尽力向客观化的方向靠拢，但仍在总体上被历史当事人的情感态度所左右，还通常会因为历史当事人本身的局限性而削弱深度和信度，一些繁复细腻的聚焦式叙述甚至反而会造成历史叙事的失真之感：“公退戒斋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⒏ 经过叙事者的模拟揣测，本来虚实参半的历史当事人叙述就更加复杂微妙、真伪莫辨了。然而，这种以揣度历史当事人心理为基础的历史叙事尽管在表面上流于肤浅虚幻，但却再好不过地揭示了具体个人在历史大环境下的迷惘与无力，非常贴切自然地还原出只存在于个人心灵深处的主观历史，也只有这种微观、片面、不稳定但是真挚诚恳的主观历史，才能够被后人在最大程度上掌握理解，它真实地折射出整个人类在经历历史、感受历史过程中的惆怅与无奈，让所有作为历史参与者的个人都为之叹息动容。第二在于叙事者自身对于所述历史活动的感触和评价：虽然在叙事过程中，叙事者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扮演着历史当事人的角色，但他毕竟还不是真正的历史当事人。所以，他偶尔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摘下“历史当事人”的假面，把视点突然挪到特定历史语境场的边缘上，以边缘人内外兼顾的视角和冷暖交加的口吻对历史活动进行仅属于自己的观察和评论：“我闻众说戄然起，参观前后皆天理。名士恃才总负心，佳人绝代偏蒙耻。种瓜得瓜势使然，以暴易暴终无已。果报只存眉睫间，纪纲都在伦常里。”⒐  此时的叙事者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既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历史语境场内部的荒谬与无奈，力图有所超脱突破；又被历史语境场的强大引力所吸附，不能完全摆脱历史氛围的干扰而实现真正的独立自省。所以，他的叙述评论也是既清醒又迷惘，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色彩，虽然有些部分已经探及到“反省的历史”的边缘，但总体上还在“原始的历史”内部徘徊，仍不能超出由内向外观察历史的模式。叙事者自我的这种欲进还退、欲语还休的矛盾性叙述评论一方面反映出后人在还原历史、重塑历史过程中的艰难取舍，另一方面也说明：自我矛盾本身就是历史叙事的基本特性之一，它伴随着历史叙事相生相存，根本没有必要回避也无法回避，与其小心翼翼地掩盖，不如大大方方地展示，坦率自然地直面自我矛盾反倒能成就历史叙事的主观情绪真实。因此，中国古代历史传说叙事诗的这种“双重主观化”叙事虽然极力追求客观，但却再好不过地表现了在具体历史语境之下的历史当事人和叙述者所共同存在的主观局限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省式历史认知方式有限无度的认知特色。
　　所以，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说叙事诗主要采用的是一种从内部观察再现历史的内省式历史认知方式，它一方面受制于历史叙事者的有限视角与主观情绪，往往纠缠于历史印象本身而难于探悉其背后的本质，不免有浅薄之憾；但另一方面又能够放大细化某些历史画面，使其亲近逼真化，以自然流露出的真实复杂情感来打动读者，令其在拟真的历史语境中得到彻底的陶冶和升华。

2. 从外部反思品味历史的咏史诗

　　和中国古代历史传说叙事诗一样，中国古代咏史诗所采用的历史认知叙述方式也是相当难以界定的，它大体上处于“反省的历史”的范围之内又偶尔触及到“哲学的历史”的界限，主要采用外部视点对历史活动进行审视剖析，既对所言历史活动进行冷漠且不无偏见的议论，又时常在不经意间点破了历史活动背后的内涵和规律，这首先表现在其历史言说的“异场化”上：这些咏史诗中的评论者往往直接以后人的面目出现，与其所谈论的历史人物或事件所处的时空语境是完全不同的，他的基础视点置于具体的时空语境之外，基本上固定不动，从这个远距离静止视点出发，多条视线以射线的形式由外向内直接穿入或相切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场，这就构成了一个将具体的历史时空语境场包含在内的静态圆锥状视域。在这个范围可以无限扩大的视域之内，“一部历史如果要想涉历久长的时间，或者包罗整个的世界，那末，著史的人必须真正放弃对于事实的个别描写，他必须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他的叙述。这不但要删除多数事变和行为，而且还要由“思想”来概括一切，藉收言简意赅的效果。”⒑ 所以，中国古代咏史诗中的历史评论者虽然能够通览整个历史时空语境场的总貌，但却无暇也无力对历史时空语境场中的每一个历史细节进行逐一把握，只能抽取其中某一个历史剪影进行观望咏叹，或是对整体的历史时空语境进行粗略而恰当的概括定性，这就造成了一种类似于远景摄影似的效果，以松弛慢速的远眺表现出远距离的模糊感和宏观感，如李商隐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⒒ 并有意识地淡化削弱对所议历史活动本身的叙述，把历史评论者事后所发出的主观评价和感叹放到最为突出的位置上，并且强调这种主观评价的局外特征：“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⒓ 中国古代咏史诗的这种异场化议论虽然略显散漫随意，一些言谈也未免轻率刻薄，但这种居高临下、不拘小节的外察式历史议论却往往能够极为准确地切中历史发展的总体脉搏动向，指明纷繁复杂的历史大环境中所存在的关键问题，体现了极强的历史洞察力和敏感性。但历史评论者在另一方面又尽量收敛节制这种睿智的外察式历史议论，并不将其完全铺展开来，而是点到即止，留有余地，这就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随他们自己去主动填补异场历史叙述与议论的空白。而这是符合历史纪录与流传的基本规律的：真正的历史既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即属于群体，也属于个人。每一个读者心中都有一段仅属于自己的历史，历史也正是在一代代读者层累延展式的联想中逐渐丰腴生动起来，进而具有了无限的底蕴与情致。
　　其次，中国古代咏史诗在历史认知方式上的外察性还表现为其历史言说的“近客观化”：虽然中国古代咏史诗明显是以阐发历史议论为主，从根本上说带有不可否认的主观特色。但历史评论者毕竟置身于具体的历史时空语境之外，与他所评价议论的历史活动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这就使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制自己的主观情绪，以更为冷静理性的态度对所述历史活动进行剖析，能够不为表层的历史形象和氛围所迷惑，进而反思整个历史活动的深层动机和意蕴：“ 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⒔ 这就使中国古代咏史诗更多地表现出“以理服人”而非“以情感人”的艺术特征：在中国古代咏史诗中，历史评论者已经不再像历史传说叙事诗中的历史叙述者那样，把历史活动的外部现象细节看成是最有价值的历史组成部分，而是充分地认识到所谓的历史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有它不可知、不能知，只能凭后人去揣测猜想的一面。既然如此，再作极力还原全部历史外象的努力便显得有些徒劳，不如以历史整体概貌或某个可以被感知的历史片断为切入点，深入挖掘历史活动中所蕴含的思想和教训，而这些对原始历史材料的思想提炼虽然很可能粗糙简易，但却极为冷峻深刻，且能够被后人所完全掌握理解。当历史评论者在中国古代咏史诗中把自己的自然情感压制到近乎冰点的时候，他在片言只语中所作的历史思想探索也往往可能触及到历史规律的边缘：“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来事，只有滩声似旧时。”⒕ 此种历史评论虽不无偏激之处，但却竭力向客观理性化的方向靠拢，甚至在议论上追求零度的感性化，这种向客观化的努力趋近说到底仍然是历史评论者的一种主观选择，且其追求的是一种观念上的客观而非事实上的客观。另外，在中国古代咏史诗中，历史评论者的立场身份是统一而单纯的，他只需要在诗中看自己想看的历史，说自己想说的话，纯粹地展示自我的观点和态度，而不需要再分身充当其他的什么角色，更不需要以揣测他人来掩饰自己。这就避免了历史议论者在情感态度上的人格分裂和自我矛盾，使其尽可能地减少了自己的精神内耗，以尖锐有力的单向思辩穿透历史现象，直击历史内涵。而这也使他的言说重点从主观所见转移到了客观所在，从言说对象的身上极力剥除了主观再现的外衣，并直接把自己的评论叠加到未经观察还原的言说对象上。而从这种情感较为单纯、立场较为坚定的中国古代咏史诗中所映现出的历史，虽然不如从历史传说叙事诗中所展示出的历史那么丰厚，但却清晰抽象，自行剔除了大量历史活动中所可能出现的主观矛盾和情绪变化，因而也使中国古代咏史诗在总体上呈现出“客观理念化”的特色，更容易诱发读者的专致深思。因此，中国古代咏史诗的这种“近客观化”言说虽然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主观议论，但是尽力采用客观化的评判原则和思考方式，表现了站在具体历史语境之外的历史评论者的超脱与深刻，从一个非常微小的角度体现出外察式历史认知方式无限有度的认知特色。
　　总之，中国古代咏史诗主要采用的是一种从外部反思品味历史的外察式历史认知方式，它一方面放弃了对全部历史外象细节的精准把握，仅对历史宏观氛围作粗线条勾勒或是抓住个别细节进行深入探讨，未免有粗疏之感，另一方面又依赖历史议论者的外部全知视角与客观理性分析，往往能于不经意间点破历史真谛，以冷峻深彻的思索引发读者的警醒和回味。

二、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的总体思想艺术特征

　　中国古代历史诗歌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也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定完整的总体思想艺术体系，具体又表现为非奇不言的尚奇性、情理相悖的矛盾性和以悲为美的悲情性三种思想艺术特性，在这套稳定的总体艺术思想的统摄下，中国古代历史诗歌往往深刻而奇谲，展示出独特的美学风貌。

1. 非奇不言的尚奇性

　　与其他的历史话语文体相比，中国古代历史诗歌在思想上更强调个性化的求新性和创造性，但又不能完全摆脱已知史料的束缚，这种思想追求和创作基础之间的矛盾便造就了中国古代历史诗歌非奇事不谈、非奇论不发的尚奇性艺术特征，在已知史料所划定的有限空间内极力腾挪闪跃，最大程度地展示出诗人个人的心灵悸动和艺术天赋。
　　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的尚奇性首先体现为题材之奇，也就是非奇事不谈。绝大部分中国古代历史诗歌都以悖于常情、异于常规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历史活动为基本谈论对象，基本上舍弃了对更为平淡且普遍的历史活动的言说，这种求奇好怪的取材倾向使中国古代历史诗歌中所谈论提及的历史更多地展现出“奇史”、“异史”的面貌，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偶然性与转折性，难以让人完全理解并进一步加以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片面狭隘性。但正是这种片面狭隘的奇异化历史，却具有摄人心魄的魅力：因为历史不仅是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也是选择接收过程中的历史，即便是完全相同的一段历史事实，在不同的认识者眼中也会全然不同，也正是由于经过了无数个历史解读者各自不同的剪辑筛选，历史才会色彩斑斓，意味十足。应该说，诗人截选历史的基本出发点和职业历史家的基本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史家追求历史之真，目标在于尽力还原历史现场的本来面目，故纪史选材求全责备、不避其繁，当然也不会漏掉一些平淡乏味的历史环节；诗人寻觅历史之美，目标在于从历史中重新发现富于情韵、令人感动的成分，所以写史选材不必求其全，反倒要尽力绕开历史中平庸无奇的部分，只选取最容易诱发他人诗性联想的奇异历史活动进行抒写。这些奇异的历史活动虽然带有很强的不可知性，不能用一般的历史惯例去衡量揣度，但却具有无限的神秘感和开放性，使诗人和读者在抒写和阅读的过程中获得全面的思想陶冶和情感舒展。所以，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的这种题材之奇是和中国古代诗歌的抒情特性紧密相关的，它由奇见情，寄情于奇。
　　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的尚奇性还表现为议论之奇，也就是非奇论不发，往往对同一种历史活动进行反复评论，屡有翻案之作问世，感前人之所未感，言前人之所未言。如杜牧《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⒖ 这其实仍是由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观个体化特性所决定的：对于全身心展示自我、释放自我的诗人来说，历史既是无穷的，也是有限的，值得寄情抒怀的历史活动也许并不太多。那么，中国古代历史诗人们就只能以在众人司空见惯、耳熟能详的历史活动中以发掘新意的方式来施展才华、拥抱自我。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留给诗人们自由发挥的空间已然有限，诗人们就不能不以惊人之论来充盈这个狭小的空间，使其不至于呆板苍白。因而，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的这种议论之奇既是精彩之处，也是无奈之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诗人在处理宏观历史与微观自我关系时的一种妥协与折中。
　　说到底，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的尚奇性是由中国古典诗歌的根本文体特性决定的：这些历史诗歌首先是诗，然后才是历史，所以反复地在历史之真和诗歌之美之间徘徊，以寻求稳定的制衡点。最终，这个点立在了“奇”上，这就使中国古代历史诗歌似真还幻、虽美近妖，呈现出别样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

2. 情理相悖的矛盾性 
                                                                                                                                                                
　　中国古代历史诗歌既以尚奇为先，就必然蕴含着一些极不稳定、充满张力的因素，这使得中国古代历史诗歌时时刻刻都处在激烈变化的动态情境下。在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的这些极不稳定但是充满动力的因素中，最为核心的一个就是它情理相悖的矛盾特质。
　　中国古代历史诗歌情理相悖的矛盾性主要表现为个人之情与社会之理之间的矛盾，但由于中国古代历史诗歌所包含的“个人”意蕴较为复杂，所以又可以分为历史人物之情与社会之理的矛盾和诗人本人之情与社会之理的矛盾。首先即是历史人物之情与社会之理的矛盾：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的创作者们已经认识到，置身于历史活动之中的具体历史人物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属于社会，要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社会人，又是属于自我，有血有肉，有着自己独特情感心理需要的自然人。在特定情况下，历史人物的社会身份与自我情感会发生激烈冲突，而这就把历史人物挤压在了两难的境地之中，不管他是选择社会公理，还是倒向自我感情，他都必然会受到伤害，有所缺失。而且，由于具体的历史人物无法脱离特定的时代环境而存在，那么这种尴尬的处境和残酷的伤害对于具体的历史人物而言就是无可回避的。由于主情的诗歌特性，中国古代历史诗歌（如《长恨歌》、《圆圆曲》等）一般都对依照自我感情行事的历史人物持以深深的同情，但却并不完全肯定其行事的合理性；对依照社会公理行事的历史人物则通常持以赞许，但又往往不由自主地对其情感的残缺和荒凉抱有深深的遗憾。因此，对中国古代历史诗歌而言，这种历史人物的个人情感与社会公理之间的激烈矛盾是普遍存在而又无法解决的，它不可能像史传文学那样以基本放弃个人情感的方式来求得情理矛盾的消除，也不可能像历史小说那样用折中个人情感和社会公理的方式来实现情理矛盾的调合，只能以一种突兀而高蹈的姿态来全面地展示这种矛盾，并使其持续存在下去。这种无可回避的情理矛盾一方面扩充了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的内涵，使其在思想深度和厚度上都有所拓展，另一方面又把这种矛盾的必然性和无解性以一种诗意的方式真诚坦率地展示出来，增加了中国古代历史诗歌本身的艺术张力与潜力。
　　中国古代历史诗歌情理相悖的矛盾性其次表现为诗人本人之情与社会之理的矛盾，虽然在一般的中国古代咏史诗中，诗人要极力克制忍耐自我的情感，以便使议论观点趋于客观化，但克制并不等于彻底舍弃诗人自己的主观情感。在以抒情为第一要务的中国古代历史诗歌中，诗人自己情感态度仍然时不时要有所表露。尽管他尽力冷化自己的主观情绪，使之趋近于社会公理，但这种个人主观情绪和社会公理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永远也不可能和社会公理相重合。诗人之情虽近冷却，但仍浪漫，总是在为一切历史活动的发生发展寻求合理性，并试图以自己的视角来解释历史、了解历史，这种做法本身就是相当情绪化和理想化的。社会公理名之曰理，实则无理，本身就包含着某些荒谬而不合理的因素，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根本没法解释全部历史活动的根源。同样，历史活动也往往具有它不合理的一面，永远无法被人理解掌握。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人类才算比较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公理。所以，中国古代历史诗歌中的议论评价虽然义正词严，清晰冷峻，其实仍然不过是诗人主观情绪的一种宣泄，与在诗中若隐若现的混沌社会公理还是存在着较大矛盾。于是，在诗人本人之情与社会之理的联系与矛盾之中，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的不定性和开放性大大增强了，也在另一个层面上点出了宏观历史与微观个人之间既切近又茫远的微妙关系。
　　所以，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的这种情理相悖的矛盾性实际上是由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抒情特性和中国古代历史的公理特质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只要中国古代历史诗歌存在一天，这种诗歌与历史之间的矛盾就永远无法消除平息，只能以一种激烈而困惑的状态长久维系下去。

3. 以悲为美的悲情性

　　除了尚奇性和矛盾性之外，中国古代历史诗歌还具备以悲为美的悲情性艺术特征，这种悲情化艺术特征建立在尚奇性和矛盾性的基础之上，也更为根本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的思想艺术个性。
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的悲情性，事实上是由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的个体性与中国古代历史的群体性之间的不断冲突所决定的，说到底是一种以有涯观无限之悲。中国古代诗人关注个体、热爱自我，也毫无保留地把这种关注和热爱带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之中。但是，每当中国古典诗歌以历史大题材为基本抒写对象的时候，这种对个体生命意识的推崇和热爱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一方面，中国古代历史诗歌和其他的中国古典诗歌一样张扬个性，对每一个在历史中经过的人物（不论他是历史人物还是历史评论者）都持以尊重、抱以同情，甚至还不惜对一些忠于自我个性、敢于挑战历史规则的特定历史人物进行热烈的赞美；但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的创作者们也认识到：人物，不管是什么样的个体人物，最终都要被历史的潮流所湮没，不论他是顺从还是抗拒，是平庸还是出色。那么，人的个性虽然璀璨耀眼，最终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浪花，一闪而过，不能永驻，只能给后人留下无尽的叹息和感慨。况且，中国古代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群体史，个性化的因素往往被当作异端而被铲除扫荡。在对沉重的历史进行抒写的时候，敏感多思而又热爱个性的中国古代历史诗人当然不会不痛苦地察觉到群体性历史对于个体生命思考的压迫和催折，但他们也无力改变这种现实，只能把自己的悲伤和无奈连同复杂的历史一同写进属于个体自我的诗歌之中，这也是他们在群体性历史压迫之下所能做的唯一一点保存自我思想的努力。中国古代历史诗人的这种共同悲情在一代代的中国古代历史诗歌中反复展示出来，随着循环演进的中国古代历史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因此，中国古代历史诗歌的这种悲情特性实际上来源于诗意个性思想对历史群体威势的抵制与反抗，虽然自不量力，最终要归于失败，但却在反抗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获得了升华。
       　　　　　　　　　　　　　
　　　　　　　　　　　　　　                          （原载《励耘学刊》2009年第1辑，总第9辑）
 

 1（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P1
 2（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P1
 3（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P4
 4（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P4
 5（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P10
 6 李商隐《韩碑》：载《全唐诗》第十六册卷五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P6154
 7 李商隐《韩碑》：载《全唐诗》第十六册卷五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P6154
 8 李商隐《韩碑》：载《全唐诗》第十六册卷五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P6154
 9 薛绍徽《老妓行》：载钱仲联所著《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1986年3月第1版，P4
 10（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P5
 11 李商隐《贾生》：载《全唐诗》第十六册卷五百四十，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P6208
 12 李商隐《咏史》：载《全唐诗》第十六册卷五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P6173
 13 李商隐《南朝》：载《全唐诗》第十六册卷五百四十，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P6183
 14 陆游《楚城》：载《全宋诗》第三九册卷二一六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P24461
 15 杜牧《赤壁》：载《全唐诗》第十六册卷五百二十三，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P5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