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然

　　进入1936年后，鲁迅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早已患有的肺病迅速恶化，病情日渐加重。1月，他的肩和胸一直在剧痛，3月2日曾突然的气喘大作，5月15日病情再次发作，一直热度不退，打针、输液未曾间断。6月末的一天，6月末的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5日以后，“日渐萎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8月，他痰中带血，病况愈发严重。同月他曾赴须藤医院就诊，从肋膜抽水，再次吐血。

　　9月5日他在《死》一文中对自己的病况做了简单的叙述，谈到自己的一些杂感。《死》是鲁迅逝世前一个多月写的一篇文章，他写道：“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是可以自白的”，并在文章中留下七条遗嘱：（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但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允许给你的事物，不要当真的。（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无和他接近。

　　在鲁迅病况最为严重的一段时期，宋庆龄正因阑尾炎住院治疗，史沫特莱到医院看望她，并告诉她鲁迅病重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后宋庆龄马上要去看鲁迅，但由于伤口未愈，朋友和医生都劝说她不能出院。宋庆龄只好用英语口述自己的急切心情，因为一直就读教会学校书写汉字有一定困难，只好由世交好友廖梦醒女士代笔，根据她的意思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力劝鲁迅赶快入院治疗。

　　这封具有珍贵价值的、见证宋庆龄与鲁迅深厚革命友谊的信件，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用纸2页（图一），纸质为道林纸（附信封一个），信纸高21厘米，宽28厘米，钢笔竖写。信是这样写的：

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的担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状的，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我厌恶入院，竟拖延了数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时，才迫着入院了，然而，这已是很危险的时期，而且因此，还多住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假如我是早进去了，两星期便可以痊愈出院的，因此，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担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内得不着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祝你

痊安

　　　　　　　　　　　　　　　　　　　　　　　　　　　　　　　　　宋庆龄

　　　　　　　　　　　　　　　　　　　　　　　　　　　　　　　　　六月五日

　　这封信落款“宋庆龄 六月五日”墨色笔迹与正文不同，是宋庆龄惯用的蘸水笔所书；信封上“周同志收”几个字，墨色笔迹与落款相同，也是宋庆龄的亲笔。信封上没有邮票、邮戳，可见没有走邮局，而是专人送去的。

　　这封信言辞之恳切，语气之急迫，友情之真挚，真让人有宋庆龄起而行之当面力劝鲁迅赶紧住院治疗的感觉。更加之可贵的是，它不仅仅出于朋友私情，她是站在为中国，为中国革命的高度写这封信的。郁达夫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

　　崇敬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宋庆龄的这封信代表着爱戴、崇敬、珍惜鲁迅的朋友没的心情，所以至今读来，仍有感人的力量。

　　1956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开馆之际，请求宋庆龄女士重抄此信（图2），宋庆龄欣然应命。抄件用宋庆龄习惯的横行蘸水笔书写，与原信字句略有不同。这封宋庆龄亲笔抄录的信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

　　宋庆龄与鲁迅这两位伟大人物友情的建立是从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开始的。鲁迅、沈钧儒等是同盟上海分会的执委；由于同盟临时执委会经常跟上海分会执委一起举行联席会议，所以鲁迅实际上也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宋庆龄在1977年8月2日写的《追忆鲁迅先生》中写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和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歌名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

　　此后，他们曾多次在一起共同商讨与反动当局的斗争策略。同年5月为抗议德国法西斯暴行，宋庆龄与鲁迅、杨杏佛等人同往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向德国领事馆抗议书》，这抗议书发表在5月14日的《申报》上。鲁迅还专门写了《华德保粹优劣论》和《华德焚书异同论》，署名儒牛，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痛斥法西斯的丑恶罪行。

　　据宋庆龄回忆，她与鲁迅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35年11月苏联大使勃加洛夫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举行“庆祝十月革命十八周年招待会”上，宋庆龄、鲁迅等20余位文化知名人士参加。宴会后放映了苏联电影《夏伯阳》看完电影后，鲁迅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这话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在他上海的最后一处寓所大陆新村九号病逝，终年56岁。宋庆龄得到消息后悲痛不已，她立即赶到鲁迅家里，和蔡元培、冯雪峰等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并亲任治丧委员会主席。他们在讣告中引用了鲁迅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