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阳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前后(战国时期)，衰落于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在大漠南北活跃了约三百年。其后(公元四——五世纪)又在中原地区继续活跃了将近二百年，其统治疆域不仅包括了长城和天山以北的广大草原地区，影响所及，东到大海，西抵中亚，北控西伯利亚高原，对中国历史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同时并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游牧文化。北匈奴被迫西迁后，在欧洲曾建立起强大的匈奴帝国，几十年中席卷了欧洲大部，沉重打击了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亦不可低估。多少年来，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对匈奴的各个方面都进行过研究和探讨，其中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匈奴民族是如何起源和形成的。
　　过去笔者在《匈奴民族起源于鄂尔多斯地区辩难》[1] 一文中，曾结合文献和考古学资料，考察了匈奴与自然地理环境，匈奴的葬俗、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问题，切断了匈奴与北狄在族源上的联系，从而否定了匈奴与北方游牧民族鬼方、獯鬻、獫狁、北狄同族源说。在此，谨就这一问题再提几点补充意兄，以求教于诸位学者。
　　 

一　匈奴民族形成于何时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诸家分歧的焦点。其中早者认为匈奴起源于夏商：晚者则坚持匈奴起源于战国。上下相距一、二千年，时差可谓大矣!

   　笔者认为，在考察匈奴民族的形成过程，探讨匈奴族源问题时，首先应当搞清楚“民族”这个概念，对民族的定义作出统一的规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一定范围之内展开有意义的讨论，以期逐步解决这一难题。

　　关于民族的定义，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主张各种人们共同体，包括氏族，部落和民族，都可从广义上称为民族；但更多的学者则主张民族是原始社会后期由部落或部落联盟融合而成的，是“政治社会”即阶级社会或文明社会的产物，应与氏族，部落的概念有本质的区别。

　　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

　　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特征的人们共同体；民族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民族产生至民族消亡，是与生产方式的变化相适应，与阶级社会的存在相始终的。故原始社会时，民族应未产生。这种观点是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性的。

　　在民族概念统一的前提下，我们再来探讨匈奴民族形成于何时的问题。

　　既然民族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那么，匈奴何时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就成了匈奴民族形成何时的关键。

  　  《史记•匈奴列传》在记述匈奴早期历史时这样写道：“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逐水草迁徙，……然亦各有分地。”“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这段记载正是匈奴在头曼单于之前，牧场仍归氏族公有，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合而为一，氏族组织还未解体，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极不稳定，王位并未世袭，国家还未建立的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这种社会状况表明，匈奴当时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还未踏入阶级社会的门槛；也就是说，匈奴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还未最后形成。

    　到了匈奴第一个单于头曼和其子冒顿单于时(公元前三世纪晚期——前二世纪早期)，匈奴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显著标志是，冒顿杀其父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确立了匈奴单于的世袭制度。匈奴单于世袭制的确立也标志着匈奴社会从此进入阶级社会。

    　另外，在漠北发掘的属于公元前三世纪至前二世纪的匈奴墓葬中，有随葬品甚为丰盛富有的大墓，还有许多随葬品极其贫乏穷困的小墓。这可以看作是匈奴社会发生质变的一种反映[2]。

　　匈奴名称最早见于古代文献的年代是公元前四世纪末，这恐怕是匈奴同中原诸侯国接触的上限，也应是匈奴出现于历史舞台之时。到了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更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和政治实体而崛起于大漠南北。否则，一部匈奴史何不自有商周间的鬼方开始?

 

　二　关于匈奴人种归属的联想

　　由于人种在构成民族待征的诸因素中，最具有遗传性和稳定性，对研究古代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匈奴人种归属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见解：匈奴应属蒙古人种；匈奴是一个混合的种族，兼有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两种成分；匈奴属于欧罗巴人种。

   　潘其风先生根据国内外发现的匈奴的颅骨材料，分析了匈奴的人种成分，发表了《从颅骨资料看匈奴族的人种》等几篇文章，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其中有些论据和推论给了我几点启示，激发了关于匈奴人种归属的一些联想。

　　1977年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发现东汉时期(相当于公元二世纪)的南匈奴贵族墓，该墓随葬品中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一枚可证[3]。“综合形态和测量分析两方面的比较，大通匈奴颅骨体质特征的主要倾向，表现出与北亚蒙古人种有较密切的关系。”“基本上与贝加尔湖匈奴组接近。”但，“又与贝加尔湖匈奴组不尽相同”[4]。

　　1973年发现的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桃红巴拉古墓，据考古发掘报告说，这是春秋晚期白狄或称为先匈奴的墓葬”[5] 。“桃红巴拉颅骨的面部特征，与贝加尔湖匈奴有些相似”，但“显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6] 。

　　1979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毛庆沟遗址发现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考古发掘报告认为毛庆沟第一期文化应属于某一支狄人的文化。而二、三、四期文化则可能与楼烦有关[7]。毛庆沟组头骨的体质形态特征，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的现代人华北组接近，与北亚和极区类型差别明显，只是面部扁平性与北亚类型有些相似。”“就现有的颅骨材料，我们知道甘肃史前混合组、商代殷墟安阳一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南山根组等古代居民的面宽都偏窄。也可以说至少远在青铜时代，一种面型相对较狭的古代居民就已经广泛地分布于华北地区。与此相联系考虑，毛庆沟组的面宽较窄这一特征的出现，可能并非偶然，这也许可以认为毛庆沟组的体质特征与青铜时代的华北居民有较密切的关系。”[8]

  　  潘其风先生列了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东汉时期南匈奴贵族墓、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桃红巴拉春秋晚期白狄或先匈奴墓、内蒙古集宁市凉城毛庆沟战围时期狄人墓墓主人颅骨体质特征后指出：“上述匈奴头骨材料出土地点的地理分布，在亚洲发现的地域南自河套地区，北至贝加尔湖。时代自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包括了春秋战国、西汉和东汉几个历史时期。分析这几组匈奴头骨人种的类型的差异和分布，大致可以看到下面这样一些现象：

    　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诺颜山出土的头骨的人种类型基本相同，都可归属于蒙古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人中还杂有欧罗巴人种因素的混入。但离诺颜山以西三百公里的呼尼河沿岸发现的时代稍晚的匈奴人群中，则存在有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两个大人种共存的现象。

　　在我国境内所发现的匈奴墓葬中，迄今尚未见到有两个大人种共存或混血的现象。同时也缺乏以长颅型结合低颅型为主要特征的古西伯利亚类型的头骨。桃红巴拉和毛庆沟两组头骨的颅面形态特征虽然带有某些北亚人种的因素，如较高的上面高和扁平的面部，但主要是以接近东亚人种的形态特征占优势，尤其像毛庆沟组头骨中普遍的高颅性质和较窄的面宽这类与东亚人种相似的特征，显然与外贝加尔地区和诺颜山的匈奴头骨有差别。从时代上看，桃红巴拉和毛庆沟两组均早于外贝加尔和诺颜山的匈奴遗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欧匈牙利发现的匈奴时期墓葬中得到的古人类学材料，也有属于古西伯利亚类型的头骨。这证明了入侵欧洲的匈人就是源于东方的匈奴。既然北匈奴的后裔仍保持有古西伯利亚类型的特征，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测组成北匈奴的主体居民是属于古西伯利亚类型的人群。”[9]

   　 从以上几组匈奴人种材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在外贝加尔和蒙古地区发现的匈奴人骨可归属于蒙古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内蒙古地区发现的所谓春秋战国时期的匈奴人骨虽带有北亚人种的因素，但主要是以接近东亚人种的形态特征占优势；青海大通发现的东汉时期南匈奴贵族人骨表现出与北亚蒙古人种有较密切的关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桃红巴拉和毛庆沟墓葬的族属是否为匈奴?我们曾在有关文章中对以桃红巴拉为代表的一批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的可信程度提出质疑，并认为由于北狄与匈奴实非一族，而至战国晚期之前，在鄂尔多斯一带活动的民族主要是北狄，并末纳入匈奴的势力范围，因此这批墓葬的族属应是北狄[10]。田广金先生在后来出版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一书中，已对自己过去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作了修正。[11]

    　由此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先于匈奴民族几百年，从“原草原居民”中发展起来而活动于北方地区的北狄民族，通过与华北地区华夏民族的接触，不但在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且在人种上也发生了变化，逐渐更接近于东亚类型。

 　   (2)于公元前三世纪兴起的匈奴民族，其人种应归属于蒙古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后在其民族大发展和大融合阶段，又杂入了东亚类型、欧罗巴人种等成分，但在程度上，这种东亚类型成分也比北狄民族的东亚类型成分所占比例少得多。这可能是由于强大的秦汉政权与匈奴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敌对性和地理区域上的隔离性所造成的。

　　匈奴人种的归属还说明，在匈奴民族兴起之前，与中原华夏民族打过交道的鬼方，獫狁和北狄绝非匈奴或先匈奴，否则上千年的交往混居，恐怕难以保持匈奴原生血统的“纯洁性”，从而应在后来的匈奴民族人种成分上，表现出更多的东亚类型体质特征。关于这一点，我们已从青海大通县东汉时期南匈奴贵族人骨仍以古西伯利亚类型成分为主这一事实中得到了印证。

 

三　匈奴民族与夏、羌等民族同一族源辩难

    　在匈奴族源诸说中，匈奴与夏同族之说历史最为悠久。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一开始便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谆维。”以后历代，倾向此说者不乏其人。

   　 内蒙古考古所的陆思贤先生，在《“撐犁孤涂单于”词义反映的“攣鞮氏”族源》一文中论证和发展了这一观点[12]。其论据主要是：匈奴统治集团的主体民族奉祀的原始图腾是龙；顾颉刚先生认为黄帝、禹、烛龙、鼓、垣娥等神话均属于昆仑系，出于羌戎，匈奴统治者攣鞮氏对于天与龙的信仰又如此相似，那么也应源出羌戎；夏民族与匈奴民族的立国星象同为“昂星团”，说明夏民族在远古也是匈奴的一个支系，或同出于羌戎族；夏民族与匈奴族所崇拜的图腾神都是龙，族源相同也无可非议。

   　对陆先生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试提几个问题如下，以期引起讨论

　　（1）匈奴与夏在人种类型上的比较

  　  前面我已介绍了匈奴民族的人种类型，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夏民族的人种类型的归属。

　　由于相当于夏代的河南龙山文心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人骨材料采集缺乏，夏民族人种类型还不能明确定性。但韩康信、潘其风二位先生在经过分析比较之后，得出以下结论：“大约在公元前第五——四千年，生活在黄河中游的具有中颅型、高颅、中等面宽和面高、中等偏低的眶裂，较宽的鼻型、比较扁平的面和上齿突颔、中等身高等特征占优势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可能与传说中的华夏集团有关。”[13] 这就说明，夏民族的人种类型至少不能归于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也就是说，从人种学的角度，排除了夏民族与匈奴民族同一族源的可能性。

    　（2）匈奴民族与夏、羌在语言上的异同

    　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形成民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研究各种人们共同体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时，语言是最显著的民族学标志。

    　关于匈奴民族的语言问题。目前研究匈奴语言的学者一致认为匈奴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一个语族，但究竞该语系中的蒙古语种抑或突厥语族，则尚有争议。留传至今的匈奴语并不多。《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说：呼衍氏等大姓，“主断狱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现存的匈奴语汇是由西汉时人用汉语音译保存下来的。

   　 关于夏民族的语言问题，虽然目前仍在探索阶段。但近些年来考古学的新发现，已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邹衡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诞生》一文中指出：“尽管现在学术界对于夏文化的认识尚未完全一致，但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即夏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文字……都刻在陶器之上，……这些陶文……从结构来看，同甲骨文已经非常接近。”[14] 汉字是与中国古代文明同时产生的。夏代的文字与以后的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乃至楷书是一脉相承的。夏民族的语言也无疑属于汉藏语系。这就说明，夏民族与匈奴民族在语言上是分属两个语系，毫无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即无语言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并且，夏民族已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匈奴民族则有语言而无文字。很难想象，与夏民族同族源的匈奴通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形成民族之后，竞将原有的语言演化为另一语系的语言，并丧失了原有文字!

　　另外，羌族语言亦属汉藏语系，早巳成为定论，与匈奴语也不能混为一谈。

　　(3)匈奴与夏、羌在图腾上相同与否的意义何在

　　图腾是氏族的徽号或标志。图腾崇拜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母系氏族是同时发生的，是原始氏族社会的产物，并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记忆体在过。

  　 匈奴的图腾是什么?有人认为以龙为图腾，姑可作为一说。此外，匈奴中的不同氏族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图腾。于省吾先生在《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一文中说：“《晋书•四夷匈奴传》：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当时匈奴可能处在父系制时代，因而还保存着图腾划分氏族的遗风。”[15] 这十九种部落虽皆称北狄，却并不尽为匈奴。且当时的匈奴不可能仍处于父系制时代。但由此却可知匈奴的图腾不止一种。在北方广大地区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动物纹母题，主要有鸟纹、蛇纹、鹿纹、山羊纹、虎纹、豹纹、马纹、牛纹、驼纹、狼纹和其它不明种属的动物纹等。其中鸟纹、蛇纹、鹿纹、山羊纹和虎纹，是各个时期最有特征的[16]。这么多动物纹母题的存在，似乎也可作为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图腾崇拜多样性的考古实物例证。

    　羌的图腾是什么?于省吾先生认为：“《后汉书•西羌传》：西羌有牦牛种、白马种、参狼种等，都系图腾名称。”[17] 另外，根据历史文献、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材料，羌族还敬“羊神“和”“白石神”。[18]

   　 夏的图腾是什么?根据不同的传说，有不同的传说，有薏苡图腾说、石图腾说、熊图腾说、鱼图腾说、龙图腾说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图腾理解为夏族图腾体系的组成部分[19]。

    　由于我国古代图腾研究尚缺乏全面、翔实的材料，大多是一种猜测，所以仅以图腾相同与否作为若干民族是否同源，以之作为参考还可以，但作为论据则缺乏科学性。就拿龙图腾崇拜来说，我国还有不少民族的图腾与之有关，如古越人及苗，躥、傣等族[20]。当然，人们是绝不会认为这些民族既以龙为图腾，就一定与夏、匈奴等族同源的。

　　（4）匈奴与夏、羌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关系

　　国内外发现的属于匈奴民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和国内发现的属于夏民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以及属于古羌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分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鉴于篇幅有限，不可能罗列大量的考古学文化现象以作分析比较，故笔者在此仅想借此题目作为一种提示。有关问题将另文论述。

 

四　从匈奴姓氏看匈奴与他族之关系

   　姓氏是标志社会结构中一种血缘关系的符号，因此姓氏的同异也能区别民族的同异。

   　部落联盟是形成民族的母体，而部落是由若干氏族组成的。氏族——部落是有着单一不变的共同祖先的纯血统的人们共同体。姓氏是氏族组织的标志之一，姓是族号，氏是姓的分支。姓氏的来源主要有：(1)血缘的因素，如姒、姬、姜等古姓均从女旁，“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生亦声。”[21] (2)地缘的因素，如黄帝本姓公孙，后因“长于姬水”，改为姬姓；神农氏因“长于姜水，故为姜姓。”[22] (3)由图腾的名称发展而来，如云南新平杨武鲁魁大寨的彝族人认为，方姓是獐子变来的；杨姓是绵羊变来的；范姓是水牛变来的；张姓是绿斑鸠变来的等等。”[23] 此外，还有以国为姓，以官为姓者。姓往往表示氏族成员所出生的氏族；同姓的氏族部落则表示这些氏族部落之间的血缘关系。社会的发展导致氏族——部落制度的瓦解，人们冲破血缘纽带的束缚，在一定范围内流动交往，混杂居住，使原先属于不同部落的人们逐步具有操同一语言并占有一个共同地域等特征,从而成为产生和发展民族的母体。因此，对古代姓氏构成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探寻古代民族的族源以及识别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一条颇有参考价值的线索。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匈奴开国时期，除了皇族攣鞮氏外，有两个显贵氏族即呼衍氏和蘭氏，后又有须蔔氏。东汉时期增加了一个名族丘林氏。到南匈奴时，还有出身于韩氏、当于氏、呼衍氏、郎氏，栗籍氏等各氏族的骨都侯。《晋书•北狄匈奴传》也说匈奴有出身于呼延氏、卜氏、蘭氏、乔氏等氏族的人世代担任高官显职，还有“勇健而好反叛”的綦母氏、勒氏等氏族。到了魏晋时期，在匈奴中又出现了两个新的显贵氏族即屠各氏和沮渠氏。

   　据《春秋》、《左传》、《国语•周语》、汉王符《潛夫论•志氏姓)等历史文献记载，赤狄包括东山皋落氏、咎如、潞氏、甲氏、留籲、铎辰等部落集团；赤狄统治集团原姓隗，后又融入妘、姬二姓。白狄包括鲜虞、肥、鼓等部落集团，其族姓为姮；春秋战国时鲜虞统治集团又为姬姓。长狄的族姓如漆。

　　关于夏的姓氏，据《史记•夏本纪》所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侯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繪氏，章氏、冥氏、斟戈氏。”

　　比较一下以上三个古代民族的姓氏，似乎看不到三者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这就又从“姓氏学”的角度，排除了匈奴与北狄、夏属于同一族源的可能性。

 

五　匈奴形成后发展阶段说的内涵和轮廓

   　在关于匈奴族源的四种观点中，最有影响的实际上是鬼方、混夷、獯鬻、獫狁、戎、北狄和匈奴(胡)一脉相承之说，以及匈奴为夏后氏苗裔之说两家。通过对这两家观点的辩难，笔者认为两家观点难以成立，应当予以排除；并提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匈奴民族形成和发展阶段说”。

　　匈奴形成和发展的前一阶段是匈奴民族旳一元形成时期，即匈奴民族的主体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脱胎而成，其中并无其他“老民族”的成分；后一阶段才是匈奴民族的多元发展时期，即又融入了多种民族成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一阶段中，匈奴民族有被笼统化和扩大化的倾向。在匈奴民族统治的疆域内，除了一些被同化的部落和民族外，还有许多被征服了的部落和民族，如鸟桓、鲜卑、丁零等，他们虽然在匈奴民族的统治之下，但仍保持自身的民族特征，未被同化，正因为如此，当匈奴民族衰落和西迁后，这些原来被统称为“匈奴”的部落和民族才又分化出来，再度发展、崛起。这里需要把握住两个概念，一是纵向的，即匈奴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性；二是横向的，即匈奴民族主体构成的排他性。   

　　这就是匈奴形成和发展阶段说的概念和内涵。

    　那么，是否可以根据此说，大致勾画出匈奴族形成过程的轮廓来呢?笔者作了以下的尝试。

   　 根据前面匈奴人种的分析结果，匈奴民族的祖源可能活动于大漠以北，时间长约“千有余岁”。汉初的娄敬说匈奴“本处北海之滨”(北海，一般指今贝加尔湖)，可以作为一条印证材料。后其重心南移，约公元前四世纪晚期，才与中原诸侯国接触，并始见于历史文献。

    　关于匈奴此时南下的原因，估计与当时东亚地区气候上总的变化趋势有关。“从气候的变迁来说，根据孢粉分析以C14年代的测定，我国的广大地区，在五、六千年以前曾具有一种温暖湿润的气候；根据大量考古学资料和历史资料的分析，从三千年前开始出现了气温的下降趋势，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现代，而其间又穿插着若干次以世纪为期的气温回升和复降。”大致在二千到二千五百年前，我国温暖气候开始转向寒冷。五、六千年的湿润气候，之后所出现的变化阶段在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和长江以南都有证据。尽管它们发生的时间未必完全一致，但是，一个非常干燥阶段的存在则是可以肯定的。”[24]  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史上，出现过四个寒冷时期，其最低温度大体在公元前一千年、公元四百年、一千二百年和一千七百年。这时年平均温度耍降低一到二摄氏度，即等温线要向南推移二百到三百公里，即从长城一线推到黄河以北。这一趋势是从东向西发展。另外，四至六世纪和十一至十三世纪也正是亚洲的干燥期。这些自然条件的变化，正好同中国古代历史上几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与西迁，即公元前一千年左右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公元四百年的“五胡十六国”，公元一千二百年左右的契丹、女真和蒙古，公元一千七百年左右的清入关——相吻合。这一现象似乎不能当成纯属巧合。[25]

    　另外，北方草原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游牧经济的特点，也是匈奴南下的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北方草原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匈奴游牧经济的单一性，手工业和农业虽已产生，但所占比重甚小。第二，游牧经济决定其生活的流动性。游牧民的迁移，在一般情况下是有比较固定的路线，在传统范围内往复进行的，但是这种相对固定性很容易由于天灾或其他地区游牧民的干扰而受到破坏，从而迫使他们做出超乎寻常的大规模与远距离的迁徙。第三，是游牧经济的脆弱性，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一遇风灾大雪，严寒旱疫，牲畜便大量死亡，使牧民的生活和再生产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例如《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曾记载了公元前104年冬，前89年，前71年冬，前68年及公元46年前后，匈奴地区发生的这类情况。这种经济上的不稳定性，便导致了匈奴的政权和武功忽强怱弱，骤兴骤衰。经济上的单一性决定了对外交换的需要；生活上的流动性使之容易突破自然经济的隔绝状态；而经济上特殊的脆弱性更增强了与外界进行交换的迫切程度。当时，蒙古草原的东、西、北三面所分布的都是经济类型相似的民族，无法满足这种需要，而南面中原的农业地区则是唯一的交换市场。再加上农区和牧区之间没有巨大的自然屏障，而且还有像河套这样宜农宜牧的过渡地带，可以充当农、牧民族进行交流的桥梁。 

　　这种自然上的经济上的诸多因素集合成强大的动力；推动着北方游牧民族千百年来不断反复的“南向运动”。“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关系，有时还表现为军事冲突。

　　约到了公元前三世纪晚期，匈奴民族初步形成。匈奴历史上第一个单于头曼，建王庭于漠南阴山之北的头曼城[26]。其势力突破了长城，占领河套以南地区。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蒙恬收复了“河南地”，头曼单于不胜秦，北徙。公元前209年，中原各地起兵反秦，“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西汉元帝时，“习边事”的郎中侯应说：“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干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也。”[27] 可知冒顿单于原来也居于阴山之中。之后，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北方诸族，以国家形式独立于北方草原地区，并将其单于庭由漠南阴山之北迁至漠北。

   　 简言之，匈奴的祖源来自漠北；民族形成的发祥地在阴山一带；民族大发展时期的重心又回到漠北。

    　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应具有阶段性和多样性，不同的民族也应有不同的历史和道路，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就因为他本身具有不同于其它民族的许多特征，具有可识别性；就其个别特征来看，或许是若干民族所共有的，但就某个民族的全貌来说，它又是仅为这个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匈奴族源作为一个历史上的难题，难就难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缺环甚多，无法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找到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的钥匙，复原匈奴历史的本来面貌，仅仅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上做文章就不够了。我们应当运用历史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民族学、姓氏学、宗教符号学、自然科学方法和手段，以及包括想象力在内的逻辑推理，对匈奴历史进行综合性研究，以求逐步作出符合历史逻辑性的具有最大可信程度的结论。匈奴是一个“死亡”了的民族，其历史面貌扑朔迷离、迷团如麻，但正因为如此，才更耐人寻味。我们希望经过学术界的不懈探索，匈奴最终能够以真实的历史面貌在学者们的笔端“复活”。

 

 

注释：

[1][10]雷从云、杨阳：《匈奴民族起源于鄂尔多斯地区辩难》，《内蒙古师大学报》　　　1984年第3期。

[2]林干：《匈奴墓葬简介》，见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匈奴史论文选集》。

[3]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文物)1979年第4期。

[4][6]潘其风、韩康信：《内蒙古桃红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人骨的研究》，《考古》1984年第

4期。

[5]田广金：《桃红巴拉墓群》，《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7]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毛庆沟墓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8]潘其风《毛庆沟墓葬人骨的研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9]潘其风《从颅骨资料看匈奴族的人种》，《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鼎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集)，科学出版社，　1986年出版。

[12]陆思贤之文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13]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14]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

[15][17]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9年第11期。

[11][16]田广金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18]周庆明：《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的族属问题——兼论我国古羌人的起源》，《中国历

    史博物馆馆刊》1984年总第6期。

[19]参见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袁珂：《中国古

    代神话》，中华书局，1960年。

[20][23]参见宋兆鳞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

[21][22]《说文解字》。

[22]《史记••五帝本纪•索隐》。

[24]《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

[25]程洪：《新史学，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宁可：《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261《汉书•地理志》。

[27]《汉书•匈奴传》。

 

本文刊登于《蒙古文化通讯》2007年特刊，（台湾蒙古文化协会）；《中华文化画报》2007年第5期，（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