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图书馆“人文精神与文化名人”讲座上讲，2010年9月11日）


黄  乔 生

 

各位朋友：
 

        鲁迅的形象应该是多面的，在座的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鲁迅形象。我今天的讲题，姑且把鲁迅形象分成两个，一个温和，我称之为“文人”的一面，另一个呈现的是“战士”形象。这两种形象在民众中都有一定的认知度。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识较充分的是鲁迅战士的即“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形象；现在，人们更多强调其“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其实，鲁迅兼有战士品格和文人情怀，但时人和后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常常有所侧重。这两种形象此消彼长过程中透露出的社会心理变化，耐人寻味，值得研究。今天，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两种形象在读者心目中的形成过程和影响，以及两种形象之间的关系。

一， 战士与文人

 

        战士形象，不言而喻，是刚健英武，勇猛无畏；文人呢，在一般人们的印象中，是身体孱弱的“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文人即便参与世事，最终往往落得个“不识时务”的“坏名声”。他们好发牢骚，什么都看得不顺眼，满肚皮不合时宜，在现实生活中不顺利，受了委屈，又无力反抗——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最后只好“认命”，有诗句总结道：“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诗圣杜甫，战乱时代颠沛流离，忠于皇帝却不得重用，他“读书破万卷”，做诗做得很苦，李白有一次见他，既怜悯又带讥讽地说他“太痩”；郊寒岛瘦，不但形容其诗，也是诗人现实命运的写照。宋代诗人陆游，气质上稍显得雄健一些，“铁马冰河入梦来”，他渴望北上抗金，建功立业，也就是说，他很想当战士，但是终于没有实现。战士的路走不通，另一条道路就是“细雨骑驴”，吟诗作赋，晚年写下“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寄希望于后代实现他的理想。请注意这样一个区别：战士的坐骑是马，文人的代步工具是驴。杜甫“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跟在人家骑马的后面，可想而知，是跟不上的。西班牙乡绅唐吉诃德，平时好读书，本来属于骑驴的角色，却偏要骑马当战士，结果失败了。

        总之，文人给人的印象，是手无缚鸡之力，在实际事务中起不了多大作用。虽然学富五车，道理能讲一大篇，美文能写好多卷，但人们否定他们的意见时，简单一句“书生之见”就够了。弄得古人感叹道：百无一用是书生！而且，文人既然有多病的身，多愁的心，能讲话，善于作文，自恃才高，得不到好的待遇，又牢骚满腹，自暴自弃，于是就有一些不健康的情绪，古代讨厌文人的人说“文人无行”，是指他们道德品质上有问题。还有一个说法就更彻底了：一为文人，便无足观。

       就这样，文人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历来有很多文学作品讽刺读书人，民间传说中这种段子也很不少。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读书人还有“臭老九”的雅号。

        我今天的讲题，包含着把鲁迅定性为“文人”的意思。但我要声明，我可不是在讽刺鲁迅。

        一提到鲁迅，人们立刻就会有这样一个概念：鲁迅是一位斗士、战士，一个英勇无畏的革命者，他的文字是投枪匕首，具有杀伤力。人们的脑海里可能还会出现鲁迅的一幅照片或一尊雕像，神情严肃，甚至一脸怒气。中国现代史是一部激烈斗争史，鲁迅参与了文化方面的很多次论争，当时被他批评的人，有的本是意见不合，同他打点儿笔墨官司罢了，但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却大倒其霉。例如，鲁迅说某某是“才子加流氓”，这个人的名声后来就不大好；他给某某取了个“洋场恶少”的诨名，这位作家在日后历次反帝斗争浪潮中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在一篇文章中，他说，有一天，有一位名人约他谈话。他到了约见地点，看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扬），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这四位，后来成为新中国文艺界领导人，在文革中遭受批斗和折磨。他们的“罪状”老百姓可能记不清、辨不明，但“四条汉子”这顶帽子却十分形象，让人难以忘怀。

        但这并不是鲁迅的本意。这是后人用鲁迅的文字做成了棍子和帽子。

        鲁迅虽然青年时代入过海军学校，但只是下船舱、爬桅杆，练习一些基本动作，而且中途辍学了，不能算行伍出身；他课余喜欢骑马，业余爱好而已；在日本曾想学习柔道，可惜报了名后，没有真正开始学习；后来选择了医学，确实拿过解剖刀，然而却没能坚持下去。所以，鲁迅终于还是一个文人，使用的工具是笔。他自己也说过，自己不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而是一个弄弄笔的文人。在黄埔军校演讲时，他大力称赞枪炮的力量，对文章的作用表示怀疑。《呐喊》那样有影响的作品，他后来也不满意，说是“空留纸上声”，没有用。

        各位请注意，我今天的讲题，“战士品格，文人情怀”，战士在前，文人在后，是分了主次的。我把“战士”放在第一位了。本来应该倒过来说“文人情怀，战士品格”的，因为鲁迅首先是一位作家、文人。但即便按我今天的顺序，在以前强调革命斗争的年代，也是不适宜的。文人情怀，总含有伤感、同情、仁慈等等成分。社会上分阶级，阶级之间要斗争，而且往往是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讲情面的。斗争的结果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不能有怜悯心，不能讲妥协。那时代的社会组织，基本上是军事化的，政府的首脑和军队的首脑合二为一。军队之外，还有民兵，中学生是红卫兵，小学生是红小兵，现实中人，差不多都是军装打扮，真是“全民皆兵”。社会上其实根本没有文人的立足之地，或者说，文人都必须成为战士，才能适应形势。历史上战斗性强的人特别受崇拜。所以就有了文人也必须革命的问题。文人当然也要有阶级划分，要参加党派斗争，不能有中间人，而且还要参加军事斗争，文人从军，投笔从戎。这就要求文人必须改造自己，同工农兵结合，乃至最后融合于工农兵。文人变成了工农兵，结果就没有了文艺；反过来说，等工农兵变成了文人来创作，不就成了文人吗？这个矛盾一直很难解决，不是喊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口号就能完事大吉的。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大家都熟悉的，是“三家五最”：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虽然把革命家放在最后，实际上却是最重要的。这三个“家”不是平行的，而是递进式的，最后的那个最重要。毛泽东一连用了很多个“最”字称赞鲁迅，说他“骨头最硬”，“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这就使鲁迅的声望达到顶峰。

        二十世纪的大半部分时间是在革命和不断革命中度过的，连文化也逃不脱被革命的命运。鲁迅是革命派，是进步力量的代表，当然不能仅仅是一个文学家，所以一定要把他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称号特别显现出来。

二 鲁迅战士形象是怎么塑造出来的？

        鲁迅的战士形象与后人的塑造工作有关。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人们用种种手段来描绘他的形象，他还可以补充纠正；等他死了，人们就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来美化或者丑化他。鲁迅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当然逃不过这命运。

        人生活在社会上，多少都有点儿演员的性质，演员是要装饰要造型的。装饰造型有好也有坏。人有了过错，要掩盖，要辩解，古代称为“文过饰非”，说明这个“文”是不好的，文人会有掩盖修饰狡辩的毛病（当然，别的行业的人也有）。可是，文同时又是一个好东西，因为经它一装扮，东西就显得漂亮，人就显得雅致了。所以，人们又喜欢文章，崇拜文豪。文人善于写文章，他们的装饰和造型的水平就比一般人高。这是文人的特殊技能，但也很可能成为他的一个缺点。

        鲁迅的形象，首先靠他用文字来描绘，是自我塑造；同时也有读者、批评家的判断，是他人的塑造。

        鲁迅本是矮小瘦弱的人，但他为什么会给人高大雄健的印象呢？高大雄健的形象是自我塑造的，还是他人塑造的？或者兼而有之？应该说，不是鲁迅故意摆出一种高大威猛的形象，他也不会狂妄到那个地步。鲁迅自己不会画像，只留下一些照片和他人所绘肖像，但不很多。严格地说，照相也是一种创作，创作者除摄影师外，还有本人。人在照相时，除了故意摆姿势外，还不免突然神情专注，甚至显得紧张，于是离开原本状态就远了一些。所谓写真，往往不能写“真”。我去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多媒体鲁迅”学术讨论会，讲题是“照相机前的鲁迅”。我举了一些例子，说明人们选用鲁迅照片也是有时代特色的，革命时代选用的那几张，大多是严肃的、不苟言笑的所谓的“标准照”，并且用这类照片为基础，创作了很多绘画、雕塑作品，变本加厉，呈现出威风凛凛，金刚怒目的艺术形象。久而久之，鲁迅高大威武形象就形成并固定下来了。

        鲁迅本人有革命倾向，呈现出战士风姿，可以算是自塑形象；但他的战士形象的形成相当大程度上得力于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政治力量。从革命领袖、文学研究者到普通读者都参与了这种形象的塑造工作。鲁迅曾说过，读者对《红楼梦》有不同的视角：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如同外国人说的“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形象”。毛泽东是革命领袖，一直在政治、军事斗争中拼杀，是一个“战士”。他喜欢鲁迅的文字，鲁迅的精神鼓舞了他的斗志，他觉得鲁迅的思想对中国革命事业有启发和激励作用，于是就发表了那些评价。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掌握了国家的话语权，他自己是一言九鼎的领袖，他的“三家”、“五最”就为鲁迅的评价定了基调。

        但不能因此说，毛泽东的评价就是支撑鲁迅声望大厦的唯一柱石。不能说，把毛泽东这个评价拿掉，鲁迅的声望就轰然倒塌了。那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是，并非毛泽东一个人这么观察和评价鲁迅，很多读者都持这样的观点。毛泽东个人的论断固然起了很大作用，但如果广大读者不认同，单凭强行灌输，让所有人都“指鹿为马”似地跟随一个人那么说，是难以长久的。

        当然，在毛泽东大受崇拜的时代，研究者按照毛泽东的论断诠释鲁迅时，不但要亦步亦趋，而且必须踵事增华了。既然鲁迅是战士和革命家，那么鲁迅必须有一个战斗历程：他少小就有民族革命思想的萌芽，后来成为反清斗士，积极参加民族、民主革命——也就是推翻清王朝的斗争。史实告诉我们，鲁迅在东京留学时期接触过一些革命者，例如他的同乡秋瑾等；听过革命志士章太炎先生的课，可能还听过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演讲。这些活动，可以被定性为倾向革命，甚至参加了革命。人们是这样假设的：既然20世纪中国的主要任务是革命，那么一个被誉为民族魂的人物当然应该是一位革命者。可惜，没有具体的材料证明鲁迅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斗争。鲁迅倾向革命，同情革命者，有反满思想，是不错的，但他是否主张暴力革命，却是一个问题。鲁迅当时对革命运动在观察和思考，他对革命者是同情的，但他并不赞成使用暴力手段，甚至不赞成激烈的言词。革命党要他参加组织，采取实际行动时，他表现了犹豫的态度，担心自己的家人。他在东京听了吴稚晖的反清演说，就表示了不满。后人塑造他的革命家形象时，不免有夸张的地方，说他确实参加了光复会，但却没有实在的证据。我觉得，要断定他是反清革命党的一员，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党证、党员花名册之类的实物。或者有很多革命党人的证言。这些其实不难，因为国民革命后来胜利了，胜利者总是要追怀先烈、论功行赏的。如果鲁迅是革命党党员，即便他自己不愿说，组织或者战友也要使这事实昭彰天下的。

        革命是一种紧张状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处在秘密状态。但鲁迅在那时的状态时却是颇为悠闲的。他当时的思想还不成熟。他喜欢文学，凭着个人爱好选择学业，乃至放弃学业。他的性格，其实是不合群的，他喜欢独来独往。

        鲁迅五四前后参加了文学革命，写文章出了名。他的文章中说过一些过激的话，震惊世人。但既然是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那就是纸面上的和脑子里的行动，激烈的主张往往是不能实施的。但是，也可以说，激烈的言论可以为实际的革命行动做准备，理论是能够产生力量的。人们常用后来实际发生的革命运动来解释以前的舆论准备，以后证前，就是所谓的“马后炮”。例如，鲁迅在“三一八”事件中虽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但他声援学生，写了多篇文章，言辞犀利，也是一种行动，也是产生了力量的。但是要说，鲁迅以战士的姿态，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反对军阀政府，抨击反动统治者的暴行，毫不顾忌自己的人身安全，就多少有些夸张了。首先，鲁迅没有参加游行，不但没有在游行队伍中，甚至也没有站在路边声援学生；其次，还应该考虑到当时的舆论情态。文化界普遍都在谴责政府屠杀学生，可以说达成共识，一致认为政府无理无情，丧尽天良。鲁迅的谴责只是众声合唱中的一个声音。只不过后来其他人差不多都落伍了，站到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阵营里了，不再被提及了，于是，鲁迅的文章就成为代表作，选入教科书，流传广远。这样一来，给人的印象，好像只有他一个人站出来反政府，是个孤胆英雄，像法国德雷福斯案件中的左拉，“J‘acuse！”（我控诉！），成就了战士风采。要知道，当时虽然这么写文章有一定危险，但言论并没有绝对控制，很多人都有这样激烈的言论。因为是正义之声，文人学者们就理直气壮，当时已有定论，不待以后历史学家来结账。那个时候，连下令开枪的政府要员也知惭愧而忏悔了。

        鲁迅发表抨击当局的言论，后来被说成是他离开北京的主要原因，甚至鲁迅自己也在自传中说，因为做评论，敌人多起来，有人告密他的真实身份，政府要逮捕他，于是不得不离开北京到厦门当教授了。鲁迅这里没有说政府通缉是离京的唯一原因，而研究者就有认定这是唯一原因的倾向，过度强调鲁迅与政府之间的对立。至于离京的其他原因，鲁迅本人可能不便说，那就是，他这时已经同女子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恋爱，面临组织新家庭。这当然是个人私生活，别人不好干涉，任其自由罢了。但是人们对名人甚至圣人的要求要严格得多，对这些细节必定要多加注意，也是可以理解的。文学研究者则更要细致入微，否则不能掌握全面真实。研究鲁迅离京的原因，如果简单片面，就会误导读者。要正确描绘鲁迅形象，就必须把各个方面的原因都说清楚。这些年，人们对此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把握得比较好。其实很简单，去除了单一的革命论，而以历史的观点，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观察分析鲁迅的言行，就可以了。

       鲁迅到了广州，又遇到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和清党运动大屠杀。鲁迅离开广州，后来被说成鲁迅反对国民党，同情和拥护共产党。实际上，鲁迅那时候还不十分了解两党的主张，或者说并不清楚两党有多大区别——本来就是在合作嘛。他反感的主要是动不动就“革命”——革别人的命，革命成了杀人的代名词——好像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只能用杀戮来解决似的。我们没有充分重视他的这种思想，而强调他反对蒋介石，把他卷入政党政治斗争中，其实还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他在广州写了一篇文章，叫《怎么写》，透露了当时文人的艰难处境。在革命阵营里，写信就是不革命，写长信就是反革命。文人必须成为“战士”，否则就无路可走。革命思维已经把文人逼到了绝路。

        所以说，在广州时期，鲁迅面临着身份危机，是文人还是战士？他解决不了这个危机，只好离开，到了上海。鲁迅正是因为厌恶这种革命思维才到上海的，上海可以容留文人，以写作为生，可以不参加革命斗争，可以不去杀戮。在创作上，也不一定像革命文学家们提倡的那样，必须写打打杀杀的革命主题，或者遵循“革命加恋爱”的模式。

        到了上海，鲁迅坚持社会变革的理念，仍然倾向革命，因此参加了左联。但当左联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时，鲁迅的参加就并不积极了。他不可能去搞飞行集会，上街撒传单，他甚至也不写激烈攻击政府的文章，像共产党的领袖李立三指示的那样。李立三希望他更激烈一点，并保证如果因为骂政府，政府威胁他的安全的话，共产党可以把他送上苏联的舰船。即便这样，他也还是不能遵命。这种态度，招致左联领导人的不满。于是，鲁迅只能被当做“同路人”，可以团结利用，但不能完全信任。革命文学家们攻击他很凶猛，说他既是封建余孽，又是资产阶级，是“二重反革命”，是心理阴暗、虐杀青年的“世故老人”，总之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

        鲁迅面临这种围攻，既感到紧张，也很不服气，他担心自己落伍，因此就积极应战了。他首先要解剖自己，看思想中是否有落后的、阴暗的东西；同时，他潜心阅读并亲自翻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要看看革命文学家们据以批判他的武器究竟是些什么玩艺儿。这一看不要紧，立刻看穿了那些年轻人的幼稚，原来是一班口头空嚷革命，貌似很急进实际上很浅薄，意志并不坚定的人；也有些是投机取巧的、左右摇摆的文人；其中有一些，他干脆称之为“才子加流氓”。鲁迅打退了这次围攻，岿然屹立，文坛领袖地位更加稳固了。革命文学家们看看难以扳倒鲁迅，就改变了态度，拥护他当左翼作家的领袖，算是和解了。但随后一个时期，鲁迅跟这些所谓“革命文学家”在一起，并没有感到安心，矛盾还是不少，一直到他去世，仍然在跟他们闹意见。鲁迅希望自由讲话，开展他的社会批评，不但要批评政府，也要批评那侵犯人的自由，发号施令的组织头目，鲁迅称之为拿着皮鞭的“工头”。让鲁迅做那些工作，是没有认识到鲁迅的价值。这方面，左联的领导人的水平就和毛泽东差的很远。毛泽东在苏区的时候，有人提出，可以让鲁迅到苏区来担任教育文化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听后直摇头，说这样提议的人一点儿也不了解鲁迅。

        总之，鲁迅不是实际的战士，他是文人中的战斗者。毛泽东的评价也说，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新文化方向的旗手。既是文化领域的，但又称为“战线”，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色。

三，精神界的战士

        既然鲁迅一生不大参加实际战斗，但又是“战士”，那么，人们就想办法把他塑造成“精神界的战士”。

        鲁迅思想深刻，言辞激烈，有时甚至偏颇。早在日本留学时期，他就喜欢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为浪漫主义文人的激越反抗之音所倾倒。他不赞成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甚至不赞成屈原，而赞成拜伦、尼采。五四时期言论很具革命性，例如说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要中国青年不读或者少读中国书，说中国历史分两样时代：一个是人民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指的是和平时期，一个是人民做奴隶也不得的时代，指的是战乱年代，等等，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催促人们反思。

        鲁迅要人们睁了眼看，不再瞒和骗，因为中国历史上充满了瞒和骗，不破除瞒和骗，中国不能前进。他看问题很透彻，又敢于把看到的真实讲出来。其实，在中国，很多问题，不是没有人看出来，不是没有人认识到，只是没人说出来，没人站出来，当第一个发言者和行动者。先发言先行动可能会得罪人。鲁迅有勇气这样做，这是战士身上不可或缺的一种品质。

        五四运动，鲁迅没有实际参加，但他是可以算是思想参与者，所以也有一定的贡献。他虽然没有使用激烈的手段，例如没有上街游行，没有放火烧楼，但他的思想激进，用形象的语言说，他点燃的是思想之火。

        五四运功之后是一个思想多元的时代，一个混乱的时代。青年人虽然被动员起来了，但也逐渐分裂成不同阵营。鲁迅常常被视为思想界领袖，但作为文人，是不大适宜当领袖的，所以他很矛盾，很痛苦。加上自己生活中遭遇不顺，一个时期里他写的文字较为悲观，彷徨起来了。也就是说，五四运动后一个时期，他的状态是时而英勇奋战，时而愁闷忧郁，他在两间徘徊。“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还把自己视为战士，但自己也承认，“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这个阶段创作的小说《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从其中的人物身上能看到上述状态，散文诗集中就更多直接抒发内心挣扎的篇章，是作者自我形象的生动写真。

        虽然有这种苦闷彷徨，但鲁迅毕竟是一位现实感和责任感非常强的人，他的进取精神、韧性的战斗意志没有衰退。在中国古代的哲人中，鲁迅最后认同孔子和墨子的主张，简单地说，是信奉和力行“有为”的哲学。

        这种坚持表现在他的文章中，例如《野草》中的几篇，在艰难困苦中继续着战士形象的自我塑造。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他们是讲面子的。自我塑造形象，不仅仅是本能冲动，常常也有源自他人的期待。鲁迅既然是文豪，是思想界权威，人们就有理由期待他说出人们不能说、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在北京时期批评社会，与人论战，所写文章，论辩居多，后来编成《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因为里面多有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的论争文字，以至于批评鲁迅的人说鲁迅的杂文爱骂人，泄私愤。但鲁迅辩解说，这两本杂文集里的文章，虽然大多是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读者不明白个中情由，以为是在说个人的事情，并以此说他“太凶”，太不饶人，对他产生了反感，甚至影响了两本杂文集的销量。鲁迅说，这足见读者的判断，以幼稚者居多。

        鲁迅到了厦门、广州，人生地不熟，本来想以教书糊口，不愿也不能多讲话写文章。但当地人对他很期待，希望他仍然以思想界先驱的作风打破当地的沉闷空气。有的人等急了，竟然写文章呼叫道：“鲁迅先生往哪里躲！”这使他很为难，发言吧，自己没有把握；不发言吧，又让读者不满。由此可见，他人的期待对一个人的形象塑造的影响不容忽视。

        鲁迅性格上嫉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他不喜欢温吞吞、软绵绵。他曾说，有些动物看起来就让人神旺，例如虎、豹等等，有些动物则让人看了恶心，让人有猥琐之感。所以，他在塑造自我形象时，偏重于战士并不奇怪。鲁迅的代表性文体是杂文，他最擅长的战法是辩论、讽刺、冷嘲。

四，战士自画像

 

        说了这么多，不如来看看具体作品。《野草》中有一篇《这样的战士》，很有代表性，是鲁迅的自画像，言辞精炼，形象生动。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们都同声立了誓来讲说，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他们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就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证。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

   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

   太平……。

   但他举起了投枪！

        既然鲁迅是一位战士，那么，他的战斗对象是什么人呢？这篇散文诗回答了这个问题。鲁迅说，这篇作品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请注意，战斗目标并不是军阀，而是文人学士们。为什么不是军阀呢？军阀才是最凶恶最反动最应该打倒的啊。但是，军阀可是很不好惹的，弄得不好，他们要杀人的，国人畏惧武力，尊长之权威力无边，混乱时代，不讲法律，杀人就像踩死蚂蚁一般容易。鲁迅了解中国，不会去找军阀叫阵，自取灭亡。他迂回曲折地攻击军阀身边为军阀辩护的文人学士。所以，当时和后来的一些“文人学士”就讽刺鲁迅，说鲁迅这人其实是怯懦的，并不是真勇士，他要么拿同行文人出气，欺负弱小，要么躲在租界里放些冷箭，不敢出头，这样没出息，是断断不能称为“战士”的。这其实是苛刻之论。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鲁迅同文人学士们争论，嘲讽他们，无论多么严厉，总还是把他们看成相当的对手，跟这些人还有理可说，还可以说理。而对军阀政府呢？就不能这样，跟他们是不能讲理，也无理可讲的。另外，鲁迅是个性格冷峻磊落的人，他看不得做作，装假，掩饰，狡辩的文人。他本来并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但学生死伤后，他是无条件支持学生的，这是人道主义，是天下公理和正义。在鲁迅看来，军阀固然可恶，而到了这时还埋怨、批评学生的文人学士们，作为“帮凶”，更加可恶。他有一个比喻，很生动，可以拿来说明他的这种态度，“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跳蚤好比军阀，蚊子就是文人学士了。

        鲁迅写这篇文章，是在经历学潮、卷入大论战并且大病一场之后。他总结了这个时期的生活和思想，描绘了他心目中的战士形象，也就是他自己的形象。

        这位战士使用的装备如何？他不佩带所谓文明的武器，手里拿的是最原始的投枪，穿的是什么呢？没有明说，只说了他不穿什么。这让我们想起丛林中的土著，或者希腊的雕塑。

        这位战士最关注什么，或者说他最恨什么？点头，客气的，似乎是友善的点头。这是文人学士的特性，但他看到的是温和的面貌下面藏着的凶恶。这种点头也是一种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历史上很多英雄人物被这点头包围、吞噬了。假如是真的战士，就不应该理会这些点头，不讲情面，而继续同他们战斗。

        这位战士手中的投枪打向什么目标？奇怪，不是什么人，而是抽象的“旗帜”和“外套”，如慈善家，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等等。

        鲁迅要揭穿假面，使其露出真面目。因为名目层出不穷，这些东西是永远也打不完的。战士打了一场，看似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却只打掉一件外套。对手逃走了，又穿着另外的好看的外套跳出来。文过饰非，文人为自己辩解的水平是很高的，军阀政府野蛮地开枪杀人，文人却能冠冕堂皇说这种暴行说符合天理、大快人心。鲁迅斥责他们“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要做事的时候援引孔墨学说，不做事的时候就用老聃哲学，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拿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孔夫子很早就看透了这种人：说：“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但这种人历代层出不穷。他们无特操，善变化，总有理论武装，总是冠冕堂皇。这些人成了鲁迅当时愤怒的集中点，他痛恨文人学士的原因就在这里。鲁迅说自己进入了“无物之阵”。所谓的无物之阵，就是把握不定，变幻多端，永远也抓不住。在鲁迅看来，这种战斗是很费心力的。鲁迅就是这样的战士，跟这一类对手打了一辈子。

        鲁迅知道，他同这位战士一样，必须永远前进，不能停止战斗。这篇文章中四次使用“他举起了投枪”，是鲁迅在表达一种决心，一种永不懈怠、勇往直前的精神。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分明看出，鲁迅确实是一位精神界的战士。

                                                           五，文人形象

      日常生活中的鲁迅，或者是一个和蔼慈祥的人，可能与我们从照片上得来的印象差距很大。我们没有见过他的人只能猜测，而与他接触较多的人的意见如何呢？他的弟弟周作人不同意传记作者或画家把鲁迅写成或画成金刚怒目式的形象。周作人有一回感叹说，文人之间最好见见面，见了面就不会激烈地打笔仗了。这恐怕就是中国人所谓的“面子”在起作用。见了面，认识了，一回生，二回熟，还好意思用文字攻击吗？当然熟知以后反目成仇是另外一回事。周作人举了郭沫若的例子，说他原来读郭沫若的文章，有点反感，后来见了面，觉得跟文字上的印象有出入，原来也是可以谈谈的。许广平的回忆录中也说，在平时，鲁迅甚至对敌人说话也是少愤怒的。

        鲁迅性情的底子是文人，因为我们不满足以文人来看待他，才一定要给他戴上战士的桂冠。长期的宣传和有政治目的的解读，已经把鲁迅打扮成一个战士之身，不容易改变了。其实，鲁迅虽然参加了文学革命，是新文学的倡导者和大功臣，但是他也写文言文，写旧体诗，与旧文学并没有一刀两断。他收藏古物，喜欢美术，印笺纸，刻闲章，旧文人的嗜好也沾染了一些。他做事认真，追求完美。别说出版一本书要装帧精美，就是邮寄书籍，也要包裹得结实而美观，绝不肯敷衍潦草。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封面装帧很精美，他看了十分高兴，写信给朋友说：“《中国小说史》豪华的装帧，是我有生以来，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装。我喜欢豪华版，也许毕竟是小资的缘故罢。”还在“豪华”、“小资”下面加上着重点，这是因为他一直被人攻击为封建旧文人和资产阶级文人。他这是在故意发牢骚，说反话，偏要让攻击他的人不舒服。这都是很典型的文人习性。

        他在私人信件中常常发牢骚，讲的话与杂文语言差距不小。我们读他的书，不但要读杂文读小说，还要读书信，前者更偏重战士形象，后者则多文人情怀。

        但鲁迅的文人习性、文人情怀是有一定限度的，并非泛滥没有收拾。他的这些文人习性和情怀很大一部分是对狂暴荒谬的反拨，也使他在狂热革命的年代保持了清醒，没有丧失人道主义的立场，没有失去分寸。他的最基本的理念是：革命是让人活，而不是让人死的。动不动就“革命的名义”杀人是荒唐的、错误的。看来，鲁迅很早就对极左思潮十分反感。极左这班人，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不但对敌人，而且常常对营垒内部的战友，也要“实际解决”，充军流放，关进监牢，或者杀头枪毙。鲁迅一生看到这些暴行不少。早期，他很愤怒，文字上显得很激烈；后期，战友和学生惨遭杀害，他的文字除了愤怒，更多了悲凉，怜悯和绝望情绪。我们看《为了忘却的记念》，沉郁悲愤，写尽了文人的悲伤和压抑，以及无处诉说的境况。同《记念刘和珍君》对照阅读，其差别是比较明显的，我想，把这两篇文章的差别说成是战士和文人之间的差别，虽然太过绝对，但也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吧。

        因此，我们读鲁迅的著作，不能一味从中寻找战斗性语言，而要体会鲁迅的仁厚用心，慈悲情怀。除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外，鲁迅还有“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名句。深厚的感情是战斗的根据地，有爱的恨是热情，没有爱的恨是冷酷。过去人们对鲁迅的文章的偏见，根源就在不是从爱恨两方面去阅读和解释，只注重金刚怒目，寻找革命腔调，挖掘辱骂、恐吓式的词句。其实，鲁迅著作中这类词句不多，他也很不赞成那种腔调。他经常与人论辩，我们不能说他的论辩是完全合乎理性的，但仔细阅读，可以体会到，他的论辩不乏同情理解，不超出常识的范围，不是强词夺理，胡搅蛮缠。

        有人说，鲁迅与古代温柔敦厚诗教培养出来的文人不同，他嫉恶如仇，绝不妥协的性格，不是一个文人会有的。这说得有理。的确，这是鲁迅不同于一般文人的独特之处。他做事认真、不妥协，是对过去的马虎、中庸的反拨；但其实，他这种精神也恰恰是文人特质的体现。坚持己见，甚至固执己见，往往被视为文人行事的特点。过去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都是有些固执的。鲁迅三十年代连续写了七篇杂文论“文人相轻”问题，他主张文人有了自己的观点，以为是对的就要坚持，不能一味谦让、和气，而没有了是非之分和爱憎感情。

        叶公超在鲁迅逝世后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关于非战士的鲁迅》：

  我很羡慕鲁迅的文字能力，他的文字有一种特殊的刚性是属于他自己的（有点像Swift的文笔），华丽，柔媚是他没有的东西，虽然他是极力提倡着欧化文字，他自己的文字的美却是完全脱胎于文言的。他那种敏锐脆辣的滋味多半是文言中特有的成分。...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文章题目虽然说鲁迅“非战士”，但从这段话中还是能读出鲁迅的战斗性。而且，叶公超的话说得很绝，鲁迅战斗了一生，十分悲哀，没有对手，不值得他这么打拼。这可以和鲁迅文章中的“无物之阵”相印证了。叶公超这段话还得罪了他的一些朋友，因为那些人曾与鲁迅论战。遭到这样的贬低，心里当然不是滋味。

       由此看来，当我们说着鲁迅文人情怀和“非战士”的一面的时候，却更把鲁迅推向战士行列了。我们不能不问，鲁迅有什么资格高出一般文人，成为战士乃至圣人？为什么中国现代其他很多文人不像他这样被塑造呢？

       鲁迅敢于说出真实，富于理性，深沉，扎实，不同于一般文人的浪漫，夸张，甚至浅薄。即便是幽默，他的幽默也是趋于冷，而不是比较暖的有时难免流于滑稽的说笑。本来，既然为文，就必然有夸张，有掩饰，有假设，有偏爱，有柔情，有仁慈，有怜悯，这些文人普遍都有的习性，鲁迅自然都有一些。但鲁迅与一般的文人的区别就在于他在这些方面比较克制，摒除了一些不健康的情绪。他不是浪漫感伤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有怜悯，但更多的是愤怒和冷嘲。他喜欢用客观观察的视角，而不大径直跳起来，做激昂慷慨的宣誓。

        我想可以这样说：鲁迅身上的文人习气要比一般文人少一点，他的战士品格将他的文人情怀大大提升了。鲁迅后期竟然也不大写小说，而大量写杂文，进行社会、历史、人性的批判。这其实也是文人作风减少的一个现象。相比小说的虚构，散文和杂文形式的时评政论、读书札记，能更直接地表达作者的思想。

       鲁迅逝世前不久写了《“这也是生活”……》一文，记述他大病中的思想和感受。他说，他以前太用功于工作，很少休息，现在他反省了：战士也需要休息的。他把工作比作花果，把生活休息比作枝叶，“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当时有人宣传抗战，调门很高，例如说吃西瓜的时候，要想到我们的国土像西瓜一样被割碎（被列强瓜分），其用意是要人们无时无地无事不爱国。但鲁迅说，一面这样想，一面吃西瓜，恐怕咽不下去，即使咽下去，也难免不能消化。最好的办法，是先用西瓜的比喻，讲国耻讲义，然后高高兴兴地把西瓜吃下去。鲁迅的结论是：“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这其实也是鲁迅对自己一生历程的总结和反思。在鲁迅，这方面有没有教训？应该是有的。他本人其实也太偏重战士的一面，工作多，休息少。他的所谓休息，常常是写得累了的时候，到书桌旁的椅子上坐一会儿，翻翻报纸、画册之类。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上，是他的名言。即使在大病中，他也总在想，还有哪些文章要写，哪些书要编，哪些书要译，叮嘱自己，病好了以后“要赶快做”。他其实是战斗至死的，有时为了工作不顾身体，抱病工作是常事，甚至躺在病床上写论争文字。

       鲁迅这篇逝世前一个月写的文章对我们认识鲁迅战士和文人生活状态有参考价值，值得一读。

六，结论

       鲁迅既是战士，又是文人。在文人中是他很具有战斗性的。我开头说了，鲁迅的形象在他去世后不断变化，有时突出战士一面，有时突出文人一面。大致说，文化大革命前和期间是战士形象，偏向横眉冷对千夫指一面；文革后则更强调他文人的形象，寻找他人道主义的、温情慈爱的一面。例如，学术界对《野草》的研究很活跃，不再讳言他内心的矛盾，他的彷徨、失望乃至绝望的情绪。此外，研究者还致力于塑造他的学者形象，大力表彰他写的文学史、小说史等等，因为这些著作是客观的叙述，对社会的批评不直接。

        不但如此，思想解放后，个人迷信渐渐渐解除，毛泽东既然犯了重大错误，那么他对鲁迅的评价也就需要再斟酌了。学界和社会上陆续出现一些对鲁迅提出质疑的观点。有的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说鲁迅是一个一般平常的文人，成就并不大，小说只能做做短篇的，一大堆杂文不能算是文学作品，不能称为大文豪；还有人干脆把鲁迅称为品质恶劣的文人，等等。这种根本否定鲁迅的观点，不在今天议论的范围。因为按照这种观点，鲁迅不值得学习，还讲什么战士、文人形象的关系，就没有意义了。

        总括起来，鲁迅这两种形象的起伏消长有以下原因：

        一，是时代因素，包括政治利用。鲁迅在革命和继续革命中要扮演角色，后人在他身上加上他本来不具备的品质。在历次斗争中，他都是正确的、革命的、进步的代名词，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中，都是这样。

        二，中国文化思维模式和中国国民心理的作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化传统至少在表面上出现了一次断裂。鲁迅以新文化旗手的身份，成了时代英雄。把新文化和旧文化完全对立起来，其实是一种割断历史的做法，但这种思维模式在现代却成为自然。加之中国现代国民自卑感很强，崇拜外国文化——虽然有时候表面上特别仇恨。鲁迅这一班人海外留学回来，要用外国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取得了话语权。后来发展到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从西方引进了正确的思想和先进的文化，固有文化一钱不值了。于是，鲁迅自然被视为前无古人的创造者。

        三，个人崇拜的原因。本来已经有了对文豪的崇拜，又加上对毛泽东的崇拜，不断加码，越崇越高，越拜越伟大，终于成了完人、圣人，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

       最后，我尝试得出结论：鲁迅的形象，战士品质为主，但也不能少了文人情怀。单单强调其中之一，是错误的。文人情怀，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是一种必备的情趣和修养。如果缺少人文情怀，战士会让人觉得面目可憎。

      战士和文人两种形象的比重不能失调。假设我们现在为鲁迅塑像，我觉得艺术家还是要重点表现他那坚定的、凝重的眼神，还要以刚的一面为主，而把温和的一面作为底蕴。这样说有点玄妙，对雕刻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确实，鲁迅像的塑造不容易。

       最近，大家热烈地讨论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去除鲁迅作品的事，与我今天讲的鲁迅形象有些关系。从有些省市区教材去除或者更换的鲁迅著作篇目看，编者既考虑现时代的社会状况，也顾及读者的阅读口味和接受能力。例如，把传统入选篇目《药》、《记念刘和珍君》等撤去，减少斗争性；增加《祝福》等，强调慈悲、同情、仁爱，也可以算是战士形象向文人形象的过渡吧。

       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的战斗精神上。因为我们屈指一数，中国文化史上这样的“勇者”不多。有人说，鲁迅现在被边缘化了，鲁迅在“大撤退”（这也是军事术语，还是把他看做战士了），这很值得我们注意。提倡社会和解、和谐，是很必要的，但不能一味迁就，养成柔弱、巧滑的社会风气。不能掩盖矛盾，而要通过解决矛盾达到真正的和谐。

       鲁迅战士和文人两种形象起伏消长的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不能偏向一面，而要兼顾两面，并力求把握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