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后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主任,尾崎文昭教授在清华大学讲授《日本战后鲁迅研究》,从2007年9月18日到11月17日,共八次。受教的是文学院研究生,二十二、三位。这是一个国际班似的,有韩国的,美国的,日本的,自然中国的是多数。我因为对国外的鲁迅研究知道的极少,而日本是国外研究鲁迅的大国,因此极想听课。多蒙尾崎教授关照,允许我旁听。七堂课(中间因事缺席一次,但补读了讲义)听下来,大受教益,感受多多,想记下主要的印象,或许可供同好的参考。
一
第一堂课开始就令我肃然起敬。尾崎教授抱来一大摞教材,每人一份,分发给来听课的人。人数超出计划,——有人慕名而来,有人以为他用日语讲授,来听日语——就立即补印。待每个人都拿到了,他才安心开讲。敬业,认真,周到,体贴学子,为我近二十多年来偶尔听课所罕见。
讲课方法也和我熟悉的满堂灌不同,而是要求学生先做指定的读书报告,说明所读论文要点,给以评价,提出不懂或不清楚的问题,然后他结合学生的报告开始讲授,并回答问题。
同学的准备是认真的,每个报告都有书面作业,也是给每个上课的人一份。报告的水平自然高低不一,口头讲述能力也参差不齐,但同学的积极性和与老师、同学的互动,显然比填鸭式好得多。
二
我以前就知道:日本是鲁迅研究大国,成果丰硕,成就卓越。聆听了尾崎教授的讲课,才发现有三点是我闻所未闻,这次才学到的。第一,鲁迅研究在日本是“有史”的。但到二十世纪末像过去那样的热情就几乎没有了。第二,日本的鲁迅研究有三次高潮。战前1936年到1940年是第一个高潮。1952年是战后研究的登场,是一个历史时期的转折。1951年到1960年是第二个高潮,1976年到1985年又出现第三个高潮。每个高潮到来,文章多,翻译和著作相对也多。这和日本整个社会左倾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反省战争和热议中国的“文革”。新世纪以来,中国留学生写的文章多,内容属于语言学,资料学的不少。第三,在日本,目前七十岁以上的人对鲁迅感情深。战后大学文科流行鲁迅,社会也欢迎。三十岁到五十岁的人课本上读过鲁迅,知道名字。三十岁以下,已经不知道鲁迅了。鲁迅研究者自然还有人,不过已经和大众关系远离,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三
鲁迅在日本和日本社会内部的状况息息相关。过去我读日本鲁迅研究的中译本,都是“就书论书”,极少具体地联系日本的国情与社会状况。这回才知道,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军多民主主义派,他们打倒官僚大资本家,大地主,实行土地改革。但很快就右转,冷战开始,实行反共政策,重新起用参与二战并负有责任的人。极右派认为战争不是没有正当理由,虽然无法否认战争失败的事实,却要求肯定战争以前的状况。日本共产党先是主张和平革命主义,抗美援朝战争时也曾试做“武装斗争”。这引起内部分裂为主流派和反主流派,反主流派被叫作国际派。内部斗争非常纷扰。日共的“武装斗争”被警察镇压殆尽,到了1953年日共停止“武装斗争”,1955年公开表示自我批判。从前我总以为丸山升先生们在一个民主制度中生活和研究,安全无忧,言论自由,能畅所欲言。先师王瑶也说过丸山升说出了我们不敢说和不能说的话。自然也蕴含言外之意。其实,他们也经历了巨大的压迫,承担着沉重的压力。单是那次1952年“流血的五一节事件”,死两人(其中1名被枪击),受伤一千五百个人,逮捕一千二百多人,警察八百人受伤。被喻为“日本的三一八”。丸山升先生是学生领袖,被捕。事件发生后,人们大量引用鲁迅的话进行抗争;但也出现反对庸俗政治主义地套用鲁迅的话,要求思考。尾上兼英先生等组织的 “鲁迅研究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日本共产党自许掌握正确的认识,把衷心批判日共教条主义的竹内好、丸山真男当作敌对势力。竹内好和丸山真男是偏左的,认同鲁迅;一般民众认同竹内好对鲁迅的解释。丸山升先生虽然是个党员,但认同竹内好和丸山真男的批判,按照其思路在党内进行争论和改革。
四
竹内好是日本鲁迅研究的奠基人。没有竹内好,就没有日本的鲁迅研究。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国内镇压左派,左派多逃到“满洲国”。他们中也有谈鲁迅的。山上正义原来是左派,在国内被捕。出狱后到上海当记者,去广州访问鲁迅并进行采访。他的访问记很有意义,是日本鲁迅研究的一个好开端。他讲“革命者”鲁迅。
小田狱夫的《鲁迅传》推动了竹内好的鲁迅研究。
竹内好的《鲁迅》不是课本,是竹内好借用鲁迅来探究自己生存的意义。
竹内好的《鲁迅》,由于写作当时的客观环境,竹内好的独特文风和复杂的思路,解读确实困难;在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之中,它让人感到他确实抓到了鲁迅的秘密。
竹内好着力追求鲁迅最根本的思想核心,他认为这一核心是深层隐藏着的“无/黑暗”中促使他形成自我的“罪的自觉”。他把这种“罪的自觉”命名为“文学”。
竹内好在探究鲁迅最根本的思想核心中,推测在锻炼出这一核心的过程中,应该有过一种“回心”。
竹内好的难以解读,独特的文风和模糊不清的逻辑,反而成为一种魅力,又因其深刻性让读者感到震撼。许多研究者追随他,开展自己的研究。竹内好成了出发点,成为奠基人。
五
聆听了尾崎教授的讲授,我深深佩服日本鲁迅研究者的研究品格和研究精神。在他们心目中,竹内好是权威,但是他们绝不是拜倒在权威的笔下,做着解释权威的正确性的工作,做着证明权威的正确性的工作。也就是决不惟马首是瞻,亦步亦趋。而是找出缺失,加以“补充”; 找出不足,加以“充实;更有力图“超越”者。最后是另辟蹊径,开辟新的领域。这样,出现了丸山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和丸尾常喜四位大家,和一批各有成就的研究者。
竹内好是“文学者”鲁迅。丸山升是“革命者”鲁迅;是新世代的代表。丸山升开拓了实证科学研究方法,在实证的基础上研究鲁迅思想,奠定了严肃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根基。
竹内好注重《野草》、《呐喊•自序》,分析出鲁迅思想中有“文学”和“政治/启蒙”之间又矛盾又统一的富有自我更新能力的结构。木山英雄的《野草》论,得出了和竹内好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不认同“回心”说,也不同意《狂人日记》前后鲁迅生涯分成两个阶段说。而是以《死后》和《写在〈坟〉后面》划分两个阶段,阐明了鲁迅发现自身精神中最深层的虚无以后,重新将自己定位为“中间物”,与身外存在的关系而复苏的逻辑。他深厚的哲理性和深入鲁迅思维的能力吸引了众多崇拜者。但他的文章和竹内好一样不好理解。
伊藤虎丸是完全认同竹内好而贯穿超越的一个。竹内好不讲鲁迅在东京时期,伊藤虎丸着重讲;竹内好讲一次“回心”,伊藤虎丸讲有两次。他信仰基督,他的文章有布道的特点:老是重复,在重复中发表新的见解。他提出“个”的思想,提出“终末论”,强调个人的意识自觉。
丸尾常喜是“鲁迅研究会”的集大成者。他把“鲁迅研究会”中历次讨论的问题,意见作了综合。但他又开辟了新的领域,就是他的“人与鬼的纠缠”的研究。在日本鲁迅研究者都认同他的这一研究。认为已经摆脱了竹内好了。
除此之外,尾崎教授详细介绍、评论了诸多鲁迅研究专家的成就和在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中的作用与地位。如尾上兼英、竹内实、相浦杲、今村与志雄、山田敬三、片山智行、北冈正子、中岛长文、阿部兼也、藤井省三诸位;也有许多是我此前不知道的,如吉田富夫、高田淳、中井政喜诸位,内容非常丰富。而整个讲授,重点突出,问题突出,条分缕析,线索清晰。既给出全貌,又要言不烦。在二十多个小时之内,讲授六十年研究史,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尾崎教授娓娓道来,游刃有余,令我感佩。
六
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异文化”之间交流的“真切理解”问题:字面相同却蕴含着不同的语义问题。这虽然是一种常识,但当我聆听了尾崎教授的讲解,才有实际的感触。这种例证不少,这里举几个如下:
竹内好的“文学者”鲁迅是个关键概念。可竹内好的“文学”一词,不仅仅指一般语义上的创作、作品;他特别指“理性层下面的生存方式,可以说是灵魂,也可以说是悟性领域。”而且,它的特点是“永远革命”,即“不断成长”。竹内好用“文学”来对抗“政治”,即对抗日本军国主义要求所有日本人协助其战争的压力,因此他强调文学的自律性。
竹内好的又一个关键概念,是“回心”。“回心”原来是获得宗教性的自觉,即从不信上帝改变为信仰上帝的自觉。用在鲁迅身上,是一种怎样的蕴含呢?竹内好说是:“鲁迅是否在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什么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呢?有人将“回心”翻译为“转化”,尾崎教授认为这样失去了与竹内好的联系。
伊藤虎丸的“终末论”。尾崎教授指出:“终末论”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历史的终末论。指历史有开端,有终结。基督教有所谓“末日审判”。另外一种是认识论的终末论。指重新认识价值:人面对死亡,如核战,明天就要死亡,今天做什么?金钱有什么价值?等等。“终末论”是很难理解的一个概念。伊藤虎丸逝世前也写了文章指出这一点。经过尾崎教授的讲解,就清楚了。
由于“异文化”之间固有的差别,在一般意义上,关注的焦点也不尽相同。如鲁迅的“弃医从文”问题,日本研究者多把它看作一种“小说”即虚构,而探究更深层的动因。因为鲁迅自己的回忆就有差别:在《〈呐喊〉自序》中说的“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在《藤野先生》中写的是“枪毙”,他们极其重视这两次用词的差别。日本学者研究鲁迅,有的是先有日本的问题,再从鲁迅找答案;有的是先有鲁迅,再来看日本的问题。尾崎教授认为:看“异文化”也是要先看自己文化中的问题,找到和“异文化”的共同点,差异性,才能懂得“异文化”。这无疑是一种卓见。
七
中国有句古话,说:“肺腑而能言,医师面如土。”固然这是很有道理的。然而,所谓“肺腑之言”也还是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的;未必能够真正了解自己。鲁迅在《墓碣文》中说:“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更何况还有说话时的环境,对象,身体状况和心理因素诸多影响。有时倒是“他人”旁观者清。这回系统地听到《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讲课,不但明白了一个概貌,一个系统,尤其深深体认到日本学者不同于我们中国鲁迅研究者的态度、思路、选题,对于鲁迅的兴奋点和对鲁迅文本解读的差异性。那思路的绵密是真正的“细读”“精读”;那对鲁迅思想深处“秘密”即“核心”的追究很令我惊服,有许多是我从来想不到的。
我深深感谢尾崎文昭教授。我鼓动他早日出书,至少先把每一次的讲义大纲稍稍充实,连贯起来,去掉那些符号,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我坚信是大有裨益于中国鲁迅研究者的。他总是谦逊地笑笑。不过,我还是翘首期盼。不仅仅为我个人。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四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一日星期五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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