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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汉画像收藏 陈洁
发布日期:2013-04-28          浏览数:

1913911的北京,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收到了同事胡孟乐赠送的山东画像石刻拓本十枚。这一时期,鲁迅开始了对汉画像的收藏。

汉画像中的宴饮

早在光绪初元,京师士大夫就有以金石、古器相尚的风气,“竞扬翁大兴、阮仪征之余绪。”(震钧:《天咫偶闻》)其次,钞古碑也是消磨时间的一种办法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时为京官的韬晦策略。再次,大概是最重要的原因,鲁迅想借此考古,研究中国历史。鲁迅1934211致姚克信中说:“关于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茫无所知,耳目所及,也未知有专门的学者,倘查书,则夏曾佑之《中国古代史》最简明。生活状况,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像》,……汉时习俗,实与秦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这段话表现出鲁迅对石刻记载的重视。

鲁迅对文字记录本就有一种不信任态度,所以他辑校古籍,有时是用文字与金石对校,来修正文字的讹误。因为文字不仅有可能在传播中出现错误,更有可能经由当权者删改,仅凭文字,很难还原真实的历史,也需要借助图像,这是他重视金石的重要原因。《谈胡须》一文中,鲁迅就凭借汉石刻画像和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来判断中国古代男子的胡须上翘。对汉画像,鲁迅有自己的解释:“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或雕刻古来的帝王,孔子弟子,列士,列女,孝子之类的图。”(《朝花夕拾·后记》)鲁迅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图案。蔡元培指出,“从前记录汉碑的书,注意文字;对于碑上雕刻的花纹,毫不注意”。而鲁迅则对汉碑图案很感兴趣。(蔡元培:《纪念鲁迅先生轶事》)

鲁迅特别关注汉画像中绘宴会之状。鲁迅所珍藏的《朱鲔石室画像》,其中多宴饮石像,他一直锐意搜集。鲁迅曾于1916年、1919年多次在琉璃厂购买《朱鲔石室画像》,1934年又购入《朱鲔石室画像》。193436在致姚克的信中,鲁迅还提及:“汉画象中,有所谓《朱鲔石室画象》者,我看实是晋石,上绘宴会之状,非常生动,与一般汉石不同,但极难得,我有一点而不全,先生倘能遇到,万不可放过也。”同年422致姚克的信中再次提及:“《朱鲔石室画象》我有两套,凑合起来似乎还不全,倘碑帖店送有数套来,则除先生自己所要的之外,其余的请替我买下,庶几可以凑成全图。这石室,四五年前用泥塞起来了(古怪之至,不知何意),未塞之前,拓了一次,闻张继委员有一套,曾托人转辗去借,而亦不肯借,可笑。”这段话表达出鲁迅对这套画像的重视。现存可见的这套画像,鲁迅藏五十二幅,分装三包。

鲁迅对汉画像的搜集,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期侧重点为山东汉画像;后期侧重点为河南南阳汉画像。现存鲁迅收藏汉画像拓片六百余幅,其中主要是山东汉画像,有三百六十余幅。南阳汉画像二百九十余幅。山东汉画像偏重于历史、人物,主要是人事活动的画像。李发林的《山东汉画像石研究》将山东区域汉画像分为四大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包括农业劳动、手工业劳动、狩猎、车骑行列、聚会、战争、庖厨、百戏等);描绘历史人物故事的;图画祥瑞、神话故事的;描绘自然景物的。他认为山东地区中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为最多。

鲁迅对其他汉画像的搜集,也很关注宴饮。鲁迅曾想编《汉画像考》,但一直未能出版。从现存的鲁迅自拟的汉画像目录(草稿)来看,这份拟目的写作时间应为1922年至1926年间。现存的鲁迅汉画像残稿中有《肥城孝堂山新出画像》,属于郭氏石室画像。鲁迅写的说明详细介绍了醼享之事:“第二层右醼享之事,童子中立,旁男女各六人,有侍者,左廪;下层右廪并甖二,左楼阁上下坐者各二人侍者五。”

 

鲁迅笔下的宴饮与民初北京

 清末民初,北京的饮食业兴盛,从高档的饭庄——时称某某堂,到中档的饭馆,到小饭铺,种类繁多。还有不少西餐馆——番菜馆。北京的饭馆,以广和居开设最早,也最著名。绍兴会馆的斜对面2号就是当时北京有名的广和居。广和居在宣外菜市口西路南北半截胡同南头路东,鲁迅常从广和居叫菜或约友人宴饮。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在北京去得最多的饭馆大概就是广和居了。《清稗类钞》、《越缦堂日记》中都提到广和居。 “广和居在清末不是一家普通饭馆,简直是宣南掌故的总汇,几乎是一个政治俱乐部了。当时一些有权势的大官吏、有影响的大名士都以到广和居聚会为胜事。”( 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广和居的几个名菜,都是以京官的名字命名的。夏仁虎《旧京琐记》记载:“士大夫好集于半截胡同之广和居,张文襄在京提倡最力。其著名者,为蒸山药;曰潘鱼者,出自潘炳年;曰曾鱼,创自曾侯;曰吴鱼片,始自吴闰生。”《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东,历史最悠久,盖自道光中即有此馆,专为宣南士大夫设也。”广和居内墙上写的影射时政的题壁诗很有名。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被革职,离京前夕,同僚即在广和居饯行。广和居大门上嵌字对联“广居庶道贤人志,和鼎调羹宰相才。”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戊戌政变,讲新政者有所谓三公子:翰林院编修徐仁鑄、吏部主事陈三立、军机章京谭嗣同。其中,陈三立、谭嗣同都经常出入于此。

鲁迅对饮食一直都很关注,在青少年时代曾经影写过明代散曲家王磐的《野菜谱》。鲁迅还专门留心过中国肴馔的书籍,“《礼记》里的所谓‘八珍’,《酉阳杂俎》里的一张御赐菜帐和袁枚名士的《随园食单》。元朝有和斯辉的《饮馔正要》,……唐朝的呢,有杨煜的《膳夫经手录》,就收在《闾邱辨囿》中。”(《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在《朝花夕拾·小引》中,鲁迅还“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

鲁迅在多篇杂文中以谈吃来谈论世态。《谈皇帝》中写对待皇帝的“愚君政策”,也是以食物为例:“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因此只好又将他练成傻子,终年耐心地专吃着‘红嘴绿鹦哥’。此外还有后来所写的《准风月谈·“吃白相饭”》《准风月谈·吃教》《花边文学·零食》《且介亭杂文·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且介亭杂文二集·“靠天吃饭”》等。《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用“君子远庖厨也”来揭示儒家的虚伪:“‘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于是他心安理得,……‘万物皆备于我矣’了。”

    酒店在鲁迅小说中成为一个重要场所。《孔乙己》以咸亨酒店为叙述的舞台,小说的叙事者是咸亨酒店的小伙计。此外,咸亨饭店还出现在《明天》《风波》里。《风波》里写道:咸亨酒店里的人,都说要的。“七斤嫂这时从直觉上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因为咸亨酒店是消息灵通的所在。”《风波》里的赵七爷也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酒店被看作是消息传播的一个重要场所。《在酒楼上》,酒楼成为叙述空间。

《阿Q正传》和《采薇》中也写到酒店的功能。“人人都愿意知道现钱和新夹袄的阿Q的中兴史,所以在酒店里,茶馆里,庙檐下,便渐渐的探听出来了。这结果,是阿Q得了新敬畏。”(《阿Q正传》)《采薇》中酒店是一个讲故事的地点:“凡是能够勉强走动的伤兵,大抵在茶馆,酒店,理发铺,以及人家的檐前或门口闲坐,讲述战争的故事,无论那里,总有一群人眉飞色舞的在听他。”《三闲集·革命咖啡店》还写道:“叶灵凤革命艺术家曾画过我的像,说是躲在酒坛的后面。

《狂人日记》中对礼教的揭示以“吃人”为喻。在鲁迅的杂文中还犀利和深刻地以宴席为喻批判现实。早在《坟·灯下漫笔》中鲁迅就指出:“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写文章,专门论及一次酒店的宴饮。1925年,鲁迅在《“公理”的把戏》一文中写道:“据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报》说,则有些‘名流’即于十四日晚六时在那个撷英番菜馆开会。……从这饭局里产生了‘教育界公理维护会’,从这会又变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报上和函上有出席饭局者的名单。鲁迅还专门将此次饭局的名单抄录于文中。“撷英番菜馆”,在前门外廊坊头条西头路南,除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外国人开的大饭店而外,以卖番菜论,撷英是当时北京最大、最著名的了。

因为鲁迅“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 (《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同时也因为鲁迅曾身为京官,却采取了社会批评的姿态,所以鲁迅的文章常措辞隐晦,语含讽刺,在描述内容上受到野史、笔记的影响,常常选择在题材上处于相对边缘的日常生活作为描述对象。从汉画像中的宴饮,到民初北京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和宴饮,鲁迅据此观察和思考中国的社会现实,并在文章中以饮食和宴饮为喻,写下力作。

 

                                                                          (原载《北京观察》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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