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瑶是著名的文学史家和教育家。现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相对忽视的是教育家王瑶，而后者的研究意义也许更大，尤其是名师王瑶与其高徒的相互成就，如此成功者在本学科无出其右。

一、名师培育的高徒王瑶

 

现代文学研究界大都知道王瑶是朱自清的学生，至于是怎样的师生关系，只见过零碎的回忆文字，缺乏系统的总结。王瑶说他有“十多年随从朱先生研究的私谊”[1]。他们这十多年的“私谊”，笔者按时间线索梳理如下。

 

（一）王瑶在清华大学刚读本科就听了朱自清的多门课程

 

1934年9月，王瑶考入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当时的系主任是朱自清,而且直接为王瑶等本科生授课。据《王瑶年谱》，“1934至1937年间朱自清曾经开设《陶渊明研究》及《中国文学批评》等课程。”[2]王瑶不仅修了朱自清所开的课程，而且一直保存着这两门课程自己的课堂笔记手稿（现收藏于北京大学档案馆[3]）。王瑶追随朱自清的学术研究，是从听朱自清所开的这些课程开始的，直接影响到他日后的学术方向和毕业论文选题。1937年6月底王瑶回山西老家度假，因“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故滞留故乡辍学多年。1941年至1942年，王瑶几经辗转赶到昆明，重新回到朱自清老师身边。

 

（二）在西南联大朱自清曾为王瑶单独“开小灶”

 

王瑶学弟季镇淮回忆：王瑶1942年“暑假后，朱自清先生开《文辞研究》一课，他选修，我旁听，课堂里只有我们2人听讲”,“朱先生手拿方纸卡片写黑板，一块一块地写；他跟着抄，一块一块地抄。我当时坐在后面听没动手，对朱先生上课的严肃态度和王瑶学长的认真听写，都暗暗地觉得惊异和敬佩。”[4]大约同时，王瑶开始学术论文的写作，并请朱自清审阅。据朱自清1943年2月9日日记载：“下午读王瑶《说喻》，意外发现有新意见”[5]。也在这个时期，王瑶开始撰写《中古文学史论》，“每一篇写成后，作者都先请朱佩弦师过目”[6]。王瑶很快成了朱自清的爱徒。为解决王瑶的生活困难，朱自清介绍他到多所中学兼课[7]。王瑶生病，朱自清亲自为其介绍医生[8]。王瑶的本科毕业论文《魏晋文论的发展》，指导教师是朱自清、闻一多[9]。

 

 

王瑶学位论文《魏晋文论的发展》封面，有朱自清、闻一多的打分

（三）王瑶本科毕业立即考取了朱自清的研究生

 

1943年王瑶本科毕业立即考取了朱自清的研究生[10]。表面看不过是二人师生关系的延续，其实，这是他们“私谊”的一次质变。如果说朱自清起初给王瑶等本科生授课的时候，王瑶只能算“入门”弟子之一；到了朱自清开《文辞研究》课，王瑶便成为这届学生中唯一的“登堂”弟子了；考上朱自清的研究生，标志王瑶跃升到“入室”弟子的地位。当然，王瑶升级越高，朱自清对他的学术要求越高。据王瑶当时的研究生同学回忆，“朱自清‘课书’很严，定期给昭琛（按：王瑶字昭琛）指定参考书，限期阅读，要求作札记，定期亲自答疑，并提出问题令昭琛解答。师徒2人还常对某一个问题交谈讨论。昭琛在解答问题中时出新意，朱先生极为赞赏。”[11]“王瑶1943年12月录毕的《读陶随录》，即是这一时期他在朱自清的指导下阅读陶渊明集的笔记。”[12]在此基础上，王瑶编注了《陶渊明集》[13]。而这笔记被王瑶保存了一生[14]。1944年7月起，还在读研究生的王瑶被聘为中文系的半时助教，主要任务是协助朱自清教授工作[15]。研究生毕业留校后，王瑶继续追随朱自清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陶渊明集》，王瑶编注

 

（四）王瑶对朱自清的学术传承

 

1948年8月朱自清逝世，王瑶立即撰写了多篇纪念文章：《悼朱佩弦师》《朱自清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十日间——朱佩弦师逝世前后记》《邂逅斋说诗缀忆》。朱自清逝世一周年和两周年，王瑶分别撰写了《朱自清先生的日记——纪念他的逝世一周年》和《朱自清先生的诗与散文》。1953年出版他的《中国文学论丛》时，王瑶把以上纪念朱自清的文章合成一篇长文《念朱自清先生》。后来王瑶又撰写了《<朱自清日记选录>略记》（1963年发表）、《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82年发表）、《关于朱自清》（1982年发表）、《关于西南联大和闻一多、朱自清两位先生的一些事》（1986年发表）、《我的欣慰和期待——在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诞生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1988年发表）等。1988年收入北京出版社《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一书时，王瑶又修改了《念朱自清先生》：新增两节，原来的一节扩写成两节。这篇文章“断断续续写了近40年”[16]。对恩师的思念还体现在，王瑶书房“墙上唯一的装饰便是挂在书桌正面装有朱自清先生墨宝和照片的镜框”[17]。

 

 

朱自清照片

王瑶对先生的学术继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既会“六经注我”，又能“我注六经”。在考据方面朱自清下过很大功夫，“早年他喜欢的诗人是陶潜、谢灵运、李贺，曾做过详审的行年考证”[18]。他追求“认真地仔细地考辩，一个字不放松”[19]。朱自清又长于义理阐释，最擅长“考据基础上的批评”。其名作《诗言志辩》，是他既会“六经注我”，又能“我注六经”的综合体现。王瑶追随朱自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两方面都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我注六经”有他的《陶渊明集》《说喻》等作品；“六经注我”的成果如《鲁迅作品论集》《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等。在其代表作《中古文学史论》和《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既能看到王瑶“六经注我”的水平，又能看到他“我注六经”的功夫，所以“堪称符合于朱自清先生生前所恳切希望的继承人。”[20]

 

其二，既研究古代文学，又关注新文学。这是朱自清的一个特点，也是他的双重优势。他比大多数新文学家都多一些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修养；相对于专治古典的学者，他又是中国新文学的成功实践者。朱自清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又最早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21]。王瑶追随朱自清十几年，同样获得了这样的双重优势。其古代文学研究以《中古文学史论》为代表，新文学研究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代表。前者是在朱自清“亲承音旨”指导下的古代文学成果；后者是在借鉴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正是借助这双重优势，使王瑶从中古文学研究的一位开拓者成功转型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其三，既“师朱”又“法鲁”，做有思想的学问。王瑶当年的研究生同学季镇淮把王瑶的思想与学术的传承概括为“师朱法鲁”。“师朱”主要是指朱自清对王瑶的学术影响。除上述内容外，还应包括朱自清所推崇的“清华学统”，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在清华国学院开创的“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法鲁”主要是指王瑶师法鲁迅的魏晋研究。王瑶说他“研究中古文学史的思路和方法，是深深受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影响的”[22]。“师朱”“法鲁”是王瑶的两个学术渊源，一个偏于学问，一个偏于思想。二者又是王瑶传承五四精神的两个中介，以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魏晋风度’，以及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集中代表‘五四精神’取得了内在的精神联系”[23]，并获得了魏晋和五四思想的支撑。

二、栽培了一批高徒的名师王瑶

 

陈平原曾把王瑶先生的学术生命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43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到1952年离开清华是第一个阶段，对应的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从1952年调入北大到“文革”结束是第二个阶段，对应的是当代中国政治史；从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到1989年王瑶逝世是第三个阶段，对应的是当代中国教育史。[24]这里的教育史，应该主要是指新时期中国研究生教育史。王瑶最后十年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可谓超群绝伦。

 

今天来看，1978年后王瑶指导的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数量并不算多，但培养的质量非常高，多数是本学科耳熟能详的优秀专家，如钱理群、吴福辉、赵园、凌宇、温儒敏、陈平原[25]……这些响亮的名字，再次印证了“名师出高徒”，但人们更想知道的是：“名师”如何培养出这么多、这么高的“高徒”？

 

 

1981年，北大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与导师合影 （前排左起：乐黛云、唐沅、王瑶、严家炎、孙玉石；后排左起：赵园、钱理群、吴福辉、凌宇、温儒敏、张玫珊、陈山）

 

关于王瑶如何指导研究生，他的弟子有基本相似的回忆：一是要求研究生大量阅读，厚积薄发；二是无为而治，鼓励研究生自由创造；三是对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四是强化研究生淡泊名利、沉潜治学的精神等。如果这就算是培养出这么多“高徒”的“王瑶经验”，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因为这些方法都不是独家“秘籍”，多年来许多研究生导师都这样做过，却没有王瑶这么高的成才率。

 

其实，王瑶与其他导师最大的差别就是不给研究生上课。只是还没有任何教育学的理论和教育史的事实依据能证明：导师不上课与培养优秀研究生有必然联系。仔细阅读王门弟子的回忆材料，除了不上课之外，王瑶的指导与其他导师略有不同之处有二：一是王瑶“过分严格的师弟子界限,时而现出的家长态度”[26]，二是他定期与研究生天马行空的聊天。

 

钱理群说，王瑶“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我们去他家一次。他的生活习惯是凌晨三四点睡觉，因此每天上午谁都不能上他家去”[27]。王瑶其他研究生也有类似的回忆，还大都提到王瑶对待研究生的严厉。温儒敏说到“有被先生批评得下不来台的时候”，赵园说到王瑶“震怒时的训斥”，陈平原说“不止一个弟子被（他）当面训哭”。王瑶这样做，在赵园看来并非是脾气大，而是刻意为之。

 

对此，固然可以理解为“旧式”的师道尊严，然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新式”的师生关系又该如何？答案很可能是众口一词——平等关系。若要再问：如何平等？就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了，因为多数人对师生“平等”的理解或大而无当，或似是而非。师生“平等”被简单化、空洞化。如果导师与研究生无差别对待，只会造成虚假的“平等”，只会让导师不知如何为师，学生不知如何当学生。许多人只知道现代社会肯定与保护“平等”，却不知道现代社会又肯定与保护“差别”。师生的“差别”恰恰是由师生的身份决定的。这种身份的差别，决定了老师与学生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完全不同，所以不“平等”。陈平原回忆，刚读博时王瑶就告诉他，在北大念书，你就是我的学生，我们并不平等。[28]后来陈平原的理解是“导师必须保持一定的威严。若彻底失去距离感，学生会把你的话当耳旁风”[29]。可见，师道尊严还关乎研究生导师的指导效果。当然，这种指导效果取决于师、生两个方面，除了导师学业的权威性，还包括研究生对导师权威性的认同。正如从王瑶弟子的回忆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王瑶对弟子慈不掌兵式的威严，更看到了弟子们对王瑶先生学业权威性的服膺。

 

研究生导师的权威性，把握得好能提高导师的指导效果；把握不好会压抑研究生的主体性，也就是清代戴震所说的“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的道理。最好的结果是导师主体性与其研究生主体性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研究生学业的发展和主体性的提升，赖于导师的指导和助推；而研究生的发展和提升又能促使导师不断自我反思，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王瑶与其高徒有许多成功的事例。典型的例证是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一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是对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核心观念的挑战，而且弟子们事先也没有告诉王瑶。此举无疑会冒犯导师的权威性。那么王瑶是如何做的呢？既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又在宽容学生反叛的前提下进行保护式的批评，还能有所保留的鼓励。比如事后王瑶为陈平原申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撰写推荐评价，肯定了陈平原著作《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尤其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谈到《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只肯定它影响较大，没做具体的学术评价[30]。由此看出，王瑶属于陈平原所说的那种“聪明的导师”，不以大国手的气场、学养、威望压抑学生成为大国手的可能，既鼓励学生自由创造，又能像“大树”一般为学生们遮风挡雨，还不失自己的学术立场。

 

 

 

陈平原（左）、钱理群（中）、黄子平及其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一事，我们不仅要看到王瑶如何对待学生，还应看到这些弟子如何对待导师。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背景，是新方法、新观念盛行的年代，也是人文学科导师们特别不满于研究生的浮躁，而研究生又特别嫌弃导师落伍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王瑶与其研究生之间并没有形成当时普遍存在的师生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形成了典型的教学相长的关系。学生敬重导师，导师欣赏学生；学生可以挑战导师，导师能够宽容学生；研究生学业的发展需要导师的提携，而研究生的发展和提升又能促使导师不断反思自己、提升自己。王瑶与其优秀研究生就是这样相互成就、共同提高的。当然，这种相互认同是需要基础的，他们之间价值观上的认同、对所志于“道”的认同，应是他们师生相互成就的基础。

 

如何打造这样的基础？所有弟子的回忆无一例外都提到在导师客厅里的定期聊天。王瑶不给研究生讲课，他的指导主要是在他家客厅里的所谓“熏陶”，却很少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王瑶“常常都是一个话题开始，接连转向其他多个话题，引经据典，天马行空”[31]。这种天马行空的闲聊，应该是王瑶式的“传道受业解惑”，像是《论语》里孔子式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循循然善诱人”，提倡“温故而知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结果来看，王瑶这种“聊天”式的指导非常成功，既表现在“授业”“解惑”层面，更表现在“传道”层面。王瑶在“聊天”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向研究生传输了他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而且他的研究生不经意间认同了这样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正如前有王瑶“师朱”“法鲁”的传承，后有陈平原代表弟子为导师撰写的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这个挽联之所以能得到同门的普遍肯定，答案之一是因为弟子们肯定“‘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正是对先生人格、精神、气质的一个高度概括”[32]，答案之二是因为众弟子对“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本身的强烈认同：魏晋和五四时期那些思想家和艺术家至情至性的“风度”、那种人的觉醒、精神自由、艺术独立的时代“精神”，正是弟子们从王瑶那里汲取并形成共鸣的东西，从而演化成他们师生之间共同的精神纽带。

 

王瑶与弟子的定期“聊天”，除了传道受业解惑，还展示了王瑶幽默、机智的个人魅力。如赵园所说：“先生最吸引我的,并非他的学术著作,而是他的人格,他的智慧及其表达方式。这智慧多半不是在课堂或学术讲坛上,而是在纵意而谈中随时喷涌的。与他亲近过的,不能忘怀那客厅,那茶几上的茶杯和烟灰缸,那斜倚在沙发上白发如雪的智者,他无穷的机智,他惊人的敏锐,他的谐谑,他的似喘似咳的笑。”[33]这一切都增强了导师的亲和力和“传道”的效力。

三、被高徒们纪念、研究、宣传而不断增值的名师王瑶

 

如同王瑶以朱自清和鲁迅为中介继承了以“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所支撑的学术和思想传统，王瑶的杰出弟子的杰出贡献就是让这一传统薪火相传，发扬光大。所谓“高徒”不仅学识之高，还有德性之高，更有所追求的境界之高。

 

王瑶逝世后，他的高徒为他做了很多事，而且不停地在做，以下仅以他们为导师出版的书籍为证。

 

《王瑶先生纪念集》。王瑶1989年12月突然病逝，仅过八个月《王瑶先生纪念集》就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500页，内容有四部分：王瑶生平、年表、著译目录；81篇纪念诗文；挽联、唁电、唁函、挽诗选；8篇有关王瑶业绩的研究性文章。如此丰富、严谨的内容，如此“豪华装帧”（当年标准）：8幅彩色照片、全道林纸、软精装封面；如此出版速度，难以想象《王瑶先生纪念集》编辑小组付出了怎样的艰辛[34]，而编辑小组的核心骨干主要是王瑶的研究生。

 

《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1994年5月，王瑶的研究生发起、促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举办了“王瑶学术思想研讨会”，以纪念王瑶诞辰80周年。在这次会议提交论文和发言的基础上，1996年6月推出了《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多数文章是王瑶研究生撰写的。

 

《王瑶文集》。与《王瑶先生纪念集》同时策划的还有《王瑶文集》，两书的编辑小组高度重合，均以王瑶的研究生为主。七卷本的《王瑶文集》由王瑶老家山西的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对这套书贡献最大的是董大中，具体干活的大都出自王门：陈平原编第一卷，钱理群编第二卷，温儒敏编第三卷，吴福辉编第四卷，钱理群编第五卷，王得后（赵园的丈夫）编第六卷，钱理群、王得后、樊骏合编第七卷。

 

《王瑶全集》。由于“北岳文艺版《王瑶文集》的编校很不理想”[35]，在河北教育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下，王门弟子要再编一套《王瑶全集》，收入王瑶生前的全部作品，包括王瑶的学术专著、论文、札记、评论、编注、随笔、散文、演讲稿和检讨书，以及他的书信、日记等，还有王瑶的年谱、著译年表和著作目录等，共编成8卷，2000年1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各卷分工依然是王门弟子担纲：陈平原编第一卷，钱理群编第二卷，温儒敏编第三卷，吴福辉编第四卷，钱理群编第五卷，王得后编第六卷，钱理群编第七卷，孙玉石、王得后、樊骏合编第八卷。《王瑶和他的世界》。与初版《王瑶全集》同时，河北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王瑶和他的世界》。这本书又是王门弟子编选的。在这本书中，王瑶的优秀弟子继《王瑶先生纪念集》和《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撰写的纪念文章之后，又新写了一批纪念性的散文和研究性的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瑶全集》和《王瑶和他的世界》，1999年12月赶在王瑶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举行了首发式。

 

《润华集》《中国文学纵横论》《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等王瑶“遗著”。王瑶逝世后，其研究生弟子促成了王瑶的多部遗著面世，如《润华集》和《中国文学纵横论》，都是王瑶生前编定的文集，因王瑶逝世而搁浅。经其研究生弟子促成，前者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后者由台湾省大安出版社1993年出版。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直到王瑶去世稿子还没有收齐，后来主要是靠其研究生弟子玉成全书，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还推出了王瑶的两部著作，一是孙玉石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36]，二是陈平原做跋语的《中古文学史论》。

 

“王瑶著作系列”三种和《王瑶文论选》《王瑶文选》。在纪念王瑶逝世20周年之前，王瑶的研究生弟子协助出版社推出了导师的五部著作。200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瑶著作系列”三种：《中古文学史论》（重排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重排本）和《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2009年又出版了两部选集：陈平原编《王瑶文论选》（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孙玉石编《王瑶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出版）。

 

《中古文学史论》（典藏版）、《阅读王瑶》《王瑶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2014年是王瑶诞辰一百周年，王门弟子同时推出了导师的三部著作：陈平原和高恒文重新校订的《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打造的典藏版）、孙玉石和钱理群主编的《阅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和王瑶的研究生弟子以及少数再传弟子合著的《王瑶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在所有缅怀和研究王瑶的著作中，学术水平最高的是陈平原编的《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该书以2014年5月7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精神的魅力——王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为基础。书中研究王瑶的学术论文23篇，有21篇是王瑶弟子及再传弟子撰写的。[37]

 

《王瑶全集》再版、“王瑶著作系列”三种重刊和新著《风雨读师》《王瑶画传》。今年是王瑶诞辰110周年。王瑶高徒陈平原等促成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再版《王瑶全集》和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刊“王瑶著作系列”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了陈平原、袁一丹编著的《王瑶画传》，6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在推出新版《王瑶全集》的同时，出版了陈平原著作《风雨读师》。

 

 

再版《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4月版

 

以上数据也许有遗漏，但在中国弟子为导师出书排行榜上，足以高居榜首。纵观以上书籍，不仅数量巨大，还在于王瑶的价值在这些书中不断放大。

 

1990年出版的《王瑶先生纪念集》里多数是怀念性的散文，乍一看与后来其他导师的纪念集大同小异。细看，《王瑶先生纪念集》里竟有八篇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文，分别论述王瑶的文学史理论和方法、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中古文学研究、与清华大学的关系、与北京大学的关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关系、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的贡献。这八篇论文的作者中，王门弟子占的比例很小，但他们作为编辑工作的主要执行者，约请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撰写了这些阐发王瑶业绩和成就的论文。

 

到了《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中，全部是研究王瑶学术思想的学术论文。论文作者以王门弟子为主，约请相关领域权威专家为辅，进一步开掘出王瑶的中古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和鲁迅研究的成就。再到《王瑶和他的世界》《阅读王瑶》、特别是到了《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中，王门弟子更加自觉、更加学理化地阐发“王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上的意义；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价尺度将日渐严苛，且视野将从一个人扩展到一个学科、一所大学乃至一个时代。”[38]。

 

陈平原说：“不是每个师长都有机会进入学术史或思想史的，大多数情况下，人走茶凉，很快就被遗忘的。王先生不一样，他有可能穿越壁障，不断召唤后世读者。”[39]把这句话稍加修改，也可以说：不是每个师长都有机会进入学术史或思想史的，大多数情况下，人走茶凉，很快就被遗忘的。王瑶先生不一样，他有可能穿越壁障，还因为他的高徒不断放大着他，引领后世读者被他召唤。

 

那么，能让王瑶“穿越壁障”的究竟是什么？也就是王门弟子在纪念王瑶的时候，还在纪念什么？他们研究王瑶的时候，还在研究什么？他们所做的那些更深层次的价值指向，正是王瑶“穿越壁障”的东西。例如王瑶传承的以“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为思想特征的学术传统。它吸引被召唤者的力量，主要不是因为王瑶的声望，而是因为这一传统本身的魅力，还因为“五四”以来的各种学术传统中，没有哪一种学术传统比这一传统被解读得更充分、更深广，所以能形成王瑶与被召唤者“穿越壁障”的双向奔赴。这一传统的解读者——王门优秀弟子，在开掘“王瑶意义”的同时，引领被召唤者逐渐贴近“五四”以来优秀的思想传统、学术传统和教育传统。

 

陈平原、袁一丹编著《王瑶画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版

 

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师王瑶与其高徒的相互成就，也成就了“五四”以来优秀思想传统、学术传统和教育传统的薪火相传。单就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而言，理解名师王瑶与其高徒的成就，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突飞猛进，研究生与研究生导师的数量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然而，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并不是越来越好，而是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发严重。一些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异化为或显性或隐性的利益交换关系,甚至变成了类似资本家对打工者的压迫、雇佣，乃至剥削关系。虽然这在人文学科较少，但钱理群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现象却有增无减，既有“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研究生，也有这样的导师。问题不仅在于这样的现象多么严重，更在于普遍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路径。从师生伦理的角度说，传统的价值系统基本上已经破坏；新的价值系统尚未真正确立，其中负面价值量不断增强，而具有正面价值的东西往往模糊、空洞，缺乏有效的支配力量。相比之下，王瑶与其高徒的相互成就，上接中国古代优秀师生伦理传统，近有王瑶“师朱”“法鲁”的学术传统为支撑，内含可望可及的正面价值，称得上当今中国师生伦理的成功典范。

 

我曾经固执地认为，这样的典范是无法复制的，因为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孕育的杰作。天时：正赶上中国思想解放、精神自由、尊重人才的“80年代”；地利：形成于有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光荣传统的北京大学；人和：幸有杰出的导师遇上了杰出的研究生。不过，最近我的看法有所改变，因为我注意到：这种近乎“绝唱”的东西，正在王瑶的优秀弟子与他们的优秀弟子之间复现着。也就是说，从朱自清与王瑶，到王瑶与其优秀弟子，再到王瑶优秀弟子与王瑶的再传弟子，师生相互成就的美德一直赓续着，而且已经形成一种后继有人的传统。这典范的力量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传统”既已开花散叶，必将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