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乔生

            鲁迅与光复会、同盟会

胡风在《鲁迅先生》一文中记下他同鲁迅关于同盟会和光复会的谈话，时间是1930年代中叶：

我问：“周先生加入过同盟会没有？”

他答：“没有；我加入的是光复会。这不能说出去，他们知道了要更恨我的。”

胡风解释说，这里说的“他们”指国民党。光复会是章太炎发起成立的，大概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政治纲领有差别。鲁迅曾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二人有师生之谊，所以鲁迅加入了光复会。后来，光复会不存在了，一部分会员入了同盟会。假如鲁迅没有加入同盟会，当然会为同盟会不满。而国民党是与同盟会一脉相承的。

胡风的回忆是否准确，他的解释是否符合鲁迅的原意，这值得探究。

岂止是同盟会，就连鲁迅曾否加入光复会也还是一个疑问。

与鲁迅交往密切的许寿裳在《鲁迅先生年谱》1908年中注明，“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但许寿裳说得太简单，没有交代更具体的时间和鲁迅的入会介绍人。而许寿裳本人入会是有介绍人的。他的这一断语并没有得到鲁迅二弟周作人的同意。当时，在东京，周作人与鲁迅住在一起，他与鲁迅的亲密程度至少不比许寿裳低。周作人回忆他们住在东京中越馆时同光复会成员接触的情况：

大概因为这里比较公寓方便，来的客也比以前多了，虽然本来也无非那几个人，不是亡命者，便是懒得去上学的人，他们不是星期日也是闲空的。这里主要的是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天晴雨雪都没有关系，就只可惜钱德潜那时没有加入，不然更要热闹了，他也是在早稻田挂名，却是不去上课的。谈到吃饭的时候，主人如抽斗里有钱，买罐头牛肉来添菜，否则只好请用普通客饭，大抵总只是圆豆腐之外一木碗的豆瓣酱汤，好在来访的客人只图谈天，吃食本不在乎，例如陶焕卿即使给他一杯燕菜他也当作粉条喝下去，不觉得有什么好的。

这里说的陶焕卿名成章，是光复会的领导人之一。龚未生是另一个光复会领导人章太炎的女婿。陈子英、陶望潮也都是光复会中人。光复会于1903年在日本酝酿，1904年10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其入会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领导人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等，都是浙江人。关于陶成章，周作人还提供了这样的细节：

当时陶焕卿（成章）也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未生大抵同来。焕          卿正在联络江浙会党，计画起义，太炎先生每戏呼为焕强盗或焕皇帝，来寓时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动”，否则讲春秋时外交或战争情形，口讲指画，历历如在目前。尝避日本警吏注意，携文件一部分来寓嘱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会党的联合会章，记有一条云：凡犯规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红布上盖印，又一枚红缎者，云是“龙头”，焕卿尝笑语曰，填一张正龙头的票布何如？数月后焕卿移居，乃复来取去。

假如鲁迅接受了陶成章的“笑语”，填写了“正龙头的票布”，那无疑就是加入了光复会。然而，他并没有得到这种票布。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坚持说：“但他始终不曾加入同盟会，虽然时常出入民报社，所与往来者多是同盟会的人。他也没有加入光复会。……以浙东人的关系，豫才似乎应该是光复会中人了。然而又不然。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不知道。”

针对周作人的质疑，许寿裳1944年2月4日在答复一位鲁迅研究者的信中说：“光复会会员问题，弟进会时，鲁迅尚未加入。1909年春，弟先返国。是年夏，鲁迅亦返国，同在杭州教书，始知其亦进了会，根据惟此而已。至于作人之否认此事，由我看来，或许是出于不知道，因为入会的人，对于家人父子本不相告知的。”5月26日又说：“光复会会员问题，因当时有会籍可凭，同志之间，无话不谈，确知其为会员，根据惟此而已。”周作人在1958年1月20日给友人的信，仍坚持他的说法：“他加入光复会一节，无论别人怎么论说（除非有物证），我记得陶焕卿‘票布’的笑话，相信决未加入。”如果名在会籍，或有人出具证明，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下设专门褒奖有功人员的稽勋局，不会轻易把老党员遗忘的。虽然光复会与同盟会有矛盾，但总体上的团结是得以维持的。

至于鲁迅本人，他在自传中只提到参加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权（保障）同盟等组织，从未说过自己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冯雪峰在《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片断回忆）》中提到，关于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党，鲁迅说：“我自己是接近光复会的。”这种说法恐怕是最接近实际情况的。

“我不能够做革命者”

鲁迅同情革命运动。他留学日本不久，就参加了浙江同乡会，在《浙江潮》上发表了《斯巴达之魂》等慷慨激昂的文字。他对当时盛行的排满论深表赞同，自己翻译外国文学，选择的多是东欧弱小受压迫民族的作品，意在激发同胞反抗强权争取解放的意志。

然而，鲁迅的性格决定了他能写文章、作宣传，但不能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鲁迅后来回顾那时自己的状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是那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没有革命领袖的“特别本领”。他举例说，有一天，他看见一位领导者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聊天，而当时当地就有他的部下在丢炸弹搞革命暗杀活动。震耳的响声传来时，鲁迅想到那实际行动者可能惨死，内心就焦烦不堪。但那位领导者却神色不变，好像这事与他毫无关系似的。这气度使鲁迅敬佩不已。当时有人动员鲁迅加入革命组织，鲁迅知道革命者要做的是什么，他说：我家有老母，自己牺牲了，母亲怎么办呢？对于牺牲，鲁迅不但要想想后果，而且要思量其价值。他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后来在国民革命时代，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又谈到这一点，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意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鲁迅对自己从事的文化活动与实际的革命活动之间的关系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杂忆》中说：“不独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

绍兴光复前后的鲁迅

许广平曾在回忆录中谈到鲁迅在辛亥革命时的活动，她说：“辛亥革命的时候，先生承认没有做过什么工作，只是高兴得很。”

辛亥革命发生后，绍兴府中学堂监督辞职，校务无人负责，于是学生推选十位代表坚请早先辞职的陈子英、鲁迅回学堂主持工作。

1911年11月4日，民军占领杭州的消息传到绍兴，绍兴府宣告光复。当时人心浮动，“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11月5日，鲁迅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提出当务之急是集合学生组成一支“武装演说队”，到街头宣传革命的意义，以安定人心。所谓“武装”，其实就是大刀、木棍之类，而且大刀也是没有开刃的。演说队将要出发的时候，同学中有一位当队长的问：“万一有人拦阻我们，怎么办？”鲁迅答道：“你手上的指挥刀是做什么用的？”结果游行一趟，通衢张贴“溥仪逃，奕劻被逮”的新闻，演说队直到回校也没有遇到抵抗。

这就是鲁迅在辛亥年绍兴光复时的表现。许广平回忆说，鲁迅后来每谈到此事，“总带着不少的兴趣描述当时的情景，就好像刚刚出发回来的那么新鲜，感动”。

绍兴成立军政分府的第二天，鲁迅的老朋友、平时总跟他在一起喝酒发牢骚的范爱农进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满脸是从未有过的笑容，说：“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鲁迅与范爱农在街上走了一通，见满眼是白旗，江山变了颜色。但鲁迅对临时政府看不顺眼，他说：“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军政分府首脑是原来的绍兴知府程赞清，而治安科长是浙江巡抚衙门的刑名师爷章介眉，他曾参与秋瑾被害。

11月8日晚上，鲁迅和学校师生及市民到绍兴西门外迎接王金发率领的革命军。王金发原是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由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9日黄昏，他们终于在绍兴偏门外接到了革命军。三天后，王金发改组政府，自任都督，采取措施安定民心。他很信任鲁迅、范爱农，委任鲁迅担任浙江山会师范学堂监督，聘请范爱农担任学堂监学。鲁迅给学生的印象是：头上戴一顶陆军帽，谈话简明有力。他第一次给学生讲话，就鼓励学生剪辫子。

但王金发和绍兴军政分府的官员不久就发生了变化。鲁迅眼中的王金发“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数和新进的革命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了，天气还并不冷”。“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与秋瑾案有牵连的章介眉本来已经以“平毁秋墓”的罪名被军政府逮捕，但这时却以“毁家纾难”的名义捐献一笔财产，被王金发释放了。

这时，原绍兴府学堂的几位学生想办一张报纸对军政分府施行舆论监督，请了鲁迅、陈子英、孙德卿为发起人，这就是1912年1月3日创刊的《越铎日报》。鲁迅以“黄棘”的化名写了发刊词。报纸刊登了不少揭露时弊的文章。王金发为了“封口”，送给《越铎日报》一笔钱。鲁迅听说后，马上去报社交涉，劝学生们不要收钱，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学校经费支绌，鲁迅找都督要经费，都督说：“怎么又来拿钱，人家都把钱送到我这里来，你反而要拿去。好，再给你一些，再来要，没有了！”没有钱怎么办学？于是，鲁迅辞去了监督职务，把账目和一角又两枚铜元的余款交给了政府派来的接收员。

新生之梦的幻灭

鲁迅失业在家，想到上海去当编辑，就托人介绍，向大书店去找工作。不久书店寄来德文材料，叫他翻译出来试试看。如果考取，可以有每月一百多元的薪水。鲁迅决定应考，把译文邮寄上海，焦急地等待着回音。他同时向好友许寿裳求助。其时，许寿裳到了南京，在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领导下工作。许寿裳回忆说：

其时一切草创，规模未具，部中供给膳宿，每人仅月支三十元。我被蔡先生邀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章，日不暇给，乘间向蔡先生推荐鲁迅。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蔡先生对我，每直称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我即连写两封信给鲁迅，说蔡先生殷勤延揽之意。

鲁迅青年时代曾在南京读书，旧地重游，抚今追昔，自然很多感慨。他同许寿裳白天同桌办公，晚上联床共话，业余时间同访图书馆。鲁迅在图书馆里借抄《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后来收入《唐宋传奇集》。他们还一起到清驻防旗营旧址，只见一片焦土，瓦砾堆中，有一两个满族老年妇女，住在没有门窗的破屋里，状况凄惨。鲁迅告诉许寿裳，他当年在路矿学堂读书时，喜欢骑马，每次骑马过旗营，总受旗人骂詈，顽童投石，仿佛在说：你们汉族人不配骑马。鲁迅说起这些往事，犹有余恨。

除旧布新，形势迥异，鲁迅的心情是很兴奋的。他后来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回忆说：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

鲁迅对革命党人的印象总体上是好的。他在《杂忆》中写道：“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黄兴先生便勃然大怒，枪毙了许多。后来因为知道土匪是不怕枪毙而怕枭首的，就从死尸上割下头来，草绳络住了挂在树上。从此也不再有什么变故了，虽然我所住的一个机关的卫兵，当我外出时举枪立正之后，就从窗门洞爬进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已经平和得多，也客气得多了。”

摇身一变的官僚军阀，浑水摸鱼的投机分子不可避免地混入革命队伍。鲁迅说过：“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绅士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这些“漂亮”、有钱和有权势者，是不会放过革命果实的。

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5月，鲁迅到北京，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鲁迅到北京工作不到一年，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被袁世凯所派特务刺杀身亡，民国政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鲁迅有迷惘，有消沉，对辛亥革命有失望，也有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