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婴先生走了，虽然他卧病一年，得的又是一种疑难重症，我仍然感觉突然。在他住院期间，我曾经陪着馆长去看望过两次，乍见他因使用激素而浮肿的脸，更加瘦消的身体，我的心一紧，一股凄凉而陌生的感觉蓦地涌生出来。但接下来，他依然敏捷的思维，依然犀利的语言，很快就驱散了刚才的那种感觉，我根本没有把死与眼前的这位老人连结起来，然而海婴先生还是不幸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的去世，对于鲁迅文化事业来说，是巨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在我则是失去一位我一向敬爱的朋友。

　　呼海婴先生为友，作为后生小辈的我，颇有些僭妄、攀附的嫌疑，但海婴先生似乎并不在意地位和年辈的悬隔，倒是很能大度包容我这位小友的。海婴先生的每一本著作都签名赠我，除《我与鲁迅七十年》、《鲁迅家庭大相簿》呼我为“小友”外，其他三本皆呼为“老友”，这也许有海婴先生戏谑的成分，但在我总是感到十分荣幸和惭愧的。

　　我在鲁迅博物馆工作，对于海婴先生自然是久闻大名，但从来没有面对面地接触过，只是远远地望过去；时时见他骑着小木兰，欻忽而来，欻忽而去，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瘦高精神的老者，风度儒雅中透露着几分潇洒。

　　2003年夏天，海婴先生给了《鲁迅研究月刊》一篇稿子，是整理许广平早年抗婚的一组材料，我正好是这篇文章的责编。责编与作者本来是不必打什么交道的，但由于原稿字迹潦草，不易释读，因此有许多问题需要责编与作者往复商量，而我与先生竟然就此熟识起来。

　　在海婴先生家，我有幸看到了大量鲁迅及许广平的照片，大大小小的信封、纸包，长长短短的相册，足有百件以上。海婴先生感叹自己年纪大了，整理这些力不从心，希望有合适的人帮助整理登记。于是，孙郁馆长推荐了我和吴晨。从此近三个月，我们就像上班一样，几乎是天天出入先生家。我们在客厅整理登记照片，海婴先生则在书房看书或看电脑，遇到不明白的就过去问。后来，海婴先生以这批照片为素材编成了《鲁迅家庭大相簿》。在为此书做评介时，我写下了这样几句话：“对于海婴先生编书的想法，我自然是极力怂恿；而对于先生想让我做他编书助手的邀请，我也是一口答应。两年过去了，书也出来了，我这个助手‘助得甚事’呢？也许能力上有所谢短，也许工作上一直贵忙得很，除了帮助扫描图片、校对文字外，我几乎没做什么，真是愧煞人哉。但书终于出来了，而且做得相当精致，而先生对于我的无所事事似乎并不生气，这是我私心感到十分庆幸的。”

　　也许是我的实诚博得了海婴先生的信任。一次，他独自来到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找我，拿出一张他签名盖章的授权书交给我。一看，吓了一跳，是授权我拆阅处理所有寄到鲁迅博物馆写着周海婴名字的信件。我想了一想说，单位、团体来件好办，个人信件恐有不便。海婴先生说，没关系，我没有隐私，只管拆阅处理。接着交代几条信件处理的办法，就飘然而去了。

　　海婴先生对朋友的信任可能过于轻易了，这样往往会吃亏上当；而他对朋友体贴周到，连我这样的小友也不漏过，则令人有如沐春风的温暖。2006年，海婴先生去绍兴接受名誉市民的荣誉，我一路作陪。在火车上，海婴先生像变魔术一样，从旅行包里，一会儿拿出几桶啤酒，一会儿拿出一大包熟肉，最后拿出一包熊猫烟。我有抽烟的嗜好，海婴先生是知道的，但我坐火车从不在车上买盒饭，只喝啤酒吃熟肉，这习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我没有问，但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们就这样喝着啤酒、吃着熟肉、聊着天，像一对惯于坐车出差的朋友那样轻松甚至有点享受地完成了这次旅行。

　　海婴先生是名人，但身上没有一点名人的坏气味，相反，有时谦虚得令我们这些非名人惭惶无地。他从不自认为鲁迅研究专家，也不自认为作家，但他却写出了很好的著作，写出了很好的文章。蒙他抬举，海婴先生时时将他的文字请我“把关”，我哪里把得了关，但也偶有几次改得令他惬心的，他就会高兴地连呼“刘师傅，刘师傅”，言下颇有一字师的意思。

　　有件小事令我十分感动。海婴先生说电动车有两个缺点，一是需要加速的时候加不上去，二是跑不远。我忽然想起他原来有一辆小木兰的，怎么不见了呢？他说处理了，原因是一位年轻的警察批评了他。警察说：“周老，您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社会名人，应该带头遵守交通法规，做市民的模范；更主要的是，周老年纪大了，安全最重要，身体最重要。”这位小警察太有水平了，但我更佩服海婴先生的公民守法意识和不以势压人的大度。

　　海婴先生有随和的一面，也有峻厉的一面。我常常吹牛说，我有办法“对付”海婴先生，其实我哪有什么办法，不过是对海婴先生、对自己人品的一种自信。只要赤诚相见，心术端正，怀抱善意，就一定会遇到海婴先生随和的一面；反之，就一定会面对其峻厉的一面。我也遭遇过海婴先生的峻厉。去年海婴先生得病住院，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请我买三本消闲书带去。其时，我正在外地出差，没有看到邮件，于是老先生误会了，又连发两个邮件，什么“面叩刘思源大人”啦，什么邮件“铁沉大海！！！！”啦，什么“难以想象”啦，口气越来越严厉。回来看到邮件，我赶紧办妥所托之事，并写了一封解释道歉的信，老先生释然了，此后也毫不介怀。

　　我从来就有一个世说式的偏见，就是以为“真率少少许，便足以胜人多多许”，海婴先生就是一个真率的人。他也许轻信、善怒，甚至有时还有些意气用事，但他率性清澈，如一泓清水，从来不怕袒露自己的真面目，从来不怕讲真话。他是一个勇于求真的人，他写回忆录、写文章、出书、与人打笔仗，是求人性的真、事实的真、历史的真；他打官司，也是在求法律赋予他权益的真，可以说求真是他晚年最主要的事业，也是他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海婴先生逝世后，我中心郁结，曾作一诗略为发纾，现在我就用这首诗为我敬爱的朋友海婴先生送行。诗曰：

十载相交往，忘年复忘形。

小子一何幸，骥尾附苍蝇。

岂知天不佑，良朋病所倾。

交道一时绝，我心何悲辛。

斯人长已矣，嚣言等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