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穿着自行设计的外套拍摄的两张照片，很多人以为是1912年在绍兴拍摄的，而实际上，拍摄时间和地点是1911年和日本东京。两张照片均为半身像，但一张是大半身，面前可见一把椅子的一部分。
　　两张照片中，鲁迅面前有椅子的一张，最早见于台静农编纂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可能得之于鲁迅本人（见该书第105页）。该书目录中对这张照片做了说明：“一九一二年照象（在绍兴）”。时间和地点均误。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日常生活》中回忆说：“（鲁迅）后来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现今的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西服裁缝做成的，全集第八册插图，便是这服装的照片。”“全集”指1938年版《鲁迅全集》。其第八卷中该照片所配说明文字是：“一九0九年任教浙江两级师范”（该校设在杭州）。《鲁迅全集》2005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5卷收录这张照片时，修正了1938年版全集的地点错误，但却照抄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中关于拍摄时间的说明，注为：“在绍兴时摄（1912）”。
　　许寿裳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说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地点，而只笼统地说“后来”。很容易让人以为是在绍兴所摄，因为其时鲁迅在绍兴任教；而台静农所编书和最新版《鲁迅全集》注为1912年拍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次拍照是庆祝革命成功的一个有象征意味的行动。鲁迅留学和归国的时代，反清革命潮流涌动，汉民族中革命意识较强的人不愿意穿长袍马褂。鲁迅在日本曾拍摄过“和服照”——并非单身照，而是与友人合影——当时很多留日学生都有和服照，但却并非全都为了好奇或入乡随俗。周作人就说过，那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不愿穿长袍马褂，宁愿穿和服；不愿人家称自己是清国人，而宁愿被称为支那人。鲁迅也曾慨叹：“几十年来，我们常常恨着自己没有合意的衣服穿。清朝末年，带些革命色彩的英雄不但恨辫子，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这是满洲服。”鲁迅自到日本留学至回国在杭州、绍兴教书，所拍照片，从衣着看，有学生制服的，有西服的，也有和服的，但却没有中式服装的。但问题是，究竟怎样才是中式服装呢？在一片“排满”声中，这倒是一个切身切要的问题。
　　那么，把这行动看作庆祝辛亥革命胜利而将拍摄时间推后到1912年，或者说鲁迅设计穿着这样的服装就是表达反清的志愿，也并非说不通。至少可以说，鲁迅寻找中式服装的努力至少可见一斑了。
　　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面前无椅子的照片的护封上，有手写的说明：一九一一年，在东京所照。知道这两张照片的来历的人并不多，许寿裳和周作人最应该被列为知情人。但奇怪的是，这张照片出现在周启明（周作人）撰写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一书中时，说明文字也是错误的。该书收录的第一幅相片就是鲁迅站在椅子后面的一张，说明文字是：“1909年6月，鲁迅由日本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时照片，时年29岁。”时间错得更离谱。可以肯定地说，这本书出版时，所配照片并非从周作人处得来，也没有经过他本人审订。《鲁迅的青年时代》选用很多资料，如新台门、三味书屋、安桥头，以及《浙江潮》、《河南》、《域外小说集》等书影，多为习见，得之不难。《鲁迅的青年时代》中的照片和资料可能大多是从1938年版《鲁迅全集》中取用的。
　　鲁迅博物馆所藏该照片护封上的说明十分准确，惟不似鲁迅笔迹，也难以断定为何许人。照片是1911年鲁迅从绍兴到日本催促二弟周作人、羽太信子夫妇回国，在东京逗留期间拍摄的。鲁迅从日本返乡后，于7月31日写信给许寿裳报告旅途情况道：

　　两月前乘间东行，居半月而返，不访一友，亦不一游览，厪一看丸善所陈书，咸非故有，所欲得者极多，遂索性不购一书。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比返后又半月，始得手示，自日本辗转而至。属购之书已不可致，惟杂志少许及无趾之书，则已持归，可一小箧，余数册未出，已函使直寄北京。……起孟及ノブ子已返越，……

　　从信中可知，鲁迅去日本，许寿裳是知道的，鲁迅在日本期间，许寿裳还去信托鲁迅购书。鲁迅在信的末尾向老友通报，此行的目的达到了。
　　照片装帧的右下角有钢印英日文照相馆名称和地址：NAKAHACHI，TOKYO， JAPAN，麻布饭仓通道公园前，中钵。这更确凿地证明，鲁迅这两张中式服装照片是1911年5月间在东京拍摄的。
　　鲁迅研究已有百年历史，堪称“显学”，但有关基本史料，还不时出现错讹，这是很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