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周豫才
　　188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三，浙江绍兴城府东昌坊口，石板铺成的小街，一片青瓦粉墙的宅院——周家新台门内诞生了一个男婴，他和任何男婴没有什么不同，家里给取名樟寿，字豫山，因在绍兴话里，“豫山”与“雨伞”发音相近，亲人叫起来，觉得实在不入耳，就改成了“豫才”。
　　周豫才来到这个摇橹乌篷船的江南水乡，他拥有一个秀才父亲，虽是乡下妇女却能通过自修获得看书能力的母亲，这决定了他将伴随着对读书的渐渐喜欢而慢慢长大。那时家里自然是不缺书的。
　　五岁上，豫才入了私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11岁，来到全城最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从极方正、质朴、博学的寿镜吾先生。在塾中，他喜欢上了蒙纸线描，特别是小说绣像。
　　至于家境，大家颇为熟悉的是那句“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所谓的“小康”，指的是幼小的豫才，凭借家里还有的四五十亩水田，而能被唤作少爷，生计自然是不愁的。这使他自觉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
　　然而，据说这样的无忧日子平稳延续了13年之后，他一下子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
　　变故是从天而降的，1930年的鲁迅在写自传时，用了“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来回顾当时的情境，以他的深邃冷静与超然，这样的用词已是震撼。
　　噩耗传来是在1893年的料峭早春，祖父周介孚行科场舞弊遭到揭发，被判为“斩监侯，秋后处决。”
　　他不得不跟随母亲去安桥头乡下外婆家过了一段寄人篱下的生活，虽然幼时也常来过，与小伙伴们一起摇橹去赵庄看社戏，在乌篷船里偷煮罗汉豆吃，而此刻却被嘲笑为“乞食者”。
　　这个词令他终生难忘。30年之后写出弥漫着灰土气息的《求乞者》——在不得不求乞的处境中，深味人生，拒绝布施，宁愿彷徨，也不寻找来自美好想象的安慰。
　　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受到牵连，不但割除秀才之名，更是重病缠身，这使少年豫才有四年多，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从比自己高一倍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和自己一样高的柜台上给久病的父亲买药。
　　然而，父亲还是在一张张稀奇古怪的中医药方的遮盖下，在被迫的一声声呼唤里，一点宁静也没有享受到地咽气了。年方37岁的他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长到他这个年纪时正以“鲁迅”而闻名全国。
　　此后，对于17岁的豫才来说，极少的学费已是奢侈。去做幕友或商人，是彼时衰落了的书香门第的子弟们通常的选择，而他不情愿，母亲只好去找寻免费的学堂，最后筹得八元川资，一双泪眼无奈地望向长子，“走异路，逃异地，去寻别样的人们。”
　　对豫才来说，告别母亲的目光，便是新天地的开始，也是在传统与现代中纠葛的开始。

　　　　　　　　　　　　　　　南京周树人
　　1898年，又一个早春，周豫才从杭州去往南京，他考上的是江南水师学堂，在南京仪凤门里，学堂监督是他们周氏的本家。
　　豫才取学名“树人”，别号“自树”，“周树人”便成为他在周家族谱的名字。
在这水师学堂里，周树人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等课程，这和八股文是完全不同的天地。
　　他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而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便为之做了不少美好的梦，理想是多彩的。
　　江南水师学堂每周有四个整天用来习英文，一整天读汉文，一整天做汉文。功课安排得紧张有序。树人刻有“戎马书生”“戛剑生”的石章。曾写下《戛剑生杂记》《莳花杂志》。
　　那时候，学洋务在一般人眼里是走投无路的人，不得已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受到奚落和排斥的。周树人骑马经过南京的明故宫时，便被顽童们边骂边投小石子，意为他不配如此狂妄。
　　这一年发生了“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直接影响了周树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而他未来的伴侣许广平才刚刚出生。
　　在江南水师学堂适应了半年后，周树人改进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又开始学习开矿，辅修造铁路，那里只用本国文教学。
　　陆师学堂在南京鼓楼以北的三牌楼，与格致书院望衡对宇，离着水师学堂也不远。树人转学过去时，总办是钱德培，后来是俞明震，都是坐在马车里看《时务报》的新派。
课余时间，周树人喜读我国古典笔记体，《世说新语》《汉魏丛书》《徐霞客游记》《板桥集》等，更喜欢读译本新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遗事》，及谭嗣同的《仁学》，令他过目难忘。
　　1901年，周树人在南京官立江南陆师学堂普通科毕业了，二弟周作人步其后尘，进入水师学堂，他们的祖父也被释放回乡。
　　然而，树人自问：“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次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么？”终究被两江总督派往日本，以南洋官费留学。这也是父亲曾经的愿望。时光走到了1902年。

　　　　　　　　　　　　　　　日本：弃医从文

　　又是早春，周树人来到东京私立弘文学院预备学校江南班学习。这是专为中国学生办的语言入门学校，捎带传授些科普知识。被热血鼓荡的周树人，渴望光复之心非常旺盛，他第一个剪去了象征民族耻辱的辫子，并作七绝《自题小像》，拍照留念：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周树人的辫子从此留在了东瀛，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
　　从此，他开始了“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的留学生活，并在《柔道入门誓约书》上签章，学习柔道，以强体魄，然而也渐渐地发现讲演中也有无聊的打诨，留学生也不外乎嬉皮笑脸。当然，日益浓烈起来的是他的亚洲意识、中国意识。
　　后来被誉为是思想家的周树人，从这时起便开始积极思考救国救民的出路问题。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经日文翻译过来的西方哲学思想著作和进步杂志，并积极撰稿。《中国地质略论》最早系统地介绍本国矿产；《说鈤》最早介绍居里夫妇发现镭的事迹；他并与顾琅合作撰写《中国矿产志》，成为国民必读本，清政府农工商部通令各省矿务、商务界购阅，学部也批准为中学堂参考书。
　　他还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天体的科普知识；编译外国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歌颂古希腊斯巴达勇士抗击侵略军的爱国精神；翻译的第一篇外国文学作品是雨果的随笔《哀尘》。
　　1904年4月，大清国浙江省周树人从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科毕业。过了语言关，该考虑将来习什么专业立本。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医学——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这年9月，他只身前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地方是在僻远的乡间，不收学费。周树人在此结识了令他终生难忘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先生，同时也彻底领教了自己国民的愚昧和麻木。
　　他先后住在佐藤屋公寓、宫川宅公寓，取号“索士”、“索子”，即索居独处的意思。
　　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功课是繁重的，早上七点开始上课，下午两点结束。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等等学科，讲义资料很多兼用拉丁文，学起来很吃力，各种知识纷至沓来，必须死记硬背，以至无暇独立思索。当看到解剖的尸体，心中难抑阵阵恶心，那形状总是鲜明地横陈在目前，挥之不去。回到宿舍，依然是和往常一样大嚼。在差不多快成为木偶人的时候，树人侥幸毕业，不至为杀人之医。至于成绩，单看第一学年的化学是得了不少的丙和丁。
　　藤野先生非常关注中国留学生周树人，他听说中国人敬重鬼神，担心他不肯解剖尸体，特意将他叫到办公室，亲自批改他的医学笔记。还担忧地谈到中国的女人不知是怎样的裹脚法，致使脚骨畸形的。
　　课间，教师经常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时值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时事幻灯片里加映日本战胜俄国的战绩，其中有一个据说是替俄国军队当侦探的中国人，正被日本军队抓住枪毙，围观欢呼的也是一群中国人。
　　当“万岁”的欢呼声冲击着耳膜，周树人深受刺激：被杀害的是替俄国人作侦探的自己的同胞，围观的竟也是自己的同胞，而教室里的同学们更是热烈地鉴赏着这有趣的场面，不时地拍掌欢呼！
　　他忽然感到国民的体格再健壮也是没有用的，倘若不改变他们的精神，将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永远受到外族欺凌，于是升腾起想当然的确信之念，后来却又反省为是“茫漠的希望”——从事文艺运动。
　　“弃医从文”不只是一种生存策略、人生志趣和道德理想的选择。仙台出走，这个刚刚萌发命运感的一瞬，将很快成为集聚起强大力量的主题之最初暗示，成为后来鲁迅绝望中反抗的心灵起点。它不断提示人们去思考这位文学家的痛苦之源——人类之间的永恒隔膜。
　　在他注定归国后的创作中，很快就会出现诸多患病的主人公，无论婴儿、少年还是中年男子，也无论是食用了“保婴活命丸”、“人血馒头”，还是“原配蟋蟀一对”，均将义无反顾地被弃去生命，匆匆赴死——国民是无“药”可医的。
　　1906年3月，周树人正式向仙台医专提出退学，来到东京，为提倡新文艺而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以往每逢假期便赴东京，又经小站“日暮里”，南京求学期间题做古诗时萦绕着的羁旅心绪，刹那间牵扯出缕缕游子求索的忧心孤寂，这一文学兴味，时过20年之后，仍能够使他从记忆中抄出。
　　晚清留日学生此时已达到一万余人，而周树人决定不再正式进学校了。他一心自修德文，积极搜购德文新旧书报阅读，并往“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听讲。
　　他并没有热心于创作，而是迷恋翻译，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作者的作品，如，俄国作家果戈理、迦尔洵、安德列耶夫，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森欧外。二叶亭四迷翻译的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被他做了剪报。俄国的安特列夫成为他的最爱。
　　舍弃了医学这个比文学看似更有保障的职业，他首先与许寿裳、周作人共同筹办《新生》杂志，取“新的生命”之意，但由于缺乏资金，中途夭折了。想去德国，也没有成功。渐渐地，他开始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如同置身于毫无边际的荒原，被寂寞的大毒蛇缠住了灵魂。
　　但他并没有一味消沉下去，而是摒弃了先前慷慨激昂的意气，更加踏实地学习外国文学，开始与周作人着手合译《域外小说集》，为《河南》杂志撰文，做些扎实的介绍工作。
　　1907年，他连续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5篇论文，署名“迅行”“令飞”，取“前进”之意，在“立国必先立人”的热切呼唤中，医学肄业生周树人正逐渐成长为“精神界之战士”。
　　1906年夏天，母亲让他回乡与不识字的山阴小脚女朱安结婚，周树人虽顺从地回去办了喜事，决定供养这母爱赐予的礼物，却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母命难违的反抗——新婚之夜，独自入眠，泪湿枕巾。婚后四天，他毅然携二弟周作人返回东京本乡区汤岛二丁目伏见馆，开始文艺研究。
　　两年后移住本乡西片町，那是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宅，因是与许寿裳、周作人等五人同住，唤作“伍舍”。住在夏目漱石的书房里，翻译夏目漱石的作品。两个杰出灵魂的创意能量应该会在某个宁静的时刻神秘接通。
　　1908年，总有二十几个礼拜日，他与许寿裳、钱玄同等都会如期赶往小石川的《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半年多的时间里，喜欢《楚辞》、温李诗和六朝文的周树人，又逐渐夯实了古文字学基础。
　　1909年，在一个来东京治病的开通银行家蒋抑卮的资助下，《域外小说集》印行出版，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树人设计封面，陈师曾题写书名，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东京群益书店及上海广兴隆绸缎庄发售。后来因为收不回本钱，印了二集1500册后，便罢手了——“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
　　　　　　　　　　　　　　　　　回国
　　以南京为起点，走出家乡已经11年，而立之年将至，母亲和家人焦虑地写信催促树人回乡，以尽长子责任，挑起养家重担。
　　1909年6月，他结束了八年的东瀛之旅，启程回国。
　　一入中国境，先就花四元大洋装上了假辫子——上海专装假辫子专家的手艺——戴了一个多月，路遇空前奇特——呆看、冷笑、恶骂，凡此种种映射出内心图景——偷了人家的女人，里通外国——没有鼻子走在街上倒也比这快活。
　　家乡已与11年前大不相同。
　　1909年，已是28岁的周树人在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同时给日本植物学教员做翻译。他平时教书循循善诱，编写讲义简明扼要，绘有插图；灯下苦读，每至深夜，课余则兴致勃勃地带领学生们到孤山、葛岭、北高峰一带采集植物标本。
两级师范学堂的夏震武校长，头巾气甚浓，只将爱国认定是忠君保皇，周树人与师生们心里反感，便展开了驱逐校长运动，也就是传说中的“木瓜之役”。
　　在两级师范学堂，穿着洋服的树人坚持干了一年，不管怎么说，杭州这样的城市还能容忍的下“假洋鬼子”。
　　而第二年暑假，树人便回到了绍兴，在绍兴府中学堂做监学，也就是教务长，同时仍做生物老师。还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可就见不了那么多世面了，每到学校来，最喜欢盯着树人的短发看，常常是没话找话，凑上前来上下打量着问个不停，直令树人大有“遽成村人”之慨。只有在风光无限的春日里带领学生们赴禹陵踏青，才能让他兴奋起来。 
　　一次，在熟人的客座上，他惊喜地重逢了高大身材，长头发，看人总像在渺视的范爱农。他们曾同在日本留学，为救国方式而争的面红耳赤，现如今对面的他却是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寒素而外，又生华发。原来他因为没有学费，不得已由日本回国，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便躲在乡下，教几个小学生糊口，觉得气闷时，就乘了航船进城来。现在是爱喝酒，树人便常陪他一起喝，醉后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
　　树人加入了“南社”，然又不甚赞同其作风，因而不为社友所知。大概从那时起就对所谓的文人鼓吹革命有所警觉，担心其“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
　　他开始辑录古小说佚文集，《搜神记》、《十洲记》、《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整整齐齐地誊写在自己装订的本子上，题名《小说备校》。如此坚持了一年多，去意又起。
这已是第三次，却是无处可去，打算到书店去做编译员，也遭到拒绝。
　　幸好，辛亥革命发生了，1911年9月绍兴光复，挂着白旗四处皆是。也是1905年到日本留学的光复会成员王金发任绍兴军分政府都督，率领光复军进入绍兴后，请周树人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也就是校长。
　　做了校长的周树人，最开心的是终于可以昂头露顶，慢慢走在街上，遇见乡下老友，彼此寒暄，也终于可以摩着光头，从心底里哈哈笑出声来。
　　他于是请范爱农出任教务长，兼教书。并与弟弟周建人联名给绍兴县议会议长写信，提出应该发展地方小学教育。后来由周作人代拟，周树人亲笔修改，以《维持小学之意见》为题发表在周树人列入发起人之一的《越铎日报》上，这是周氏三兄弟的合作。
　　他终于创作了第一篇小说《怀旧》，是用文言写成的，描摹辛亥革命的世态人情，发表于《小说月报》4卷1号，“附志”中有编辑焦木（恽铁樵）的评语，成为百年来绵延不绝的鲁迅研究史的起点。不过，那时作为文学家的鲁迅还没有诞生。
　　未曾料到的是，军政府所代表的革命政权，同样糟得很，很快便成了新旧官僚朋比为奸的集团，所作所为，多属滑稽可笑。师范学校的经费，随着王都督的喜怒来恩典与施与，这如何能够支撑下去？志在舆论监督的《越铎日报》对都督渐有微词，自然触了王氏之怒。
　　周树人便辞去校长，范爱农也离开了。此一别，周树人北上升迁，凫水好手范爱农却于绍兴乡间不明就里地溺水而亡，尸体直立在菱荡里。15年后，在厦门大学寂寞空旷的图书馆洋楼之上，已是著名文学家的鲁迅写下《范爱农》。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经好友许寿裳推荐，蔡元培聘周树人做教育部职员。
　　2月，周树人第二次来到南京，此番成了国家行政机关的事务官。因为政局不稳，教育部比较清闲，他便常去清末号称“八千卷楼”的江南图书馆珍本抄校旧籍，如《谢氏后汉书补遗》《沈下贤文集》等。　
　　他还去寻访清驻防旗营旧址，却见一片焦土，瓦砾堆中，一两个满族老年妇女，住在没有门窗的破屋里，状况凄惨。
　　“文明”的共和掩不住残酷的报复，满汉的民族仇恨绵绵还在。外出时，守门的卫兵举枪立正，却于事后从窗门洞爬进屋去取了树人的衣服——这种表达抗议的方式已经是相当平和的隐忍了。
　　　　　　　　　　　　　　北京：成为鲁迅
　　1912年5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32岁的周树人与许寿裳同乘海轮北上，抵京后住进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的藤花馆。他开始记日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察拉图斯忒拉三十岁的时候，他离了他的乡里和他乡里的湖，并且走到山间。他在那里受用他的精神和他的孤寂，十年没有倦。
　　鲁迅译笔下的这种状态多么像北京十年沉默时期的他自己。
　　《伤逝》中可见其剪影：春天的紫藤花，冬日的枯槐，会馆里彻夜通明的孤灯，孜孜不倦，伏案译书的身影。他感到自己像个“等死的人”，因之取笔名“俟堂”。
　　绍兴会馆坐西朝东，树人住在靠北的一间屋里，卧榻设在窗口墙下，旁边是一张书桌和藤椅，此外是几个书架和方桌，上面堆着已裱未裱的石刻拓本，各种印本的金石书史等等。大概他喜欢这样的陈设，后来在西三条居住时，自己改建的书屋“老虎尾巴”也是如此。
　　当时他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二科佥事（后来改为第一科）。佥事是介于参事与主事之间的职位，主管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文艺、音乐、演剧、通俗教育、调查及搜集古物等等事务。
　　他积极投入到各项文化建设事业当中去，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作为国歌研究会干事，定《卿云歌》为国歌；与同事合拟国徽图案；筹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考察天坛、先农坛，开辟其为公园；参与筹建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制定查禁及改良小说的条例，抵制宣扬封建迷信和格调低下的作品，提倡普及科学知识的读物；参加整理“大内档案”；为北大设计校徽等等。
　　公务员按部就班及至琐碎的生活逐步消解掉了树人身上难以避免的传统文人旧习气——自恃甚高、“天生我材必有用”、“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同时也退却了时代所给予的浮躁凌厉，使他能够以平和的心态思考现代转型中的国家、社会问题。
　　至此，他具备了成为伟大作家的条件之一：独处——真正的独处意味着心灵的自由。这使他能够看清楚当下，直面人生。
　　他广为搜集整理秦汉至隋唐的石刻、碑铭、造像、砖文、墓志拓本和汉画像。曾连续22天摹写罗振玉编的《秦汉瓦当文字》，字迹工整，如印刷体。还手抄摹写了《三体石经尚书残字》、《曹全碑》、《唐宋传奇集》，编录了《汉画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等。
　　他以石刻拓本94种，与王昶的《金石萃编》，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罗振玉的《金石萃编校字记》等対勘，订误补阙，从现存留下来的99页手稿来看，这是一份卓越非凡的劳作与磨练。
　　他参照诸本，不厌精详，编辑校对《石屏集》，先后十次辑校《谢承后汉书》，《嵇康集》更是超过十次，终于成为校勘最善之本。
　　1914年，他开始看佛经，用力很猛，别人赶不上。为给母亲祝寿，还自费请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
　　他留意乡邦文献，编次《会稽郡故书杂集》成书后，以周作人的名义刊行。
　　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在异域文苑中畅快呼吸，内心深处的原初渴求无形中被接通。他吸收人类文明所积累下来的一切有价值的精华，养成广博的心智。他一生翻译著作多达300万字，数量超过了创作，而在北京的14年便翻译了总量的一半。
　　1916年5月，他移居绍兴会馆补树书屋。在这里，带着东方思维的练达和沉静，深味西方世界的爱感，死感，受苦感，幻灭感……，慢慢地氤氲出自我的心性品质，炼就一双包容的眼睛，以独到的文化辨别力、审美判断力，在世界艺苑中发现美，发觉爱，弃绝多伪的世俗价值；于巨大的文化反差和微妙的同质异构中跨越自身界限，达成开放融合。这一东西方视域的相遇过程是颇耐人寻味的，来自于心灵深处的平等对话，使所谓时代的新旧标尺在艺术真空状态中丧失了意义。
　　无比投入的他时常面对北京的无边夜色，发出华土太缺乏诚与爱的喟叹。他在沉默中谋求与过去精神结构的决裂，并将之作为反思的起点。他希望自己力所能及地把人类最真诚优美的心灵，引入这个东方黑暗世界。他试图去发现一种别样的文化方式，可以对主宰当时中国的因袭思维提出另一种思考。隔膜，沟通，爱，真实，成为他心灵活动的关键词。
　　六年沉默，以书为友，披览古籍，抄录碑拓，研读佛经，翻译西书，既沉浸在古雅的气韵里，又沐浴在西方文化的“灵光”——一种时空分离累积出的雅致、宁静、自如的气氛。看似失意的孤独生活，未尝不散发出迷人、放松的散淡，忧郁的自闭，一点点自虐带来的自我雕刻的满足感，一种分明可以耐受的痛楚，这一切凝成独特的趣味，又不失为一种自如的退避。沉浸其中，某些东西在心中凝聚，熔化，谁说没有一丝其乐融融，以至于当钱玄同来邀请他为这个激扬的时代写点什么时，他无法一下子从似今非古、亦真亦幻的无穷意味中抽离。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这往往成为新旧交替时代先觉者的必然轨迹——在无边的黑暗中忍耐和蓄积力量，等待第一声春雷式的呐喊，而在某些用心感应的学者的著述中，他也会留恋沉浸于看似无所作为的盎然古趣。
　　如此看来，他一刻也没有超然物外，而是试图以一种更加丰富自由的方式置身于荒漠般的文化周遭，尽力离执去妄，以清醒的此岸感投入历史洪流，并分担现实责任。
　　闷热的夏夜，他一个人，呆在屋子里抄碑，但是，可恶的蚊子时时将他从古境中拉回现实，于是，他坐不住了，便到外面的大槐树底下，摇着大蒲扇乘凉，偶尔，抬头看看那密叶缝里一点一点的青天，忽然，感到脖颈里冰凉的一下，原来是晚出的槐蚕掉落了下来。
　　此情此景最适合谈天不过，那时常来拜访的，只有钱玄同。从1917年8月份开始，他来此光顾，照例靠在唯一的藤椅上，从有名的广和居叫了木犀肉、酸辣汤之类蹩脚的菜，用猫饭碗似的盛载了来，吃过了，直谈到十一点钟，回到师大宿舍去。
　　在东京同听章太炎的课时，钱玄同很不安分，经常是在席地上爬来爬去的，有很多小动作，周树人便给他起了绰号“爬翁”。树人虽不这样，但也有自己的缺点，那就是不修边幅，总是凝神冷坐，所以，钱玄同也给他起了绰号，叫做“猫头鹰”。
　　这一天晚上，“爬翁”如期来到补树书屋，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因为怕狗，心脏还怦怦跳着呢。他不以为然地翻着树人那些古碑的抄本，发话了：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什么意思。”
　　这冷漠使钱玄同很有些急了：“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那时，钱玄同正支持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杂志，当然需要新生力量的来稿支持，然而，周树人早已过了热血澎湃的年纪，见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对于“文学革命”实在没有什么热情，在日本时代的文艺活动也屡屡受挫，他当然不配合那热情，慢悠悠地说出了以下传世名言：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难，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当然了，那时还无暇考虑到也会有装睡的人。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由于激动，钱玄同的心脏大概跳得愈加厉害了罢。
　　这么一说，或许也像冰凉的槐蚕不经意间掉到脖颈里，周树人竟然感到了清醒的凉意。他哑然了，是啊，“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他于是答应出山，为朋友呐喊助威了。可见，所谓的弃医从文一开始并不是志在做文学家，而是致力于翻译。试想，作家鲁迅的诞生难道是做了六年的公务员，抄了两千多页古碑之后的一次“偶然”？
　　作为横空出世的作家鲁迅只是坊间流传的一个故事。
　　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刊载了一篇题目特别的小说——《狂人日记》，署名鲁迅。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谁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不知道写作《狂人日记》是否使鲁迅获得了某种欢欣和安慰；这段广为人知的佳话提醒人们遗憾的是，鲁迅创作仿佛是社会需要在先，而自我创作欲在后的，但是在阅读这部作品时，“铁屋子”“吃人”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话语方式，赋予沉睡中人的悲境一种距离化的震撼——“于无声处听惊雷”。
　　他后来的作品在“遵命文学”的大旗下尽力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这意味着，他选择了明确的启蒙意图，部分妥协在写作的自由限度中，并使之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注视下的熟悉姿态，为此他付出许多忍耐——无法时时投射于心灵，将对审美质素的追求稍稍让位些许观念，被给出以供领悟的构思冲动化为写作策略——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显出若干亮色。这一切在矛盾中熔铸成其特有的迂回表达式。
　　尽管新文学和鲁迅很快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导性叙述，但这在1918年并没有即刻发生。1920年代评论他的文章也还有限得很，如江河之势是到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周树人的生存主题，不限于严格的文学性活动，还涉及政治、教育、美术等各个领域，但纵观其一生，他在最充分的意义上是一位作家，以至于人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周树人，而只记住了鲁迅。
　　鲁迅一生中最黄金的年龄段都是在北京渡过的，假如只是在昏庸的政府中做无名的科员，何时才能实现他最初认定的启蒙伟业的目标呢？正值壮年充沛的精力，横溢的才华，以及对青年人的热情，促使他自然而然地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等院校留下了授课和演讲的匆匆身影。
　　自1920年起，鲁迅到红楼为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一直是讲师。据说在课堂上偶尔生气时，会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学生们，连没有直接听过他讲课的萧红都能够通过转述而强烈感受到那种眼光怎样投射出一个旷代全智者的催逼。
　　既然重建新文化秩序的热望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政权中无法得到的支持，去学校兼课所传授的新思维方式又囿于象牙塔而传播有限，那么积极利用现代性的印刷文化，去开拓广阔的批判空间，以发出有别于政府的“公共”声音，就显得势在必行。
　　《新青年》杂志使鲁迅从生命的“蛰伏期”活跃起来，他先后在《新青年》发表作品54篇，思想骨骼日益形成，逐渐聚拢和引领了众多文学青年。
　　这个新文坛围绕鲁迅参与编辑的期刊，形成了共同的文学理想，那就是真诚地面对自我的灵魂，大胆抨击传统和时弊，不遗余力地解构和修正现存文化秩序。《语丝》《莽原》均以肯说敢说，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文明批评，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为特色。
　　未名社、创造社、沈钟社、浅草社……在那时的鲁迅眼里，这是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他们的魂灵是卓越的，纯真的，可爱的，然而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他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他们的存在使他觉得自己是在人间活着。
　　他为之振奋和忘我，付出了大量心血，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
　　1923年8月，《呐喊》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初印成。大32开毛边本，道林纸。封面深红色，正中偏上有一黑色长方框，上印“呐喊”，下印“鲁迅”。
　　精美的外形内包裹着一个自足优美的鲁镇世界，15个故事，带着作者直接的经验，也带着被思索过的辉煌闪烁着，从此，中国文学史上再没有任何逻辑性能够使之灰暗、平淡下来。
　　它的内涵浓度，它的创新性词汇，它所体现出的把一切事物尽收眼底、出诸笔端的幅度和广度，无不使其具备了经典品质。
　　特别是其中透露出的绍兴味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表征，阿Q最大程度地表现了中华民族性格的全部情感，此后一直能听到来自各个阶层、各种境况的人们的强烈反响。
　　关注如潮。当年12月《呐喊》便再版，来年春，马上又第三版，而且常常一年出两个版次。采访、分析、批评、吹捧，纷至沓来，乃至被引经据典，深入读者心中，形成特定语汇。
　　周树人的沉寂期彻底结束了，鲁迅的辉煌期开始了。
　　成功的喜悦往往与不幸和磨难相伴相随，这是铸就一个伟大作家必须的锤炼。1923年的夏天对鲁迅来说，是极不平静的，这并不是指《呐喊》初版带来的热闹非凡，实际上，在此之前一个月，他便一人在自己冷清的房间里独自用餐。很快就去砖塔胡同看屋，并用三个下午收拾书籍及其他物品入箱。
　　是的，兄弟失和，三代同居的大家庭分裂了，他带着不爱的女人朱安迁居到砖塔胡同61号院。
　　造物主对其拣选的卓越灵魂，往往会格外关照，给他苦梦，也会为他埋下甜蜜的伏笔。一位知识女性出现在鲁迅的人生低谷期，这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许广平，他们初见于1923年的多事之秋。尽管这时一个正被日本弟媳赶出家门，一个还沉浸在一场注定夭折的初恋中。
　　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足见鲁迅是一个投入的生活者。1923年的除夕，自然是不同寻常，他不顾病体劳累，一人饮酒一瓶，乃至晚上失眠。
　　砖塔胡同环境恶劣，半夜会忽然被外面喧嚷的吵架声惊起，在这里他病了很久，牙病、肺病、发热、腹泻、肋膜炎、神经痛，还吐过血。母亲开始打算与他同住，他不得不拖着病体继续四处奔波看屋，持续两个月，不下20处，最后仍然是没有满意的。然而，《中国小说史》下卷还是写完了，在这前后共住9个月的短暂时间内。
　　1924年，鲁迅再次筹款八百余元买下阜城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一座幽静的小院，并于这一年的5月25日迁居。这个由他亲自设计改造的小四合院，有被称作“老虎尾巴”和“绿林书屋”的卧室兼工作室，这是鲁迅在北京最后居住过的地方。在这里陆续写下《野草》的精彩篇章。
　　6月11日，是个刮风的大晴天。下午，鲁迅来到八道湾宅取书及其他物品，比进西厢，周作人及妻羽太信子突然出来，骂詈殴打，又打电话将羽太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招来，羽太信子控诉鲁迅罪状，语言污秽，凡捏造不圆的地方，周作人便来补正，鲁迅只是安静地取了书后离开。他从此搬出了八道湾这座“三进”的大院落，那是1919年卖掉绍兴家乡老屋，花了三千多元购得的房产。
　　家里不平静，兼课的大学同样不平静。1924年8月，北洋政府任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系的杨荫榆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当时有很多受欧风美雨熏陶的知识分子，不能深刻体察中国国情，盲目学习西方。杨校长便照搬从西方学来的教育理论，一味强调秩序、学风，大肆推广专制的家长式教育，反对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对爱国行径横加阻挠。女师大的学生非常不满，讥讽其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最终掀起“驱杨运动”，结果遭到政府的镇压。当时的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宣布整顿学风，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学生会干部，用各种卑劣手段迫害学生，甚至下令解散女师大。鲁迅积极支持学生们的正义斗争，不惜被章士钊违法免职。
　　这就是世故冷暖——先前来客不绝，此时立刻就有人来索还原稿，不要鲁迅选定，作序了。连被请吃过饭也成了罪状——是鲁迅在运动他；请他喝过好茶也是罪状——是生活奢侈的证据。
　　然而，他赢得了爱情。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许广平以一个“受教的小学生”的身份在1925年3月11日向可敬爱的鲁迅先生发出了第一封信，在信中，她大胆的谈论政潮，倾吐苦闷，而鲁迅当即回复，敬称对方“广平兄”，一场骇俗之恋从此开启。
　　造物主成就一个伟大作家的伏笔就此线索明晰——伴侣、战友相携相伴。七年后他们将情书精心重抄出版，《两地书》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爱情文本的经典绝唱。
　　然而，磨难与动荡仍需持续。接下来就是通缉。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士汇集于天安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天津大沽口等的无耻罪行，会后赶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结果遭到卫队的开枪屠杀，酿成了“三一八”惨案。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被害。鲁迅当天奋笔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揭露“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记念刘和珍君》则喊出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悲切之声。
周树人终于上了北洋军阀政府通缉的黑名单，他不得不多次避难于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随后三个月，《华盖集》、《小说旧闻钞》相继出版。第二部小说集《彷徨》也由北京北新书局初印成，此后它还将被印十五版。陶元庆设计的封面，在橘红的底色上，左边是靠坐在高背椅上的三个人，右上角一轮太阳散发光芒，目录页前摘引屈原《离骚》诗句作为题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文学家鲁迅的成功恰是公务员周树人的失职，两套话语体系之间激烈的矛盾，使学者鲁迅的离京成为一种必然。而在某些人眼中，他却是头戴“思想界的权威”这“纸糊的假冠”，臂挽热恋的女学生，失意又得意地去往南方大学谋饭碗了。

　　　　　　　　　　　　　厦门：淡红和灰色
　　带着“挑剔风潮”者的名声，1926年8月底，鲁迅和许广平一同乘车到上海，然后各自乘船去往厦门和广州。
　　在沪宁车上，他第一次遇见满口英语的学生，听到“无线电”“海底电”之类的话，看见弱不胜衣的少爷，绸衫尖头鞋，口磕南瓜子，手里一张消闲录之类的小报，而且永远看不完。
　　9月4日午后一时到厦门，一路无风，船很平稳，登陆后，异乡人的感觉再次浓烈，看到黄瘦的本地人翻动上下嘴唇，只知道是在说话而已。
　　街道污秽，空地上就是坟。
　　时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院秘书的林语堂前来迎接。
　　厦大背山面海，风景佳绝，白天温暖，夜凉如水。坐舢板一二十分钟就可到对面的鼓浪屿。四面几无人家，离闹市约有十里，宁静得很。然而，风很大，似乎能将玻璃吹破。走路不小心，好像也可以被吹倒。夜里满耳都是海浪和海风的低语。
　　安顿好之后，鲁迅立即将“厦门大学全景”的明信片寄给在广州的许广平。
　　随之而来的是不方便，厦门没有北京那么多人力车，出门近的步行，远者坐船。便是在校园里，从寄宿舍到邮政代办处约有八十步，到便所，要再加八十步。晚上为避免这旅行式的小便，只好草地上了事。日常用品不易买到。因不便而带来的行事作风是散漫，惰气，闭关自守，还有斤斤于银钱。
　　未敢海水浴，到海滨拣过几回贝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却在某个飓风过后的早晨，远远看见海面上飘来了桌子、枕头，乃至死尸！
　　除了台湾，厦门乃是满人入关后中国最后亡的地方，这让鲁迅委实觉得可悲可喜。他凭吊了郑成功所筑城墙，及鼓浪屿的故垒。
　　近处买不到一种北京或上海的新近出版物。这样的寂静，安稳住两年，能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象考》和《古小说钩沉》印出的话倒也好。
　　对许广平的思念，如路两边阔大的绿植，生机勃勃。去上课的途中，一边数着石阶，一边想着心上人正在做些什么，深夜，再将去上课途中需要走过多少石阶数目如实写在给她的信中。常常是睡一觉醒来，凌晨二、三点钟给她写信，讲述这里的一切，并仔细手绘居住和工作环境图。
　　开始暂住在生物学院大楼的三层楼上，国学院的陈列所，是眺望极佳的观景房。后来搬到旧教员寄宿舍，单身教师住的是“博学楼”，成家携夫人住的是“兼爱楼”。有家眷而单身的鲁迅住在哪里好呢？45周岁生日那天，他又搬到集美楼二层西侧一个大房间里。
窗外可见远山，见不到海，只有轮船的“烟通”。深秋和暖，门前有秋葵似的黄花。细碎的鸡冠花红红黄黄地永是一盆一盆站着。野石榴开在山中。
　　晚上九点以后，一切星散，海天微茫，寂静浓到如酒，可以听得自己的心音，鲁迅便靠了石栏远眺，窗外是骨立的乱山，上有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他似乎产生了写作冲动，又感到无从写起，正是“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不到一年后，他在广州白云楼将这种“中间还带些愉快”似的“淡淡的哀愁”写入《野草•题辞》。
　　20多年前的留日岁月竟浮现在眼前，不禁想起了藤野先生，这个带着对中国文明的感恩之情来关心自己，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的日本乡间医生。此刻，他忽然特别清晰地看到了对方身上最吸引自己的东西是什么——人类永远“不隔膜，相关心”的精神理想之光。
　　在经受了同胞之间的排挤冷漠流言卑劣乃至陷害后，此刻仙台时期的孤独感反而淡化了，使他深感亲近的竟然是20年前，后来对自己记忆并不很清楚，甚至连曾送给过他相片都不记得了的一个普通乡间的日本医生，从他那里，鲁迅感受到了排除任何外在因素的心灵的贴近。
　　沉浸在热恋甜蜜中的45岁，却又是老年的开始，这表现在他有了回忆的需要，真正的自我从远处、从早先时代隐约浮现。于是有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五篇散文。后来集成的《朝花夕拾》成为他最后具有文学性的作品。
　　在厦大这所马来华侨创办的私立大学里，鲁迅平生第一次体验全职大学教师的生活，他每周有六小时的功课，两点钟的中国小说史，两点钟专书研究，两点钟中国文学史。当然要编讲义，这就是后来的《中国文学史略》。1938年编入全集时定为《汉文学史纲要》。
　　他被任命为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然而毕竟是“外江佬”，自然遭受排斥，虽然众多的海归博士也是“外江佬”。在鲁迅眼中，《现代评论》的色彩逐渐弥漫至这片“死海”，他被指为“名士派”。尊孔的校长却是一位英国籍的中国人，叫做林文庆，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要求学生用文言做文章。他手下的教职员在社交上都做出一副英国派头，令鲁迅看不惯。研究院的院长是沈兼士。与鲁迅、林语堂都是列入北洋政府黑名单的。
　　世事到哪里都差不多，与地的繁华、荒僻，人的多少无关。和当地饭菜一样，周围都是语言无味的人物。理科瞧不上文科，闽南与闽北人相处不友好。以北京为污浊而奔厦门可谓妄想，挤轧的学界由大都市移植小岛，不过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罢了。
　　好在鲁迅并不想在这里挣帝王万世之业，便沉默寡言，采用闭关主义，躲在房里看书。然而，谁都可以直冲而入，并无可谈，而东拉西扯，坐着不走，陪无聊之客的应酬，真是和生命有仇。这让鲁迅仿佛全感空虚，莫名其妙的悲哀。
　　现在可以看到的照片中，寸发直立的鲁迅，喜欢着中式长袍马褂，站在西装革履的教授们的边缘。
　　然而，学生们喜欢他，并且一个个认出了这个白话文的英雄，新文坛的闯将。学生周会便邀去演说，仍讲“少读中国书”。
　　青年文学团体“泱泱社”“鼓浪社”慕名而来，鲁迅便指导他们出版了《波艇》月刊、《鼓浪》周刊。
　　记者们更是跟风而至，诱导性地采访，希望他提倡白话，和旧社会闹一通。希望他编周刊，鼓吹本地新文艺。为此而现身在厦门报纸上的鲁迅，“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铺盖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
　　然而，做文章还是教书？这问题令鲁迅徘徊不决。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
　　鲁迅决计不再敷衍，离开这无甚可为的厦门，从此改变农奴生活。
　　然而，接着便有一个接一个的赴会，说话和喝酒。被各色人物用各色名号相加，先后应邀到厦大周会、集美学校、平民学校、中山中学讲演。校长一面将辞职信和聘书退给鲁迅，一面还是给他一而再的饯行。连称病辞去职务也一度不能，这令鲁迅第一次明白了要饭碗不容易，不要饭碗也是不容易的。
　　各种传言纷纷而起，有说是厦大环境不良，学校腐败的，有说是“胡适派”“鲁迅派”内部闹开了，学校留不住，更有说是因为鲁迅的“月亮”在广东，厦大生活太苦，所以要去的……
　　真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
　　最终，鲁迅还是带上四件行李——一个衣箱，一个新买的书箱，一卷铺盖，还有一只网篮，里面装着煤油炉、铝制的锅和茶壶脸盆等——告别只待了四个月的厦门，再次突出重围，寻找自己的道路。

　　　　　　　　　　　　　　广州：深红而索漠
　　1927年1月，鲁迅应邀出任中山大学校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月薪二百八。他住在中山大学最中央最高的大钟楼。正门上书“明耻立信”四个大字。
　　广州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和别处也没有什么不同。孤孑特立中，李小峰不断寄来的《语丝》还可以破破岑寂。
　　国父孙中山像挂在中山大学礼堂的中堂，两边书有：把中国民族从根部救起来，把世界文化迎头赶上去。鲁迅欢迎会和孙中山逝世纪念会均在此举行。教务长鲁迅在首次演讲中，寄希望于中山大学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坚固革命的魄力。不能在革命的后方享福，应该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3月，他移居白云路寓所。夕阳西晒中，勉强穿了一件单衣，“满身痱子，有如荔枝”，看着书桌上浸在水中青葱可爱的水横枝，编定《野草》和《朝花夕拾》，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居然有了一篇复仇色彩的作品《铸剑》。
　　不久，许广平被聘为他的私人助理，为他的公开演讲做翻译。二人移居白云路白云楼26号2楼。
　　深感自己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是在频频被邀请演讲之后，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仍是络绎不绝。他在香港青年会礼堂讲《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黄埔军校讲《革命时代的文学》；知用中学讲《读书杂谈》；广州市立师范夏期学术演讲会上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均是不忙不迫，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提起，还声明自己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这是一种战斗方式，譬如雄鸡的呆斗，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永不示弱。
　　然而，广州“曾经革命，将要革命，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并没有像鲁迅所期待的那样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而是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这彻底摧毁了鲁迅“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观念。“四•一五”清党更是将知识分子和民众带进恐怖时代。鲁迅多方奔走，营救被捕学生未果，终于“被血吓得目瞪口呆”，随即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
　　“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鲁迅再一次被梦境放逐，在这无爱憎，无欣戚，无褒贬，不过剩下些索漠的广州。

　　　　　　　　　　　　　　　　　上海十年
　　1927年10月8日，鲁迅携手许广平迁往多商的租界大上海，寓居景云里23号。他庆幸自己逃离了广州文艺界的沉闷现状。
　　随之慢慢醒悟到，延续至此的“弃医从文”生涯，却是逐渐陷入以言说为主要方式的生存，然而，战争以及人性的险恶始终在自己持续的言说中更加严峻地包围着他，他又因此而更加顽强地写下去，说下去。这种无奈的循环比医治好病人肉体，让他们继续麻木地走向死亡，又能显现出多少特别的意义呢？
　　一到上海，适逢《野草》印成。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于是有了江湾劳动大学的《关于智识阶级》，复旦大学的《革命文学》，真如暨南大学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东亚同文书院的《流氓与文学》，江湾实验中学的《老而不死论》，江湾立达学园的《伟人的化石》，还有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
　　然而，十里洋场文坛之乌烟瘴气，最是棘手，比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文人之间的攻击法更加复杂而花样叠出，简直成了流氓世界，又四处避难，且飞丸入室，突陷火线，命在旦夕之间。
　　忽然就成了革命文人眼中有闲的知识阶级，被文豪们的笔尖围剿。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不断将新的名号射向自己——“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没落者”，乃至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在创造社社员们的叙述中，鲁迅已经不再拥有革命者、启蒙者的资格，而成为被新一代取而代之的老人，正如五四时期“鲁迅们”将林琴南请下神坛一样。这使文坛换血后，即刻开始犹疑自己还能释放多少能量的鲁迅学会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判断，催逼着阅读了大量新浪潮者所依凭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乃至亲手翻译，这使学界对后期鲁迅的研究，不得不带上了浓厚的马列色彩。
　　1929年9月27日晨，五十岁的鲁迅做了父亲，独子海婴——海边的婴儿——没有什么特别的内涵寄予。1930年5月12日，全家人自景云里迁入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A3楼4号，鲁迅称之为“闸北”。因为参加左翼作家连盟、自由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会，以至于浙江省党部呈请通辑“反动文人鲁迅”，严压下的鲁迅常因熟识者被逮，而不得不一再离寓避难。1933年4月又转住大陆新村九号，他将这里称之为“且介亭”，在此奋斗到最后一息。
　　在寓所内，被文学青年嫌弃为“绊脚石”的他仍然热心不减地展读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们的信，他常常戴起眼镜来看，看到夜深，一如既往地帮助他们校订文稿译稿，并不顾“只要将他除去，自己的文章便可以光焰万丈”的冒失的青年的雄心。伴侣许广平不就是追随自己的文学青年吗？在上海，他扶植了柔石、萧军、萧红、叶紫等左翼青年作家。萧红搬到北四川路后，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刮风下雨，几乎没有间断。
　　1931年12月，蔡元培为他介绍的每月三百元大洋的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官饭美差，在干了四年后被裁，鲁迅一直思忖的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游民而创作的问题终于显现出答案，自由撰稿人生涯不容选择地开始了。然而也无时不被攻击，每年也总有几回谣言。“已经刑讯”，“红军领袖”，“至今还活着，就足见不是一个什么好人。”云云。
峻急的时代，切迫的革命形势，使鲁迅无法为未来的文化设想潜心于鸿篇巨制，而是不断扔出投枪和匕首，那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不三不四集》相继出笼，然而它们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阿金》被检察官打上了“抽去”印章，禁止发表。
　　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写作也变得无奈。书坊店像估衣铺一样，什么衣服行时就挂什么，做文章成了吃饭所必需，乃至和攻击者赌气，可又无法罢手，即便遇到危险。为此，他常常心粗气浮，离沪的念头不断冒出。
　　最让他痛心的还不是让人言语道断的文坛卑劣，而是他曾经的同道中人，不是在血泊中谈闲适，就是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无视中国现实的危机。在他眼中，这是对读者的极度不负责任，是漠视于中国有益的事业，是只顾一己之追求，图个人之消遣。
　　“中国的大众的灵魂”反映在他的杂文里。在他具备祛魅能力的文化批评视野内，中国的统治阶级在“狂赌救国，纵欲成仙，袖手杀敌，造谣买田”；教徒吃教就像老英雄吃革命饭；小百姓们则生活在“无特操”的精神世界里，他们于国难之中，不救国土救月亮，不救灾民救鬼魂，即便是吃白相饭、揩油，也底气十足得很；上海的少女过分早熟；上海的儿童“顽劣，钝滞”；上海滩的文人一如狐鼠鬼蜮，充当着文虻、文官、文探、富家儿的鹰犬、叭儿和无赖、覆面英雄们的二丑角色。他们捐班、互捧，或是以帮闲的嘴脸插科打诨、玩笑扯淡，或是摆出心的腐烂来，却将之当作内面的宝贝，或是忙于投机欺骗，一味粗制滥造，增些先前所没有的缺点。他们用秕谷养青年，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
　　中国式文人构筑的文字世界充满了腐朽落后的因子，却成为广大“无特操”民众的精神信仰与想象源泉。这不能不使鲁迅悲哀地感到启蒙的最初目标，已离诞生于斯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越来越远。
　　写作杂文而外，他忙于整理、翻译、绍介、编辑……特别是每天忙于翻译，几乎无生人之乐。上海十年，他译完《小约翰》、《近代美术潮论》、《思想•山水•人物》、日本论文随笔集《壁下译丛》、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雅各武莱夫的长篇小说《十月》、《药用植物》、法捷耶夫的《毁灭》，编译了《现代文艺丛书》，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竖琴》和《一天的工作》、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果戈里《死魂灵》、高尔基《俄罗斯的童话》、契诃夫《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等。   
　　他编辑了《语丝》、《奔流》、《萌芽》；出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合编《十字街头》旬刊、《文学》月刊、《海燕》半月刊、《译文》创刊号；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抱病校订印行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
　　他是通过这些文化途径，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食粮，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他不惜一切扶植新兴的充满创造性而又暂时处于弱势的文化力量，焦灼地呼唤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
　　他日渐枯竭的内心，因遭遇版画家珂勒惠支而变得重新丰盈，有了痛感。活着，挣扎——珂勒惠支传递给他有力量的爱，特别的深度和美，使他在1931年的某一天被这最有质量的艺术感受能力击倒。很快便将来自德国的深广的慈母之爱引进中国，这就是刊登在《北斗》杂志创刊号上的木刻《牺牲》，画面是一个母亲，悲哀的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
　　珂勒惠支的木刻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令观者看了就生勇往直前之心，她缓慢的觉知和咀嚼人间的大痛，与死神接触，拥抱，对话，作品透出的强韧的力量好像天上的云，也应声裂成片片。从珂勒惠支的艺术中汲取了力量的鲁迅忽然对死感到从未有过的深切。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抱病整理，自费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临终前却没有看到。

　　　　　　　　　　　　　　和光阴偕逝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影的告别》

　　1936年3月，鲁迅病重了。
　　他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只剩下一个想。他感受到不可思议的当下的力量，那么靠近，又那么遥远。
　　只有一张苏联木刻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一个穿大长裙子飞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
　　他常常是将头向后仰，两只手空闲地垂着。眉头没有聚皱，面容平静，舒展。
先前还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是先前所没有的，不知何时感到了年龄的催逼。
　　渐渐地进入“无欲望状态”，终于引出关于死的预想来。
　　他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哪怕是墙壁，苍蝇，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自己有关。他存在着。
　　他需要这样的联结，联结到世界的完整性，联结到更紧密的大众，联结到更大的力量，联结到宇宙深处的灵感源泉。
　　他需要觉察生命的美丽、深刻和广博。
　　然而，他辜负着宋庆龄女士“为着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立即到医院治病的恳切希望，也辜负着史沫特莱女士劝他出国疗养的热切期待。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开始翻译《死魂灵》；在最后一个生日的前20天，写下《死》——公开的遗嘱；前五天，写下《女吊》——首次将文学才情挥洒给复仇女鬼的凄美。
　　他在楼上一天一天地睡下去，睡了许多日子就有些寂寞了，醒来第一句问就是“有什么人来过吗？”
　　17日他略好些，开始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又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陪周建人谈天到深夜十一时。午夜时分，许广平催促他休息，他靠在躺椅上，说：“我再抽一枝烟，你先睡吧。”
　　18日凌晨一点上床后，二时便被噩梦惊醒，三时半，坐起来，气喘不止，咳嗽困难，一直屈曲身子，双手抱腿而坐，苦不堪言，心脏跳得咚咚响，连在一旁担忧的广平也听得清清楚楚。
　　六点钟，他坐在写字桌前，要了纸笔，戴起眼镜预备给内山完造写便条。但是写不成字，勉强写起来，每个字改正又改正。写至中途，许广平劝他不要写了，可以口述，鲁迅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了下面的条子，也是最后的遗墨——
　　老板几下：
　　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草草顿首
        　　　　　　　　　　　　　　　　　　　　                          L拜十月十八日
　　很快，内山完造就来到鲁迅寓所，鲁迅正坐在台子旁的椅子上，右手拿着香烟，脸色非常坏，呼吸很困难。
　　内山与广平静静地按摩着鲁迅的背部，直到须藤医生踏进房门。期间，在劝阻下终于把吸剩的最后一颗烟卷丢了。
　　“从今天四点钟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请快替我注射。”鲁迅断断续续地说。
　　须藤已经把注射的手续准备好了，马上就在鲁迅的右腕上打了一针。
　　“怎么搅起的，总是没有效果。”鲁迅有些不耐烦。
　　八点多钟，日报送到，鲁迅问道：“报上有什么事体？”
　　许广平答：“没有什么，只有《译文》的广告。你翻译的《死魂灵》登出来了，在头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广告还没有。”
　　鲁迅说：“报纸给我，眼镜拿来。”
　　许广平把有广告的一张报递给他，他一面喘息着一面细看，看了好久才放下。
　　这是他最后一次关心别人的文字。
　　鲁迅的哮喘越来越厉害，已经变成心脏性哮喘，不得不请福民医院的松井博士诊察。然而，因为是礼拜天的缘故，松井不在家。后来鲁迅就睡在床上，问道：
　　“我的病究竟怎么样了！”
　　这是他最后一句话。
　　历史学家记住了这个时刻，1936年10月19日上午5:25分，让它成为一种永久的回忆。
　　而在这一刹那，他终于不需要思索了。他已深味死亡的大痛与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