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中的宴饮
早在光绪初元，京师士大夫就有以金石、古器相尚的风气，“竞扬翁大兴、阮仪征之余绪。”（震钧：《天咫偶闻》）其次，钞古碑也是消磨时间的一种办法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时为京官的韬晦策略。再次，大概是最重要的原因，鲁迅想借此考古，研究中国历史。鲁迅
鲁迅对文字记录本就有一种不信任态度，所以他辑校古籍，有时是用文字与金石对校，来修正文字的讹误。因为文字不仅有可能在传播中出现错误，更有可能经由当权者删改，仅凭文字，很难还原真实的历史，也需要借助图像，这是他重视金石的重要原因。《谈胡须》一文中，鲁迅就凭借汉石刻画像和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来判断中国古代男子的胡须上翘。对汉画像，鲁迅有自己的解释：“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或雕刻古来的帝王，孔子弟子，列士，列女，孝子之类的图。”（《朝花夕拾·后记》）鲁迅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图案。蔡元培指出，“从前记录汉碑的书，注意文字；对于碑上雕刻的花纹，毫不注意”。而鲁迅则对汉碑图案很感兴趣。（蔡元培：《纪念
鲁迅特别关注汉画像中绘宴会之状。鲁迅所珍藏的《朱鲔石室画像》，其中多宴饮石像，他一直锐意搜集。鲁迅曾于1916年、1919年多次在琉璃厂购买《朱鲔石室画像》，1934年又购入《朱鲔石室画像》。
鲁迅对汉画像的搜集，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期侧重点为山东汉画像；后期侧重点为河南南阳汉画像。现存鲁迅收藏汉画像拓片六百余幅，其中主要是山东汉画像，有三百六十余幅。南阳汉画像二百九十余幅。山东汉画像偏重于历史、人物，主要是人事活动的画像。李发林的《山东汉画像石研究》将山东区域汉画像分为四大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包括农业劳动、手工业劳动、狩猎、车骑行列、聚会、战争、庖厨、百戏等）；描绘历史人物故事的；图画祥瑞、神话故事的；描绘自然景物的。他认为山东地区中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为最多。
鲁迅对其他汉画像的搜集，也很关注宴饮。鲁迅曾想编《汉画像考》，但一直未能出版。从现存的鲁迅自拟的汉画像目录（草稿）来看，这份拟目的写作时间应为1922年至1926年间。现存的鲁迅汉画像残稿中有《肥城孝堂山新出画像》，属于郭氏石室画像。鲁迅写的说明详细介绍了醼享之事：“第二层右醼享之事，童子中立，旁男女各六人，有侍者，左廪；下层右廪并甖二，左楼阁上下坐者各二人侍者五。”
鲁迅笔下的宴饮与民初北京
清末民初，北京的饮食业兴盛，从高档的饭庄——时称某某堂，到中档的饭馆，到小饭铺，种类繁多。还有不少西餐馆——番菜馆。北京的饭馆，以广和居开设最早，也最著名。绍兴会馆的斜对面2号就是当时北京有名的广和居。广和居在宣外菜市口西路南北半截胡同南头路东，鲁迅常从广和居叫菜或约友人宴饮。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在北京去得最多的饭馆大概就是广和居了。《清稗类钞》、《越缦堂日记》中都提到广和居。 “广和居在清末不是一家普通饭馆，简直是宣南掌故的总汇，几乎是一个政治俱乐部了。当时一些有权势的大官吏、有影响的大名士都以到广和居聚会为胜事。”（ 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广和居的几个名菜，都是以京官的名字命名的。夏仁虎《旧京琐记》记载：“士大夫好集于半截胡同之广和居，张文襄在京提倡最力。其著名者，为蒸山药；曰潘鱼者，出自潘炳年；曰曾鱼，创自曾侯；曰吴鱼片，始自吴闰生。”《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东，历史最悠久，盖自道光中即有此馆，专为宣南士大夫设也。”广和居内墙上写的影射时政的题壁诗很有名。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被革职，离京前夕，同僚即在广和居饯行。广和居大门上嵌字对联“广居庶道贤人志，和鼎调羹宰相才。”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戊戌政变，讲新政者有所谓三公子：翰林院编修徐仁鑄、吏部主事陈三立、军机章京谭嗣同。其中，陈三立、谭嗣同都经常出入于此。
鲁迅对饮食一直都很关注，在青少年时代曾经影写过明代散曲家王磐的《野菜谱》。鲁迅还专门留心过中国肴馔的书籍，“《礼记》里的所谓‘八珍’，《酉阳杂俎》里的一张御赐菜帐和袁枚名士的《随园食单》。元朝有和斯辉的《饮馔正要》，……唐朝的呢，有杨煜的《膳夫经手录》，就收在《闾邱辨囿》中。”（《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在《朝花夕拾·小引》中，鲁迅还“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
鲁迅在多篇杂文中以谈吃来谈论世态。《谈皇帝》中写对待皇帝的“愚君政策”，也是以食物为例：“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因此只好又将他练成傻子，终年耐心地专吃着‘红嘴绿鹦哥’。此外还有后来所写的《准风月谈·“吃白相饭”》《准风月谈·吃教》《花边文学·零食》《且介亭杂文·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且介亭杂文二集·“靠天吃饭”》等。《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用“君子远庖厨也”来揭示儒家的虚伪：“‘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于是他心安理得，……‘万物皆备于我矣’了。”
酒店在鲁迅小说中成为一个重要场所。《孔乙己》以咸亨酒店为叙述的舞台，小说的叙事者是咸亨酒店的小伙计。此外，咸亨饭店还出现在《明天》《风波》里。《风波》里写道：“咸亨酒店里的人，都说要的。”“七斤嫂这时从直觉上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因为咸亨酒店是消息灵通的所在。”《风波》里的赵七爷也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酒店被看作是消息传播的一个重要场所。《在酒楼上》，酒楼成为叙述空间。
《阿Q正传》和《采薇》中也写到酒店的功能。“人人都愿意知道现钱和新夹袄的阿Q的中兴史，所以在酒店里，茶馆里，庙檐下，便渐渐的探听出来了。这结果，是阿Q得了新敬畏。”（《阿Q正传》）《采薇》中酒店是一个讲故事的地点：“凡是能够勉强走动的伤兵，大抵在茶馆，酒店，理发铺，以及人家的檐前或门口闲坐，讲述战争的故事，无论那里，总有一群人眉飞色舞的在听他。”《三闲集·革命咖啡店》还写道：“叶灵凤革命艺术家曾画过我的像，说是躲在酒坛的后面。
《狂人日记》中对礼教的揭示以“吃人”为喻。在鲁迅的杂文中还犀利和深刻地以宴席为喻批判现实。早在《坟·灯下漫笔》中鲁迅就指出：“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写文章，专门论及一次酒店的宴饮。1925年，鲁迅在《“公理”的把戏》一文中写道：“据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报》说，则有些‘名流’即于十四日晚六时在那个撷英番菜馆开会。……从这饭局里产生了‘教育界公理维护会’，从这会又变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报上和函上有出席饭局者的名单。鲁迅还专门将此次饭局的名单抄录于文中。“撷英番菜馆”，在前门外廊坊头条西头路南，除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外国人开的大饭店而外，以卖番菜论，撷英是当时北京最大、最著名的了。
因为鲁迅“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 （《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同时也因为鲁迅曾身为京官，却采取了社会批评的姿态，所以鲁迅的文章常措辞隐晦，语含讽刺，在描述内容上受到野史、笔记的影响，常常选择在题材上处于相对边缘的日常生活作为描述对象。从汉画像中的宴饮，到民初北京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和宴饮，鲁迅据此观察和思考中国的社会现实，并在文章中以饮食和宴饮为喻，写下力作。
（原载《北京观察》2013年第4期）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