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后
从南开大学开会回到北京，心有涟漪，很想写点感受。三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啦。
会议是纪念鲁迅的。今年鲁迅诞生一百三十周年。一个死人，假如还活在人的心里，在“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飞进百姓家的今天，纪念一下，也是人情之常吧？自然，必须真心诚意亲近鲁迅，不是鲁迅当年憎恶的“敬而远之”，不带消费鲁迅的口是心非的私利。
不过鲁迅就是这样特别。逝世前一个月，他发表一篇题名《死》的文章。是重病后的杂感。其中给亲属写下了七条“遗嘱”。第三条就是：“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是“不要”！是“任何”！多么决绝！自然，这是给家属的。如果家属“听话”，总该谨守的吧？可是鲁迅又早就说过：“‘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于是乎又预留下 “造反”的后门。
何况非家属！“遗嘱”的不是他们。
鲁迅为什么这样坚决拒绝“纪念”他呢？检读他的文字，说来也话长。不知道是不是和他说过的这些话有关？
他说：“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凡纪念，‘礼’而已矣。”
啊，是的。人生就是这样。多少诡谲。多少变脸。即使“战友”也能逼迫他“横站”！
可这次天津南开大学和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召开的会，与会学人五十九人，提交论文三十篇，筹备充分，与会者认真。而开得更颇有亮点。虽说挂着“纪念”会标，实行的却真的是会标上的“学术讨论会”。即使开幕式这种“礼仪”，主持的陈洪院长、杨阳馆长也没有“纪念”的套话，没有阿世的八股，没有把鲁迅工具化的导向。只简短地抒发己见，又颇见对鲁迅的深切理解。而“讨论会”在
讨论会是很有学术分量的。给我感受最深的，是
旧的语言系统崩溃了，每一个词语都摇摇晃晃，发生震颤。鲁迅是现代中国唯一‘从内部’体验到这种震颤的作家。鲁迅挣扎地应对这个错位的时代，充满了表达的焦虑，但同时提出在语言系统的废墟上‘让语词做更多事’的激进要求，——他的写作只能是‘结结巴巴’的。这种写作当然不见容于以‘规范化’为标的的现代汉语体制。问题是：如何在口若悬河的当代习得一种口吃的语言方式？
当场有学者解读为这是语义学、修辞什么的；黄又作出澄清，再次申说自己的意思不是语义学，不是修辞。我的领会自然更加不一定符合他的尊意，我感到的是：他论述的鲁迅“怎么说？”这“怎么说”，不是“讽刺”、“冷峭”、“反讽”、“犀利”、“尖刻”之类，而是运用现代汉语转型的内在冲突，以别样的方式表达思维及思想的别样蕴涵。
这是想到了我自己。我很惭愧。我一直知道：我自己几十年的所谓研究，不过是元始的、起步的：“鲁迅说了什么？”我未能摸到 “怎么说”这门径。一次学术讨论会，有一个这样的创见，开辟新的门径的创见，不仅仅是成功的，简直是质量奇高而且罕见的了。一个讨论会，和一个人相同。试看世界学术史，再伟大的作家，他一生的创作，不可能字字珠玑，篇篇经典。传世的经典有一二三就了不起了。鲁迅也是这样。
何况讨论会还有许多精辟的发言。比如有一位引述鲁迅的“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纷歧”的见解，我觉得切中时弊。中国鲁迅研究界自以为“标准答案”掌握在他手里，惟有他掌握着鲁迅研究方向，乃至这方向是有来头的学者、教授太多了。
更有商
最后，我非常欣赏、佩服一位穿红衣裳的研究生的勇敢和坦诚，大概是八零后或九零后吧？面对济济一堂五湖四海奔来的老师，她勇敢地诉说自己读鲁迅的感受：前一段我一直在读的杂文全集，包括他跟许广平的两地书，我自己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觉，就是，这真是一个特别可爱特别好玩的一个人。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那种孩子气的，很任性的、很可爱的。比如我一直读他那些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陈西滢和徐志摩的文章，有时我读着读着，心里就会有很会心的，想去笑的感觉，觉得先生真的太较真太诚实了，较真诚实的都有点扯着人不放了。
这是和我自己感到的沉重、严峻、犀利、深邃完全不同的；好新鲜、好活泼的感受啊。鲁迅流传的希望在青年。在青年愿意阅读，喜欢阅读，有自己的感受，能独立的思考。哪怕他/她和我的读后感不同。但，不同中有相同的鲁迅写下的白纸黑字啊。这就足够了。是么？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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