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文峰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内容提要  对于中国第一份外国文学翻译杂志《译文》月刊的创办，鲁迅厥功至伟。在鲁迅私人书信及日记中，更可以多方面探及他与《译文》密切关系的细微之处。鲁迅不仅是《译文》前三期的主编，更在应对“审查”、插图制版、刊物销售等方面关注、指导了具体的办刊工作。鲁迅为《译文》精心翻译稿件，统筹稿源，并借助刊物平台提携供稿人，培养了诸多优秀的进步青年译者。他又为《译文》译者群体争取到合理的稿费。鲁迅书信及日记私人语境中的《译文》记载，见证了他为进步文学翻译事业所做的奉献。

 

关键词 鲁迅；《译文》；书信；日记

 

作为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第一份专事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译文》月刊（以下简称《译文》）“从它创办之日起，就是在鲁迅的具体帮助下开展工作的”[1]。鲁迅与《译文》的密切关系，学界已有若干论述。鲁迅逝世不久，黄源发表了悼念文章，追述鲁迅与《译文》的诞生，悲痛地表示“（今后）《译文》就落在我们几个弱小者的身上”[2]。茅盾回顾了1934年国民政府文化“围剿”与进步人士“反围剿”形势下，他与鲁迅联袂创办《译文》的经过[3]。顾钧指出，《译文》时期的鲁迅迎来了“他翻译生涯中的一个新高潮”[4]。王家平在跨文化交流语境中研究了《译文》刊登鲁迅译作的选材特征与翻译策略[5]。郑意长考察了《译文》时期鲁迅翻译思想的丰富内涵，指出这“正是由培育他的历史母体和改造他的历史力量所最终塑造的”[6]。

 

上述研究主要是公共语境视域中鲁迅与《译文》的学术考察。然而，书信与日记作为私人话语，也是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鲁迅书信及日记中对《译文》多有记述。在细微的私人语境中再探鲁迅与《译文》，或可如同《〈两地书〉研究》那般，“发现别人很少注意的缝隙”[7]。

 

一、“托庇比较的长生”：鲁迅与《译文》的办刊

 

《译文》前三期由鲁迅亲自编刊。1934年8月9日、9月17日、10月19日分别出现确切日记记载：“自晨至晚编《译文》”[8]；“夜编《译文》第二期稿讫”[9]；“夜编第三期《译文》讫”[10]。此后，鲁迅密切关注、指导《译文》的办刊，集中体现在“审查”应对、插图选用、销售与“终刊”风波等方面。

 

鲁迅致李霁野的信中说道：

 

《译文》本是几个人办来玩玩的，一方面也在纠正轻视翻译的眼光。但虽是翻译，检查也很麻烦，抽去或删掉，时时有之，要有精采，难矣。近来颇有几位“文学家”做了检查官，正在大发挥其本领，颇可笑也。[11]

 

《译文》面临着当时文艺报刊中普遍存在的内容审查阻力。《译文》常因拟刊文稿内容的“敏感”而横遭删减甚至抽稿。鲁迅预感作为进步刊物的《译文》在办刊中想要出彩则困难重重。

 

“鲁迅”名气会引起检查官的注意，不利审查。1934年8月14日，鲁迅致函黄源，要求《译文》拟用稿《果戈理私观》及“后记”署名改为“邓当世”，“与其以一个署名，引起他们注意，（决定译文社中，必有我在内，）以致挑剔，使办事棘手，不如现在小心点的好”[12]。当期刊发的3篇鲁迅译作，均未署“鲁迅”。《鼻子》署名“许遐”，《艺术都会的巴黎》署名“茹纯”。频繁使用各种笔名，“隐姓埋名”是鲁迅为了减少《译文》办刊阻力、规避检查风险的权宜之举。

 

《译文》创刊号所刊鲁迅译《鼻子》（首页）

 

1935年3月24日，鲁迅“夜译契诃夫小说三篇讫，约八千字，全部八篇俱毕”[13]，分别是《难解的性格》《阴谋》和《波斯勋章》，原拟以“奇闻三则”发表在《译文》第二卷第二期。在“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的检查中，《波斯勋章》审核不通过。其他两篇以“奇闻二则”如期见刊。后经黄源努力，《波斯勋章》于4月8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以“译文特刊”刊登。“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即成立于1934年5月的“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该会握有各种图书杂志出版的生杀大权”，专事查禁进步出版物，“压迫左翼作家”[14]。鲁迅愤怒地表示，“它在出版界上，却真有‘所过残破’之感，较有斤两的译作，能保存它的完肤的是很少的”[15]。

 

“鲁迅对域外绘画的敏感力不亚于文学”[16]。这不仅源自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更因为插画作为外国文学译文的副文本，图文相衬可以给读者形成积极的阅读提示，加深印象。在创刊号《前记》中，鲁迅就已拟定《译文》“多加图画”的计划，“意在助趣”，“复制的图画总比复制的文字多保留得一点原味”[17]。早期《译文》在目录之后附印“插画目录”，介绍画作名称、作者与国籍，这提高了插画在《译文》中的地位。“木刻画运动开拓者”鲁迅提醒黄源，“《译文》书面上的木刻，也要列入目录”[18]，表达了他对木刻画的重视。实际上，木刻画编入“插画目录”始自创刊号，当期“插画目录”所列10种画作中，木刻画有苏联、法国、德国6种：《育克的村庄》《梅里美像》《喷泉》《果戈理像》《供养》《诉苦》。正是由于鲁迅的重视，《译文》重点采用木刻画，并成为传统。

 

《译文》刊登高尔基的作品较多，这会引起审查者的注意。审慎的鲁迅考虑周全，建议高尔基相关插画不可常用。“《译文》第三期上，就有一做[？]高尔基的漫画，他的像不能常有，第四期只好不用”[19]。标注问号的漫画实为《俄罗斯的童话》的插图，题为《亲睦的戏画》（为了“四十年”的高尔基），系苏联蔼非莫夫（Boris Efimov）所画。当期内封刊登了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和巴金翻译的高尔基《草原故事》的广告，配有高尔基肖像画。如此密集的高尔基插画，使得警惕的鲁迅告诫下一期不可再用。

 

 

《译文》刊瞿秋白译《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插图

 

《译文》第二卷终刊号中的木刻画尤其受到鲁迅关注：

 

第一张木刻是李卜克内希遇害的纪念，本要用在正月号的，没有敢用，这次才登出来。封面的木刻，是郝氏作，中国人，题目是《病》，一个女人在哭男人，是书店擅自加上去的，不知什么意思，可恶得很。[20]
李卜克内希，现通译为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是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领导工人革命运动。1919年，李卜克内西被反革命军队杀害。“李卜克内希遇害的纪念”是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凯特·柯勒惠支（Kathe Koilwinz）创作的《吊丧》，其主题是悼念被迫害的革命先驱。在当时审查极严的形势下，这自然“不敢用”。引起鲁迅不悦的封面木刻画《病》是郝力群的作品。出版方未经《译文》社同意，在封面上以《病》影射《译文》终刊，不免令鲁迅斥责生活书店“可恶得很”。该期令鲁迅不满的，还有瞿秋白译《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的插图问题。鲁迅告诉孟十还：“此书插画极好，《译文》里都制坏了”[21]。鲁迅有该小说原著，两相比较轻易可见《译文》的制图粗劣。《译文》所用原著中巴尔多（R. Barto）木刻画3幅，第一幅为《列尔孟讬（托）夫像及其自署》，制图较为清晰，签名尚可辨认。另两幅未署题名，制图明显粗糙，底墨太重导致原图线条模糊。

 

 

曹靖华（晚年）

 

对于初创的《译文》，鲁迅并未抱有完全乐观的态度。在审查与商业化营销的环境中，他不得不担忧《译文》的销路和发行量。在创刊号发行的第五天（1934年9月20日），鲁迅致信徐懋庸，称“《译文》因为恐怕销路未必好，所以开首的三四期，算是试办”22，并观望生活书店的销售情况（是否赚钱），再议定稿费。一周后，鲁迅致信郑振铎，提及创刊号初版的印数为2500份，又言“销路未详，但恐怕未必好”[23]，可谓忧心忡忡。，鲁迅对曹靖华述及《译文》“销路也不过三千左右”[24]。31日，鲁迅怀着忐忑的心情告诉孟十还：“《译文》能否出下去（这大约到下月便见分晓了）”[25]。到了“下月”（11月），《译文》出满三期，“试办”期满，销量好与否，便清晰可见。据黄源回忆，《译文》创刊号“销行不能说坏，接着一版二版三版四版五版，舆论也还好”[26]。初版之后四次再版重印，足以打消鲁迅对《译文》销售情况的忧虑。报刊界对《译文》的诞生也多有正面评价。《申报》刊文《欢迎〈译文〉月刊》道：“研究文学的青年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哩”[27]；《益世报》表示，“《译文》专载翻译文字，态度严谨，译笔精细。注意选登插画，是此刊另一特色”，“内容颇为充实”，“自与其他刊物不同，颇值得一读，特为介绍”[28]。《新闻报》《大美晚报》同时发文，赞赏《译文》“取材精审、内容丰富，故一篇甫出，万人传诵，转瞬间创刊号销售一空”[29]。前三期《译文》顺利发行之后，鲁迅对销路的认识有了些许变化，对于生活书店的销售反馈信息表示怀疑：“据他们说，现在《译文》还要折本，每本二分，但我不相信”[30]。一年半之后，对复刊之后积极的社会评价与依然可观的销量，鲁迅心感慰藉，“舆论仍然不坏，似已销到五千”[31]。《图书展望》杂志刊出《〈译文〉复刊》消息，称“篇幅加倍，内容益见充实”[32]。《报报》也在“文化消息”称“《译文》复刊特大号已出版，‘世界文库’刹脚了的鲁迅译果戈理《死魂灵》第二部，在这里‘特载’出来”[33]。据《世界晨报》的报道，当时的《译文》“每期可以销到一万余份。这可以看得读者对它的拥护了”[34]。在鲁迅去世的前两天（1936年10月17日），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再次记录了当时《译文》的销量，并与同期的其他文艺期刊进行对比：《光明》《作家》销量8000份，《译文》《中流》销量6000份，《文学》销量跌至5000份，《文学界》“则不到三千也”[35]。

 

 

鲁迅（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 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

 

在与生活书店合同一年期满无法继续合作的情况下，《译文》停刊。此事令鲁迅极为挂念。1935年9月19日，鲁迅在致萧军的信中便提及《译文》因与生活书店之间的纠纷而不得不延期刊出的事情，“真令人生气！”[36]24日，鲁迅致黄源长信，详细记述了纠纷调节的过程：郑振铎提议调解，《译文》与生活书店的合同由黄源签署，由鲁迅本人阅稿并签名。鲁迅与茅盾、黎烈文三人同意，并建议三人轮值阅稿。后胡愈之来信，代表邹韬奋否定了《译文》方面的调解意愿，表示“情愿停刊”。对此，鲁迅回应“《译文》如停刊，就干干净净的停刊，不必再有留恋”[37]，果断开始预备编终刊号。这并不意味鲁迅对《译文》放弃不理。他始终寻求复刊的办法，继续发扬《译文》的文学斗争精神。，他鼓励萧军要打起精神：“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38]。9日，鲁迅向黎烈文述及《译文》寻找新出版商之事，文化生活社财力有限，开明书店又无意“包销”，故而两家均不妥。又及《译文》终刊号拖延未出，或是生活书店“似故意迟迟”[39]。12日，鲁迅告知孟十还：“《译文》之遭殃，真出于意料之外”，并建议《译文》与《译文社丛书》应尽量避免由同一家出版商经营，“免得一有事就要牵连”[40]。《译文》停刊，生活书店方面的做法可谓前车之鉴。所谓“牵连”即《译文》与生活书店生出嫌隙之后麻烦不断，“《译文社丛书》亦被生活书店驱逐，但却觅得别家出版”，拟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社出版。在与曹靖华的信中，鲁迅补充了停刊前的若干细节：《译文》编辑提出增加经费与页数，生活书店在得知鲁迅不知情后诋毁编辑。鲁迅斡旋，同意不增加经费，在不增加稿费的情况下每期增加十页。生活书店随即又提议撤换编辑。鲁迅谓之“是未曾有过的恶例”[41]！

 

《译文》停刊影响颇大，甚至流言四起，报刊载文多加猜测。鲁迅致信徐懋庸称，“也有有益于（按：生活）书店的流言，即如此次《译文》停刊”[42]。《社会日报》在1935年10月1日、26日连续刊载消息称“《译文》杂志停刊，原因复杂，无从详探”；“因《译文》停刊关系，鲁迅、茅盾等与傅东华略有不满。但以自己没有地盘，故鲁迅仍为《文学》执笔卷首论文”[43]。该报12月刊文《鲁迅茅盾暗斗：〈译文〉于焉停刊》指出《译文》在与《文学》的竞争中停刊，称《译文》停办系创刊人之间“内斗”所致。意在遮蔽生活书店的责任，是鲁迅所言“有益于（按：生活）书店的流言”。

 

《译文》停刊是另有其他原因，而决不是为了销路不佳。“销路不佳”不过是“《文学》月刊社”方面故意放出来的烟幕弹而已。

 

《译文》的编者在名义上虽然是黄源，实际上却是鲁迅。《译文》的一些台柱子，如黎烈文、孟十还诸人，都是不折不扣的，以鲁迅为领袖的“自由谈系”。《译文》停刊的原因就种在这里。原来在《文学》月刊上写文章的一批人表面上虽然相亲相爱，情如手足，而暗底里却时常明枪冷箭，尔诈我虞的侵轧得不得了。（中略）茅盾一手霸住《文学》，做自己的地盘，（中略）一到短兵相接的时候，他就施展鬼计，想来中伤鲁迅。（中略）茅盾看看《译文》越来越精采，（中略）便和傅东华商量，怎样到生活书店最高当局那里去设法破坏《译文》。

 

近来传说鲁迅和巴金正发起倒傅运动，那便是由《译文》停刊而来的。[44]

 

谣传鲁、茅二人“结仇结怨”以致《译文》停办的猜测，由来毫无根据。早在10月底《译文》停刊已成定局时，鲁迅已计划撰写终刊号“前记”，说明情况：“《前记》是我和茅合撰的”[45]。同为《译文》主创人，两人在办刊中尽心尽力，为刊物发展贡献极大。《译文》停刊“没有直接影响到鲁迅与茅盾的交谊”[46]，流言不攻自破。当《译文》复刊时，鲁迅一面发出祝愿，一面抒发些许心中愤懑：“我们真希望在这宽容和大度的文坛里，《译文》也能够托庇比较的长生”[47]。

 

二、“投稿每期数千字”：鲁迅与《译文》的译稿

 

“《译文》我担任投稿每期数千字”[48]，鲁迅一面为《译文》翻译稿件，一面又为其统筹译稿。他在《译文》发表译作23篇，在所有译者发文量中排名第三。

 

高度重视《译文》翻译选材启示性的同时，鲁迅还强调趣味性。1935年5月30日，鲁迅致信黄源：

 

今天为《译文》看了几篇小说（中略）现在选定了一篇，在有聊与无聊之间，事情是“洋主仆恋爱”（中略）作者是Rumania的M. Sadoveanu（中略）明天当动手来译，约有一万字左右，在以前，必可寄出。[49]

 

“洋主仆恋爱”即罗马尼亚作家M·索陀威奴的《恋歌》。他仅用三天时间译毕，6月2日“夜译《恋歌》讫，一万二千字”[50]，次日便将译稿与《后记》寄予黄源，并嘱“因为匆匆，也许有错处，但管不得这许多了。下一期我大约可以请假；到第六期，我想译一篇保加利亚的Ivan Vazov的”[51]。因时间仓促，鲁迅不得详细校对译稿。两个月后《恋歌》在第二卷第六期正式刊出，鲁迅方才觉察到编辑也未曾发现的错字。9月，他及时主动承担文责，予以纠正：“编辑先生”，“第六期的《恋歌》里，‘虽是我的宝贝’的‘虽’字，是‘谁’字之误”，“同篇的一切‘檞’字，都是‘槲’字之误”[52]。这对应着《译文》版《恋歌》中的“在这地上的，虽是我的宝贝”“一处的平野上有一株大槲树”“在林间草地上，一株老檞树下”“他们把伊黎埋在老檞树下”四句[53]。《恋歌》编入各类文集时，错误得以纠正。鲁迅原本计划为（第二卷）第六期翻译的Ivan Vazov作品，最终延迟至终刊号刊出，是为Ｉ·伐佐夫的《村妇》。

 

 

《译文》所刊鲁迅译《表》（首页）

 

《表》是《译文》刊发鲁迅译作中颇为知名的一篇，也是他用力最勤的译作之一。，1935年1月21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为了加紧赶译《表》，十日之内译出四万余字，以致积劳成疾，病体不支。即便如此，鲁迅颇为欣慰地告知他们：“童话却已译成，这是流浪儿出身的Panterejev做的，很有趣，假如能够通过，就用在《译文》第二卷第壹号（三月出版）上，否则，我自己印行”[54]。起初《表》的题名是《金表》，1935年1月1日日记：“下午译《金表》开手”[55]，12日“午后译童话《金表》讫，四百二十字稿纸百十一叶”[56]。虽然《表》的底本是爱因斯坦（Maria Einstein）的德文译本，但是鲁迅称“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的，是日本槇本楠郎的日译本《金时计》”[57]。笔者推测，《金表》之名源自日译名“金时计”。彼时译毕《表》的鲁迅对下一步的计划似乎尚不明确，一是对审查能否过关不抱有完全确信的态度，二是刊载的出版物亦未确定，甚至对于能否刊于《译文》，鲁迅亦无完全把握。此后，一百余页篇幅的《表》作为“特载”顺利见刊于《译文》，或是鲁迅始料未及的。见刊尚不足一个月，《表》的评论文章便发表出来。汪以果在《西京日报·文学周刊》（西安）发文称，在朋友时无榭、林一波“百般唆使和诱惑下”，阅读了当期《译文》“半本书”体量的优秀译作《表》。他的读后感概括为：这样的故事，自然发生在一定的国度里才适宜，至于从来不知道教养孩子们的国家，光埋怨人性的恶原是没有救药的，属于例外[58]。许广平回忆，鲁迅最卖力翻译、且认为很有修养与教育意义的儿童文学作品有两种，一种是《小约翰》，另一种就是最早发表在《译文》上的《表》[59]。

 

《死魂灵》是鲁迅晚年倾注心血最多的译作，其第二部是复刊后《译文》的“特载”。“研究鲁迅，不可不注意《死魂灵》”[60]。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收录鲁迅译的《死魂灵》第一部。鲁迅谓黄源道：“西谛不许我交卸《死魂灵》第二部”[61]，可见郑振铎拟让鲁迅继续翻译《死魂灵》。但是鲁迅在译完第一部之后，并未有接续下去的计划。即便续译，是否由《世界文库》推出，依然悬而未决。鲁迅向萧军说道：“至于第二部（原稿就是不完的）是否仍给他们登下去，我此时还没有决定”[62]。“他们”便是《世界文库》。最终让鲁迅放弃《死魂灵》第二部列入《世界文库》，或为《译文》停刊事件中牵涉郑振铎的误会。鲁迅告诉台静农：“因《译文》之夭，郑君有下石之嫌疑也”，“不更为译第二部”[63]。鲁迅致信曹靖华再次称“《译文》之停刊，颇有人疑他（按：谛君）从中作怪”[64]。早在1935年10月20日，鲁迅曾计划“下月起，译（按：《死魂灵》）第二部”[65]。这意味着该部的翻译工作将在11月份开始。但是，鲁迅的创作与翻译工作极为繁忙，《死魂灵》第二部的翻译迟迟未启。是年年底，鲁迅无奈地表示，“那第二部，要明年正月才能开手了”[66]。事实上，这个翻译计划一拖再拖。从日记中可以追踪大致情况：1936年2月25日，“译《死魂灵》第二部起”[67]。3月25日，“译《死魂灵》（按：第二部）第一章讫”[68]。，“夜译《死魂灵》（按：第）二部三章起”[69]。鲁迅认为，《死魂灵》第二部远不及第一部有意义。在开始翻译四天之后，他明确告诉曹靖华：“我在译《死魂灵》第二部，很难，但比第一部无趣”[70]。直到第二章译讫，鲁迅似乎对第二部仍然没有过高的评价，也没有太大热情。他向曹白坦言：“《死魂灵》第二部，只存残稿五章，已大不及第一部，本来是没有也可以的，但我决计把它译出，第二章登《译文》第三本，以后分五期登完，大约不到十万字”[71]。尽管鲁迅本人如是说，然而读者对鲁迅翻译的《死魂灵》第二部颇为关注。6月14日，《立报》报道鲁迅身体抱恙、病中翻译《死魂灵》之事：

 

在十一日的本报上说，我们关心鲁迅的病，和系念着俄国文豪高尔基的病是一样。（中略）《死魂灵》第一册，这是他上次病愈后翻译出版的。现正在翻译第二册，可是他病了，还没脱稿。[72]

 

10月20日，《时事新报》称未竟的《死魂灵》第二部是鲁迅的“遗稿”：

 

鲁迅先生的遗作，据黄（源）先生说，并没有什么，只有几本杂文尚未出版。《死魂灵》第二部的译稿，也没有译完。其他，则又是黄先生所“不大详细”的了。[73]

 

鲁迅临终前为《译文》“赶译”《死魂灵》第二部。其中第一、二章分别连载于当年3、4、5月份的新一卷第一、二、三期。5月8日，病中的鲁迅开始翻译的第三章具体何时译迄已不可考。第三章译文手稿首页写有“《译文》二卷二期十月”字样，似为编辑批注。按照《译文》至少提前一个月编辑下一期的惯例，鲁迅投递给《译文》的第三章译稿约在9月之前完成。孰知鲁迅逝世前三天《译文》新二卷第二期刊出的第三章译文，文末“未完”二字竟成为译作《死魂灵》第二部“未完”的绝响。此外，鲁迅译《死魂灵》第二部手稿能得以留存下来，得益于他3月9日致黄源的一封信。信中称，译稿及《译后附记》已于昨日寄出，询问“《死魂灵》（按：第二部）原稿如可收回，乞每期掷还”[74]，以备将来排印单行本之需。

 

 

 

鲁迅译《死魂灵》（第二部）第三章第一、二页手稿

 

出版三期之后，便有读者对《译文》选材提出意见和建议。1934年12月，一位署名“无咎”的作者提出，《译文》应该选译更多的理论性、批评性的文章，分三点列出：

 

我爱《译文》，我对《译文》的要求也更大。现在把我一些要求写在下面：

 

第一，要作批评性的介绍。我觉得《译文》有点“美中不足”，就是太重介绍少带批评。第二，要多介绍些理论的论文。文学的理论对于每个作家和进步的读者都是很重要的。要写作和鉴赏一篇作品，必须有文学的理论为先导。第三，要多介绍些与现实有关系的作品和论文。[75]

 

鲁迅也发现了《译文》重作品翻译、轻论文介绍的问题，开始计划重点选译文学评介性的论文。当月26日，他致信黎烈文“《译文》比较的少论文，第六期上，请先生译爱伦堡之作一篇，可否？纪德左转，已为文官所闻，所以论纪德或恐不妥，最好是如《论超现实主义》之类”[76]。《译文》第一卷第一至四期刊发的文学论文计10篇，除第三期一篇外，其他三期各有3篇。即便如此，鲁迅仍然感觉“比较的少论文”。12月的第四期中已经刊发黎烈文翻译的爱伦堡论文《论超现实主义派》。鲁迅建议他再译爱伦堡论文一篇，拟刊发于1935年2月第六期。虽然鲁迅告诫黎烈文翻译爱伦堡论纪德的论文，须谨慎行事，以防检查不过。但是黎氏依然译出《纪德之路》。该篇并未如期见刊于第六期，而是延至半年之后的第二卷终刊号面世。此后，《译文》加大了刊发论文的力度，先后发表78篇。1936年9月的新二卷第一期刊登论文9篇，达到顶峰。

 

鲁迅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为《译文》规划译稿，努力维护、提升《译文》在文学翻译界的声誉。按计划，《译文》第三卷第一期将在1935年9月发行，原本《一周年纪念号》却成为《终刊号》。16日，鲁迅告诉黄源：“顷见《申报》，则《译文》三卷一期目录，已经登出，上云‘要目’，则刊物出来后，比‘要目’少了不少，倒是很不好的”[77]。《申报》预告的“三卷一号要目”共计16篇，《终刊号》刊登了预告“要目”中的12篇，其中4篇未能如期刊登，分别是巴金译A·柏克曼《一个孩子的心的饥渴》、黄源译D·格黎哥洛维基《陀思退益夫斯基的回忆》、伍禅译平田小六《田园》、孟十还译果戈理《旧式的地主》[78]。《终刊号》新增黄钟译L·修史《无耻的柯拉》。最终《终刊号》呈现给读者的是13篇，尚不至“少了不少”，影响也不至于“很不好”。

 

 

《申报》预告“三卷一号要目”与《译文》“终刊号目录”

 

三、“鼓励出几个新的译者来”：鲁迅与《译文》的译者

 

鲁迅逝世后，黄源重申：“本刊刊行的本旨，一方面要给读者一些可读的作品，同时，还希望能多产生一些新的翻译家”[79]。《译文》为青年译者提供发表译稿的渠道、培育翻译新秀的宗旨，与鲁迅重视文学翻译并帮助、提携、培养青年译者的愿望密不可分。他在与黄源的通信中，表达了借助《译文》“可以鼓励出几个新的译者来”[80]的迫切心愿。1934年年底，或许出于历练黄源、让其全面负责编刊的考量，对于译者期望被推荐的译稿，鲁迅委婉拒绝。他曾对译者王志之说：“别人（按：拟投《译文》）的稿子，我希望直接寄去”，“编辑好像不大愿意间接绍介，所以我所绍介者，一向是碰钉子居多”[81]。事实上，此后的鲁迅对青年译者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推荐。茅盾、许天虹、孙用、金人、曹靖华、孟十还、巴金、黎烈文等数十位青年译者，通过鲁迅的介绍和指导，在《译文》发表译作，增强了文学翻译的信心，踏上翻译之路，成长为译著丰富的翻译家。

 

 

金人（晚年）

 

金人是青年俄文译者张少岩的笔名。他在萧军、萧红的指导下开始进步文学的翻译与创作，并与鲁迅建立联系，先后在《译文》发表译作9篇。1935年3月13日，鲁迅致萧军、萧红的信中称赞：“金人的译文看过了，文笔很不差”[82]，给予了他肯定与鼓励，计划将金人两篇译稿中的一篇推荐给《译文》。这便是发表在第二卷第三期的A·普列波衣《退伍》，也是金人在《译文》发表的第一篇译作。三日之后，鲁迅在致黄源信中提到，现有一篇左勤克小说的译稿，远在哈尔滨的译者“极希望登《译文》”， “就给他登上去罢”[83]。鲁迅近乎求情的话语帮助的正是金人。这篇译稿及时见刊于第二卷第四期，是为《少年维特之烦恼》。4月12日，鲁迅告知萧军，他打算把手头一篇Novikov-Priboi的短篇推荐给《译文》[84]。该译稿见刊于新二卷第三期，即金人所译N·普利鲍依《歌者》。5月，《退伍》刊出后，鲁迅叮嘱萧军，金人的稿费当于下月支付[85]。及至6月27日，鲁迅又告诉萧军：“译文社的事，久不过问了。金人译稿的事，当于便中提及”[86]。金人在鲁迅一如既往地提携下成长起来，成为《译文》的主力译者之一。直到1937年5月《译文》停刊前夕，金人仍发表了翻译N·梁士珂的《海边》。

 

《远方》是苏联社会主义儿童文学中的代表作。鲁迅对曹靖华的译稿给予极大关注和帮助。书信表明至少在1936年2月10日之前，鲁迅已熟知曹译《远方》，“《译文》有复刊的希望。《远方》也大有发表的可能”[87]。即使《译文》处于“终刊”状态，鲁迅也早有将《远方》安排发表的计划，并敦促曹靖华及早寄插画或书，以备编排之用。21日，鲁迅日记记载：“得靖华信并《远方》原书一本”[88]。次日，鲁迅阅读《远方》之后，随即与黄源交代译稿排印事务：委托吴朗西按照原书中17幅插图制版，三日之后交付样张。同时叮嘱，《远方》与插图同时排印，以免周折[89]。29日，鲁迅告知曹靖华，《远方》及其制版插图已交与《译文》。为通过审查，“稍触目处皆改掉，想可无事”[90]。3月16日，《译文》“复刊特大号”发行，《远方》作为“特载”（中篇童话）见刊其中。24日，鲁迅难掩心中喜悦，致信曹靖华：“《译文》已复刊，《远方》全部登在第一本特大号里”[91]。见刊的《远方》中删除了两幅插图。，鲁迅专门致信曹靖华说明此事：一幅为安全通过审查而“故意删去”，另一幅则不知何故，并有意“便中当打听一下”[92]。鲁迅为其撰写按语，其中不吝赞美之语，称“这一篇恐怕是在《表》以后我们对于少年读者的第二种好的贡献了”[93]。鲁迅还在新文学作家群体里推介《远方》，提升译者与译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帮助译者成长。他向颜黎民推荐《译文》时不忘赞扬《远方》：“新近有《译文》已经复刊，其中虽不是儿童篇篇可看，但第一本里的特载《远方》，是很好的”[94]。

 

鲁迅着力通过《译文》培养译者，晚年的他倍感欣慰，在《复刊号》刊出时总结道：“近来有一些青年，很有实实在在的译作，不求虚名的倾向了，比先前的好用手段，进步得多”[95]。

四、“和商人交涉，真是难极了”：鲁迅与《译文》的稿费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出版机构众多，加之商业化的运作，出版业界竞争激烈。雨后春笋般产生了林林总总的杂志，使得1934年有“杂志年”之称。针对出版商营销杂志的艰难境况，茅盾指出：“大家竞赛似的多出杂志，未必能赚钱，能够不亏本就好了”[96]。因此，经济利益在生活书店的运营中占据了突出位置。直至《译文》前三期正常刊出之后，《译文》社与之商谈的赠刊、稿费事宜还是迟迟未果。1934年12月4日，鲁迅致信孟十还抱怨：“和商人交涉，真是难极了，他们的算盘之紧而凶，真是出人意外”，“稿费之类，尚未商妥。我们要以页计，他们要以字数计，即此一端，就纠纷了十多天”[97]。《译文》初创时，鲁迅亲力亲为地与生活书店交涉“经济账”。对于稿费，无论是《译文》社提出的“以页计”，还是生活书店的“以字数计”，都是极力保护各自方面的经济收益。6日，鲁迅再次向孟十还提及此事：“稿子是该论页的，但商人的意见，和我们不同”，商人“脑子像石头，总是说不通”[98]，证实了鲁迅代表《译文》社争取“论页”计稿费时的艰难与无奈。“稿费谈判”在12月中下旬方才达成协议。28日，鲁迅致曹靖华的信中提到：“一星期前才和（按：生活）书店议定稿费，每页约一元二角”[99]。《译文》社关于稿费计算方法的提议在生活书店“算盘之紧而凶”的情形下得到认可。

 

 

黄源（晚年）

 

鲁迅在《译文》发表译作的稿费（含图费），惯由黄源（河清）代领并亲自交付。在日记中，先后出现收讫《译文》稿费八处。

1934年12月14日 河清来并交《译文》第一至四期稿费二百十六元七角五分，图费四十元[100]

1935年2月21日 上午收《译文》六期稿费四十二元[101]

1935年3月23日 河清来并交《译文》稿费百五十二元[102]

1935年4月17日 得《译文》二卷二期稿费二十七元六角[103]

1935年8月22日 得《译文》二卷六期稿费二十八元[104]

1935年10月21日 河清来并交《译文》终刊号稿费二十四元[105]

1936年3月16日 晚河清来并交《译文》稿费十七元[106]

1936年5月19日 晚河清来（中略）交《译文》三期稿费十七元[107]

 

虽然约定了稿费“每页约一元二角”，但也只是约数。《译文》每一期的刊文数量并不固定，总页数多寡不同。“《译文》稿费，每月有一定”，“虽然案页计算，而每月不同（页数少的时候稿费较多，多则反是），并且生出小数，弄得零零碎碎了”[108]。每期《译文》的稿费定额，均摊到每一页的稿费则存在差异，精确计算之后便“零零碎碎”了。鲁迅的前四期稿费计216.75元，便是如此得来的。《译文》第一卷第六期《奇闻二则》计19页，每页稿费2.21元。第二卷第六期《恋歌》计28页，每页稿费1元。终刊号《村妇》计25页，每页稿费0.96元。这足见“以页计”的稿费悬殊较大，原本议定的每页1.2元仅为参照价格而已。

 

复刊的《译文》由上海杂志公司总经售。文献中未见鲁迅关于新出版商如何计算稿费的记载。生活书店与上海杂志公司的售价均为0.2元，推测成本并无变化。鲁迅在1936年3月新一卷第一期的译作《死魂灵（第二部）》计14页，《复刊词》2页，得稿费17元。若仍“以页计”，每页稿费约1.06元，与此前生活书店给出的《恋歌》页均稿费相当。鲁迅在16日日记中写道黄源交付“靖华译稿费百二十元”[109]，24日（鲁迅）“午后寄靖华信并《译文》稿费百二十”[110]。这是当期“特载”曹靖华译《远方》的稿费。《远方》计112页，页均1.07元。可见，鲁迅从《译文》获得的稿费与其他译者遵循一条标准，并未因个人在文坛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而提出特殊化高稿费的要求。

 

结 语

 

曹靖华认为，鲁迅与《译文》之间的密切关系，映射出他一贯的刻苦、认真、忠实的精神[111]。从鲁迅私人语境的书信及日记中可以发现，他对《译文》办刊的关切甚至达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为刊物译稿、筹稿极为严谨负责，提携、鼓励后辈译者不遗余力，为译者群体的稿费利益躬亲力争，却不谋私利。

 

文学史家阿英总结鲁迅的外国文学翻译出版成就时，重点提出：他“编译了以介绍俄罗斯及苏联文学为主的杂志《译文》。这给予中国读者以很有力的营养，给中国革命以很大的帮助”[112]。鲁迅书信及日记中对《译文》记载的点滴“琐事”，无不反映出他作为译介外国进步文学“盗火者”所做出的大公无私的巨大贡献。鲁迅对《译文》的呵护，正如瞿秋白赞誉鲁译《毁灭》那般：“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