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是青年毛泽东新的人生道路的起点。1918年夏和1919年冬，风华正茂的毛泽东两次来到古都北京，走进不朽的红楼，与红楼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8年8月，为组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会同罗学瓒等十二人由长沙前往北京。毛泽东先借居他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家中，后来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现名吉安所左巷）七号（现八号），毛泽东与蔡和森、罗学瓒、陈赞周、罗章龙、萧子升、欧阳玉山、熊光楚八人共同租到一间狭小的普通民房。

为解决生计问题，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到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上了一名图书馆助理员。在北大，毛泽东虽然是薪资微薄的图书馆助理员，但是他每天到刚刚落成的沙滩红楼一层西头靠南三十一号的第二阅览室即日报阅览室，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这些中外报刊最大限度满足了他读报的需求。更何况在红楼里并不仅仅只有这15种中外报纸。

1918年北大文科大楼（即红楼）落成，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积推行改革，以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为蓝本，着手改造封建保守的旧北大。当时北大在校学习的，除正式学生外，还有大量旁听生，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最高学府学习的机会对青年毛泽东来说，十分难得。他成了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的新闻学研究会早期积极会员之一。他经常参加研究会的各项活动，每周听邵飘萍和徐宝璜等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对乐于从事新闻工作的毛泽东来说，这些学习内容都是非常实用的。此外，他还参加了1919年2月19日午后在文科第三十四教室召开的研究会改组大会，他同与会的二十四名会员一起，选举蔡元培为研究会的会长，徐宝璜为副会长。同时，毛泽东还参加了“哲学研究会”，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著作，包括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哲学著作。阅读拓宽了他思维的空间，由于中西方观念如此之丰富，它们有时候互相支撑，有时候互相驳难，这既使毛泽东迷惑，也为之深深吸引。

在这工作期间，毛泽东一面认真工作，勤奋学习，一面完成此次来京的最初任务——帮助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开展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此时北大也设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蔡元培兼任“华法教育会”会长，积极组织中国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李大钊是积极赞助者之一。毛泽东代表湖南学生和他们商议这方面的事情，同时为帮助湖南学生到留法预备班学习四处奔走。1919年3月，毛泽东送走第一批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

在完成来京任务的同时，毛泽东在北大见到了许多他从各种报刊上看到的新文化运动主将以及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们，如傅斯年、罗家伦等。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毛泽东积极寻找机会与这些进步人物接触，通过与他们交谈不断吸取新的营养。作为毛泽东直接上司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既是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第一人，也是影响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启蒙者。毛泽东自己就曾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是指引青年毛泽东不断前进的导师，早在毛泽东还就读于湖南长沙第一师范的时候，陈独秀于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就深深打动了他。陈独秀对毛泽东在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方面也很有帮助。此外毛泽东主动去拜访的还有胡适，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毛泽东还和新民学会会员们一起，曾请蔡孑民、陶孟和、胡适之三先生各谈话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各问题。当然，这些学者名流对毛泽东等年轻人思想上的影响甚于学术上的影响。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这些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在毛泽东以后的岁月里，有的成了与他同行的同志，有的成了他革命生涯的对手。也是在北大，毛泽东收获了自己的爱情，爱上了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美好的爱情令年轻的毛泽东对生活的困窘视若无睹，他眼里看到的是“北方的早春”，在北海还结着坚冰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洁白的梅花盛开”，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想到了唐朝诗人岑参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

困苦的生活环境磨砺了他的意志，优越的学习环境增长了他的见识。如果说毛泽东在北大还有什么难以忘怀的，就是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最高学府，青年毛泽东还是一个不显眼的小人物，与那些意气风发的新文化运动的名人之间，似乎还存在着一道若无实有的鸿沟。他自己也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毛泽东就像是“大池塘中的一尾小鱼”。在北大受到的冷遇也许令毛泽东终生难忘，但不影响他在北大埋头吸取当时先进的知识与思想，更不会影响他对理想的追求，与其他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一样，青年毛泽东依然在为中国“找寻出路”。在北大红楼工作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毛泽东觉得自己“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而且“思想越来越激进。”虽然在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还是混乱的，他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但是他在北大的时期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毛泽东的思想将变未变之际。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直接启蒙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信仰。他受陈独秀的影响很深，因陈是他多年来在文学方面的崇拜对象，又因为陈不妥协地拥护一切不受束缚的、充满活力的新兴事物，能够满足他渴求解放的同一愿望。他在“李大钊手下”向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不仅因为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创始人，毛泽东从李大钊那里扩大了这方面的知识，还因为他同李非常相像，也是满怀热情地献身于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事业。

青年毛泽东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1919年底，毛泽东因为湖南省开展的驱张运动再次到北京，虽然没有在北大校内工作，但他的许多活动却是在北大校内进行，或是与北大有密切关系。当时“北大公社”成员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办了一个“亢慕义斋（共产主义小组）”，收藏了许多俄国革命的新书，毛泽东常去那里看书。对此，他回忆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18年9月到1920年4月，毛泽东两度来京，在北大红楼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并与北大的进步人士保持联系，虽然时间并不长，但是这段经历对他却是极为重要的，对年轻的毛泽东来说，在北大红楼既是向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学习，又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激励，而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的认识和接触更影响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