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异邦人》
　　林贤治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年3月出版
　　本书为知名诗人、学者林贤治最新的文字结集，是《旷代的忧伤》姊妹篇。2010年11月，散文集《旷代的忧伤》获中国文学界单项奖金最高的首届“在场主义散文奖”。
　　本书内容为作者的人生经历、梦想、激情和难言的创痛，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由及其变迁。文字沉雄有力，理性而有机锋。

1988年春节前后，我陪孙钿先生一同拜见了刚从上海南来的耿庸先生。此前，拙著《人间鲁迅》出版时，曾给上海方面寄出三册，收件人是我所敬重的三位长者：贾植芳先生、何满子先生，再就是耿庸先生。在他们的文字中，我认定他们身上存留着鲁迅的骨头和血脉。见过耿庸先生，我欣喜于我的判断没有出错。

钦定“胡风集团案”发生后，耿庸先生便一直在牢狱里生活，时间长达11年之久。夫人王皓，在两年后的反右运动中跳江自杀，当时的说法叫“自绝于人民”。遗下三个孩子，在一个举目无亲、充满敌意与冷漠的世界里如何过活呢？可以想见，当时整个家庭所担受的苦难，以及加之于耿庸先生的精神上的痛楚。几十年沧桑，留下一头银发，满脸皱褶，可是，他那儒雅的风度却掩盖了所有一切。他严肃，庄重，说话却是随意的，机敏而幽默。对于世事，常有犀利的批评，但是，更多的时候，他是常常微笑着的，流露着诚恳、友善、温厚，有时说着说着，还会像孩子一样，被自己的话头惹得咯咯地大笑起来……

    此后，我常常一个人去看望耿庸先生。我们见面无所不谈，包括臧否人物。在他谈及的人物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就是周扬和张中晓。

      对于周扬，耿庸先生说，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主持人宣读了周扬在医院打来的祝贺电话，全场鼓掌长达数分钟。随后，由一班中青年作家起草了一封致周扬的慰问信，悬挂在会议大厅里，让众代表签名。有站着签的，有蹲着签的，因为人数太多，原信纸又太短，就又找来白纸续了上去，以致拖到地上；那结果，弄得后来签名的人只好跪着趴着写字了。耿庸先生说到这里，又咯咯地笑，用了很有点骄傲的口气说：“全会场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签名！”

      我曾多次听他说起张中晓，称赞张中晓的明敏多思，以及为常人少有的批判的勇气。

      在“胡风骨干分子”中，毛泽东最重视的就是最年轻的张中晓。对此，耿庸先生曾经表示过相同的意见。半个世纪来，确实还不曾有人像张中晓这样，反对把《讲话》当做“图腾”。这个十八九岁就得了肺病，且被切去五根肋骨的“反革命”，获释后仍一面失业、挨饿、咯血，一面不停顿地阅读和思考，堪称“韧战”。他把他的反专制主义的思想断续地记录到旧纸簿上，火柴盒上，废纸片上。死后由他的家人送给何满子先生保存，最终由路莘女士整理成册，名《无梦楼随笔》。

      1989年初夏，我和耿庸先生、路莘女士一起，赴武汉参加首届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

      与会者中有大批的“胡风分子”。据我所知，他们劫后的第一次聚会，是在胡风先生的追悼会上，这次座谈会当是第二次了。我发现：“反革命集团”的莫须有的罪名，非但不曾使他们互相规避和疏远，反倒增进了当年的“钦犯”之间的一种集体情谊。他们相见时那么热烈、亲切，真像是一个大家庭；连对文学的认识，以及为之献身的热忱，都是那么相似！

      在大厅里，恰好遇见耿庸先生。

      前些天，他和朋友们在一起，显得那么忙碌而愉快。此时却神色凝重，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匆匆说道，他有事，得去开一个小会。我觉得，他的话间很有点神秘的意味。后来见到他，人变得沮丧起来，不再如先前般的活跃了。再后来，我们都已经回到了广州，他告诉我说：当时一帮人商议要建一座通天塔的，结果意见不一致，这塔也就建不成了……

      从此，他对“集团”中人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看到了裂痕，又顾惜“同袍之谊”，耿庸先生这种近于矛盾的心态，不禁使我联想起鲁迅在“左联”解散前后的情形。不满“左联”，却又极力维护“左联”的存在，这是一种苦境。鲁迅说：“细嚼黄连而不皱眉”，这种味道，大约是只有一个人自己知道的。

      耿庸先生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我曾劝他珍惜身体，练习气功，所以他写信来说：

      气功也许比流行歌曲强一些，我也不想学。道教是“国教”，上海年前成立了协会而且恢复了沉湮久矣的道观（这在全国可能是率先的），于我则毫无吸引力。懂得中国人独不憎道士者，懂得中国大半——鲁迅此语足以令现代中国人感慨系之……

耿庸先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信仰讲究彻底，讲究始终如一。在我看来，他是中国少有的坚定的西方化知识分子之一。因为憎恶“国粹”，所以连同国粹有关的所有东西都要遭到他的唾弃，哪怕这些东西会给他个人的肉身生命带来实际上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