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鲁迅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七十余年，其倾诸深情的这个国家亦是正道沧桑。在他身后，人们为他戴上了各种“大师”的帽子，终至于将他变成了一尊偶像，模糊了他的本来面目。先生于生前并不喜“大师”这顶帽子，盖因“大师”首先自以为尊崇，这便与普通人之间有了距离；其次“大师”是高于普通人的，这便不可亲。实际上，先生与普通人是没有距离的，也是最可亲近的。读其书信集，多见与后辈青年的通信，然绝无教诲之意，也不以师长自居，言语温淳，纯然一片白热心肠。斯人往矣，与先生直面相晤已无可能。不过，先生终究还是留给了我们亲近他的途径，那就是阅读他的作品。

 

晚近出版的鲁迅作品，大多加了各种注解和说明，这便影响了阅读的独立性。然而，这些注解和说明却并非鸡肋，这是因为鲁迅先生的作品大多为杂文。杂文的写作具有时代特性和针对性，作者在写某篇杂文时是针对某一事件或某个现象的，这个事件和现象在当时为人们熟知和关注，所以作者不必在文章中详尽的写出前因后果。如果作者这样做了，不但熟知事件的时人嫌啰唆，对事件的叙述方式（叙述的角度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也会影响当时读者的判断。然而，时过境迁，当时的事件在现今已成历史，再来读杂文便缺失了历史背景，令人不知所云。所以，为了读者的阅读方便，出版者们便为文章加了注解和说明。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如前所云，事件的叙述方式影响人们的判断。另外，注解和说明因着各人观点和目的的不同，也会产生偏颇。执于此，最好的方式便是不做注解和说明，对熟知近代史的读者而言，文章背景自然从略；不了解文章背景的，则自会去挖掘，从而产生自己的判断，并与先生的思想相鸣和。

以上，便是出版《鲁迅著作初版精选集》（影印本）的缘起。

 

拜访

 

2011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出版人邓占平先生拟出版一套新版的鲁迅著作全集，以飨千百万钦慕鲁迅先生思想的读者。然而，究竟以何种方式出版，全集要收录那些集子，参考何种版本等等均无头绪。基于以上问题的存在，我们拜访了中央编译出版社副社长邢艳琦，中央编译出版社教育分社社长冯章。

 

那是一个略微寒冷的下午，在出版社的办公室里两位社长谈起了鲁迅作品在现代社会的价值，甚至谈起了自己青年时代所受鲁迅的影响，话题轻松且广泛，表露出当代出版人的睿智和风骨。

 

说来也是机缘巧合，当时学者董炳月先生正与编译社有学术上的往来，而他正是鲁迅的研究者。因此，邢艳琦社长为我们积极引荐，约定了会面时间。不久，我们便与董教授相晤，董教授曾在日本做相关研究八年，不独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个满溢着书香的书人。他在日本期间曾购买了不少书籍，并对日本在图书出版方面的成就有所留意。为了更加直观，他甚至带了一本从日本购来的珍本藏书，使我们有所借鉴。我们对董教授谈了出版鲁迅著作的想法，董教授颇为赞同。他认为，目前国内出版的鲁迅全集和作品集版本已十分纷繁，若要出版最具鲁迅先生风格的作品，莫若出版鲁迅先生自己认可的版本——初版本。此议一出，我们豁然开朗，对出版鲁迅作品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要以“鲁迅作品初版本”（以下均称为“初版本”）为依据，则“初版本”何来？董教授为我们引荐了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先生，因为鲁迅博物馆珍藏有丰硕的资料。最终，在董教授的牵线之下，我们决定和出版社的领导，鲁迅博物馆的研究人员，鲁迅研究领域的专家一起做个探讨，地方就选在鲁迅博物馆。

 

约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我与出版人邓占平先生驱车赶往鲁迅博物馆。博物馆内洁净雅致，冬日的太阳静静的照着青灰色的屋庐，一群银星般的白鸽在天空盘旋，鸽哨发出透亮的声音。仿佛鲁迅先生依旧居住在这里，他掀开门帘，就会与我们对视。然后微微地笑着，走上前来。

 

我正发思古幽情，黄乔生先生从院子的拐角处走了出来，他谦逊和悦，极有学者风采，引我们至院后的办公处，与资料部主任刘思源先生相识。不一会儿，董炳月教授、和龑社长、邢艳琦社长，冯章社长也都到齐。秉着出版人的责任感，以及助益社会精神建设的共识，经过热烈讨论，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构想。初步决定选取鲁迅作品中的二十二部原创作品作为这套丛书的蓝本，即《呐喊 》、《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巳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鲁迅自选集》等。

简牍

 

鲁迅这一代人，有不少人是亲自编印图书的，而且大师云集。他们一方面是作家，另一方面又扮演着出版人的角色。如胡适、陈独秀、张元济、邹韬奋、巴金……等等。他们不但自己写文章，而且亲手办杂志，参与出版事务。以鲁迅为例，就曾参与《新青年》、《语丝》、《萌芽》、《新生》等一系列杂志的编辑实务，此外他还编辑了“乌合丛书”、“未明丛刊”等系列的书籍，出版了当时不少作家的著作和译作，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作品。如“未名丛书”曾收入鲁迅翻译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韦素园翻译的果戈理《外套》、李霁野翻译的安德烈夫的《往星中》、韦丛芜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曹靖华翻译的《白茶》等；“乌合丛书”曾收入许钦文的《故乡》，高长虹的《心的探险》，向培良的《飘渺的梦及其他》，冯沅君的《卷劝》，以及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作品。在出版过程中，鲁迅先生不但负责编校，而且对排版、装帧，甚至印刷用什么纸，图书广告的撰写都参与，故而，鲁迅先生作品的初版本除了阅读的功能外，还有其他潜在的信息。

 

以排版为例，鲁迅作品的初版本均采用繁体竖排（《两地书》例外，为繁体横排，因其为鲁迅先生与许广平的合著，故本套丛书未收入），每页多则十一二行，少则六七行。不密不疏，雅致可亲，盈手一握颇有古雅气质。由此，也可看出那一代书人在图书审美上的情趣。除了竖排这一特点外，在标点的使用上，空格的使用上，也都与当代图书排版有着较大差异。例如，在使用引文时，当代书籍中会变换字体，或者加上引号。但作为独立的一段，句前仍然空两格。而在鲁迅初版本作品中则于句前空四格（见《二心集》初版本之《文学的阶级性》）。在标点的使用上，则大量使用着重号，竖划线（专名号）、三角形、圈、点等符号，这在当代图书的排版上均比较罕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排版特点，这对研究民国时代图书的出版有很大意义。

 

鲁迅作品的初版本最后一页大多有图书广告，如上海合众书店出版的《二心集》初版本最后一页便是广告。从这篇广告可看出，钱杏邨的《现代中国文学论》定价一元（现大洋，上世纪三十年代一块大洋可购买五袋面粉），洪灵菲的小说《前线》定价五角，高尔基的《劳动的音乐》定价五角，高尔基的另一本《不平常的故事》则为二角，邵日雄所编的一本《楚霸王的故事》则为四角，而王新命所编的一本《应用白话书信》则为现大洋一元。从这篇广告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文艺作品的价格较低，而实用书籍（《应用白话书信》）和学术书籍（《现代中国文学论》）定价则较高。固然，这也许和书籍的厚度有关（涉及印刷成本），但同时也说明实用书籍的广泛性，学术书籍读者群的固定性，这都是一些特殊的信息。即便只是一页广告，也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比如当时印刷成本的核算，图书价格的高低（须考虑当时货币的购买力）等等，对于中国的出版史都有其价值所在。

 

对于普通研究人员而言，是没有机会接触鲁迅初版作品的，再版的作品经过多次校勘与补正，从版本的角度来说，研究价值不高。“影印本”的出版，使普通读者有机会接触鲁迅作品的初版，从字里行间体验民国书籍的气质。

 

以上所说，还仅仅是“初版本”所蕴含的信息的皮毛，“初版本”本身所具有的研究价值是极其高的。除了研究价值外，“初版本”的文献保存价值也是不可小觑的，其所包含的二十二部书的初版本均出版于1949年之前，目前存世量稀少，已成为濒灭文献。从现存原件的保存状况来看，纸质朽变，不敢轻动。客观地说，现存于世的原件在百年内即有朽没的可能。

 

作为一种文献，图书自身是一个载体，如果将它换了排印方法，固然可以保留文字所传达的思想，但却与它所处的时代割裂了，这对研究本身会造成一种障碍。同时，图书本身具有时代特色，有着时代的印痕。

 

文献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字记录，还包括图形、符号、记录文献的介质。“初版本”上的插图、数据、模型、符号，以及它独特的排版方式和标点方法，都是文献的价值所在。因此，出版“影印本”，不只是对珍贵文献的保存，更是为研究者提供第一手资料，可谓是一种文献抢救。

 

除了研究价值，版本价值，文献价值外，鲁迅作品“初版本”还有较高的收藏价值。鲁迅作品为嗜书者之所爱，其中以“初版本”收藏价值最高。但初版作品稀有，各大图书馆尚且存量稀少，私人藏家就更少。大多数人无缘一睹初版作品的风采，“初版本”的出版，必能使渴慕者重飨之。试想，一个爱书的人摩挲着一册鲁迅先生亲手校订，编印的作品，那是何种感觉，当有穿越时光，与先生相遇的触动。

 

鲁迅作品的初版本尚留存于世，而我们又有相应的技术和能力将它的气质与神韵保留，这无疑是一件美事。实际上，此事不独今人之所想，先辈早已通过“复制”的方法将翰墨法帖，珍品字画予以留存。如晋唐时期的书画珍品，大多为后世的摹本，然而此“摹本”并非照猫画虎，而是通过“双钩法”将“真迹”复制了下来，其复制的水准之高，不但在笔法上真切，就连神韵气势也丝毫不差。就书画作品的载体而言，大多是纸张或布帛，其本身存在“寿命”的有限性，随着时光的侵染，终究会消逝。然而“双钩法”却改变了这一结局，延长了艺术实体的寿命，而不会因为载体的毁损而消失。千古名帖《兰亭序》、书法大家智永禅师……都和“双钩法”有着莫大关系。今人能够一睹两晋、唐宋的书画珍品，与“双钩法”的发明不无关系。

 

至清代光绪初年，珂罗版复制法从日本传入中国，大量的古画被抢救性保存下来，实际上也是一种“介质”的替换。试想，如果在孔子离去之后，其后之人有能力和技术将他用刀笔所刻录的《春秋》保留下来，那将是怎样一番模样。其刀法，韦绳穿凿之法是何等情形？然而，这不过是假设，往古的中国人是重视神而不重视形的。千古而下，其精神留存下来，已经是文化之幸。我们今日有此技术，可使先哲大家的思想载体形神具存，则何乐而不为？

 

 

盛会

在《鲁迅著作初版精选集》的付梓过程中，必须提到一个人，他就是鲁迅博物馆资料部主任刘思源先生，为了使此书更臻完美，他付出的热忱，心血都是为我所感动的。

 

为了使“影印本”获得更多开放性的建议，刘思源先生建议开一个研讨会，约集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鲁迅博物馆的馆员，国内顶级的鲁迅研究专家一同参与。此议受到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和龑，鲁迅博物馆馆长杨阳的极大支持，遂有斯之盛会。

 

2012年1月13日上午10点，研讨会在鲁迅博物馆举行。参会人员除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领导和研究员，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还有著名学者孙郁、王得后、李允经、王世家、董炳月等。

 

在研讨会上，出版人与学者们侃侃而谈，皆有金石之声所出。在场的专家学者中以王得后、李允经、王世家三位最为年长，均已入古稀之年，然而学者风采依旧。王得后老人顶发尽落，但神采矍铄，随身带着放大镜，对研讨会的资料逐字逐句的看，认真而且谦逊，发言时思维清晰，言辞犀利，令人服膺；李允经老人态度严谨，发言皆有所据，切中肯綮；王世家老人貌相圆融、长须飘飘，笑容充满幽默，言谈之间引经据典……

 

三位大家的作品我先前都略拜读过一点，如王得后先生的《两地书研究》、李允经先生的《中国现代版画史》、王世家编订的《编年全集》等。从前仅在字里行间与著者们“沟通”，也算是神交，如今当面相见，同桌交谈，自是莫大的快慰。

 

不论是出版人，还是学者皆显出本色。

 

通过此次研讨，最终得出以下四点原则：

1、原汁原味。

2、做新如故。

3、朴实无华。

4、细节至上。

所谓原汁原味，是指以鲁迅博物馆所收藏的鲁迅初版作品为蓝本，以影印的方式制版。在制版过程中，保留原始版本的开本大小、版心大小、排版方式、版权页、封面，以及毛边本的外形，不对原作进行任何形式的改正和变动。即便是文中的错误，也不加以修正。在实际操作中，对版心大小，封面字号，书脊字号，书脊上字的位置均进行高精密的测量，力求与原书保持高度的一致。

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不但能直接触摸鲁迅初版作品的气息，而且在校勘上研究价值极高。

做（修）新如故（旧），原是文物修复的一个原则。民国书籍，尤其是鲁迅的初版作品大多竖排，字距疏朗，纸张略黄，毛边，具有文献特有的韵味。“影印本”在纸张的选用上，纸色的把握上，油墨的轻重上，装订方式上，裁切方式上均严格把关，力求重现初版本的韵味。

这套丛书坚决杜绝纸质粗糙、纸色煞白、色彩浓艳的弊病，但在纸张的选用上则采用优质纸，尤其是柔韧度高的纸，以延长书籍本身的寿命。

鲁迅作品的初版本从内到外均十分朴素，为毛边本。“影印版丛书”在装帧上保留且延续这种朴实无华的风格，以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细节体现品质，这套丛书要杜绝任何细节上的错漏。如页码顺序，背白页的位置，前后各有几个空白页，书脊上字号的大小、距离，封面色彩的明暗度，版权页的位置，印花、毛边等凡涉及细节的问题，均持以严谨态度。

 

鳞羽

 

所谓“凤羽龙鳞”，凤凰之华美在其羽，蛟龙之俊神在其鳞，纵然丹青妙手为龙凤绘形，若在细节上不够严谨，则失之端严。《鲁迅著作初精选集》之所以采用影印本的方式，就是要保持鲁迅原作在版本上的风采。

 

从理论上来说，影印无疑是美事，然而要尽善尽美，在技术上却绝非易事。首先是对“原本”进行信息采集，就存在很大的难度。鲁迅博物馆授权所用的藏书属珍贵书籍，由于时光久远，纸色大多发黄近褐，纸页则松脆易碎，装订钉也锈迹斑斑，存在断裂情况，如何在不损害书籍的情况下采集信息，本身就是一个技术难题，传统的接触式扫描是绝对不行的。

 

为了解决信息采集的难题，我与出版人邓占平先生曾多方咨询，后得知某单位有一台德国进口的扫描设备，能够满足需求。然而详细询问之下，才得知租用该设备的费用不下于购买该设备，最终只得放弃。之后，又得知怀柔有一家扫描设备的生产厂家，其所生产的非接触式扫描系统似可满足我们的要求。随即，我们便驱车赶赴怀柔，亲自去拜访了该厂的厂长，并用该厂的设备进行了试扫描，然而效果仍不能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精度。

 

最终，我们决定采用翻拍制版，即用分辨率非常高的相机翻拍。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制定出了一套拍摄原则和方法。采集信息的难题固然解决，但信息本身存在的问题却不是我们通过改造技术就能解决的。比如，我们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在采集到的图片上滤尽麻点、水痕，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污渍，但却不能处理原书在印刷中造成的问题，如洇透。鲁迅作品的初版本采用铅字印刷，由于用墨的轻重不同，轻者则字体纤细，重者则出现洇散，并渗透纸背，洇散不但导致字迹不清，而且导致背面数据采集的难度加大。如果照此排印，虽则保持了原貌，但却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但也不能另外造字补入，因为铅字是铸造字模，其字形与现今电脑上所用的字体差异较大。为了臻于完美，凡有此种情况，便只得于本页中寻找相同的字进行挖补，如果本页没有，则只得于书中细细寻找，此种工作之繁杂、琐碎，需要的耐心，细心都是极高的。

 

为了保持与原作的高度一致性，我们对每本书自身的特性都做了记录和研究。比如鲁迅移居上海之后，作品便多在沪上出版，为了防止盗版，多在封面上加盖私人印章（篆文小印）。但随着后期印刷量的增加，以及再版，人工加盖私章已不现实，因此将私章制作成铜版，大量印刷防伪印花，粘贴于版权页上。现存的初版作品上仍然保存着这一珍贵标记，印记颜色鲜红，端庄典雅。

 

此外，鲁迅的部分作品出版后曾遭到审查，并留下了审查的痕迹，如《集外集》封底上就有中央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证审字”。对于以上独特“细节”，都将原封不动的复制并保留。

 

书之道

在“影印本”的具体运作中，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先生和资料部主任刘思源先生予我极大的帮助。每本书制版后，都需打印交付鲁迅博物馆核准，我与刘思源先生的往来便频繁些。刘思源先生室号“思庵”，是一位深隐于闹市的学者型人物，拜访期间偶翻其架上藏书，则于旁白处多见批注，可窥其读书之风。

二十二部鲁迅先生的大著，逐字逐句核对是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每次我初步核对后，都要交付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一步核准，每次都要在电话里与刘思源先生沟通一阵。我每次给他打电话，他听出是我，必略带喜悦的哎，哎，哎几声，这声音便有些旧时人物的样貌，使我这后辈心生感动。有时候稿件刚送，我正欲打电话，他已经先打过来，一一指出制版中存在的瑕疵。然而这指正也是温煦和悦的，并不令人难堪。

在投入印制之前，我们选了数种纸样，请印刷厂印出墨色不同的几种样子，连同封面的打样一起送至鲁迅博物馆。刘思源先生一一细察，后与副馆长黄乔生一同选出其中之佳者，并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

定版后送交中央编译出版社，又经编辑们核对一次，副社长邢艳琦，教育分社社长冯章，编辑盛菊燕都曾付出巨大心血，每次看到往返的稿件上批注的红色笔迹，需要核对与注意的问题，我都会为之感动。

 

先贤将图书视为珍宝，读书至诚。读书不止于方法，更在于态度。古人读书，有净手、焚香之举，此并非迂腐，一方面是出于对书籍的保护，一方面是对知识的尊重。为了引领人们重新回归虔敬的读书态度，“影印版”丛书在装帧上进行了一些处理。在“原汁原味”和“朴实无华”的前提下，在每册书外面加了一个护封（可分离，不影响原书），以及一个函。为了保证读者在收藏整套书时不散失，一个朴素硬质的纸箱是必须的。此外，纸箱中还有两件附属品：一把牛骨质的裁纸刀和一双丝质白手套。

 

裁纸刀和“毛边书”有关。鲁迅先生的初版作品几乎全部是毛边本，所谓毛边本，是指印刷装订之后，“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刀削”。一个人要看书，就得耐下性子，边裁边读。因为裁开的书页带着纸质的毛边，故曰毛边书。关于“毛边书”，大藏书家唐弢说得很精辟“我之爱毛边书，只为它美——一种参差的美，错综的美”。为“影印版”配上竹质裁纸刀，一方面给读者提供了方便，一方面也是一种独特的读书体验。试想，读者一手翻书，一手持刀，每读一页，则“嗤”的一声划开，颇有鲁迅先生“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意蕴。对于日渐浮躁的人来说，裁纸读书，确实是一个静下心来的过程。读书而持刀，有字句处闻雷霆，则更有一番豁然开朗的滋味。

 

丝质的白色手套，是提供给读者保护书籍的。因这套丛书仅印两千套，故而亦属珍罕，收藏者翻阅也自有一番保护法。白色丝质手套，正是为了免于翻阅时污损的。

 

有了这些“装备”，则不独“毛边党”们，即作家、编辑、美工、装订工人、读者、藏书家也都能体会到“爱书人”的心地。书写至真、编印至美、订装至工、爱书至诚、读书至心、藏书至丰，此之谓“爱书人”之“六至”，亦是书之道也。

 

明灯

 

编辑（实则是不敢自命为编辑的，不过是做了统筹工作而已）鲁迅先生的作品，不独是一种文字匠的工作，更是一次阅读的历程。先前读过的文章，自然出了新解；先前未曾读的文章，则如见刀剑相击，如闻天际雷动。先生的文章固然有其犀利、畅快，淋漓之处，然则也有温柔、恬静、平和、俏皮之处，只是都隐在他的“刺客”的声名里了。

这项工作渐进尾声，望着书桌上渐渐厚起来的稿件，堆积的杂而不乱的书籍，我忽然想起诗人郑予愁的一句诗：

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

黄昏里挂起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