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 刘晴
发布日期：2015-07-20 浏览数：
鲁迅和胡适的交往始于新文化运动初期。1918年，两人先后加入《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成为主要撰稿人。在同一战阵中，他们目标一致，协同作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此后的6年之间，《鲁迅日记》中涉及胡适的地方就多达36处，胡适也在日记中多次肯定鲁迅，甚至感到“周氏兄弟最可爱”。
在倡导“文学革命”的过程中，鲁迅以他大量“听将令”的“遵命”之作，多次写文与胡适遥相呼应。例如《我之节烈观》是为呼应胡适的《贞操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精神显然与胡适的诗《我的儿子》一脉相承。对于学衡派和甲寅派对胡适的围攻，鲁迅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对于鲁迅前期的杂文，胡适非常赞赏。如《随感录•四十一》中“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些文字，竟让胡适“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篇文章”。
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理论建设方面，对于文艺实践，却是 “提倡有心，创作无力”。鲁迅用自己大量的创作实践，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弥补了胡适的不足。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的小说价值的人之一。他在1922年所作《50年来的中国文学》中，谈到五四时期小说创作情况时指出：“成绩最大的却是以委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4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直至晚年，胡适仍坚持认为，相比新诗、戏剧和长篇小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是短篇小说创作，而鲁迅则是这块苗圃上的拓荒者和播种者。胡适对鲁迅小说的推崇，不仅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对推动当时的白话文学创作，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胡适是白话新诗的开拓者，在实验白话诗创作的初期，神州只有他一人孤军奋战。在无人声援的艰难时期，不喜欢作诗的鲁迅却勉力作白话诗6首，算是“打打边鼓，凑些热闹”。鲁迅兄弟的新诗创作，胡适曾评价说：“我所认识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体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这里“大都是”自然也包括他自己。鲁迅还曾应胡适之请，为其删阅《尝试集》，给予了胡适真诚的支持。
在学术研究方面，鲁迅与胡适曾有过密切的合作和交流，其中尤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最为突出。他们互相提供研究资料，共同讨论问题，畅所欲言。胡适为《西游记》作序时，鲁迅曾查阅大量史料，为其考证该书作者和生平。在研究《三国演义》时，胡适也曾采用鲁迅的研究成果。对鲁迅在学术上的强有力支持，胡适铭感不忘。
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过程中，胡适也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支持。1923年12月，胡适致函鲁迅，指出《中国小说史略》上卷“论断太少”，鲁迅欣然接受了这一意见，在这本书的下卷增加了论断，以弥补上卷的不足。这本著作中，鲁迅论述《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著作时，都曾引用了胡适的有关考证。胡适曾热情赞扬《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1926年，陈源误信谣言，攻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的剽窃”了日本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史概论讲话》，使鲁迅枉担了10年的恶名。胡适极力为鲁迅辩诬：“盐谷温著作的考证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清白。”
1924年后，为了支持女师大进步学生，鲁迅、周作人等人与以陈源为首的“现代评论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笔战。对于被奉为“现代评论派”精神领袖的胡适，鲁迅在两三篇文章中偶有讥刺。胡适则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致信陈源居中调解，仍把鲁迅看作“自家人”，办陈源和周氏兄弟均称作“敬爱的朋友”。
1925年后，鲁迅与胡适之间，又产生了关于“整理国故”的不同见解。“整理国故”本是新文化阵营首先提出，用以反击复古派盲目保存国粹，不得有丝毫更改的观念。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指导国故研究，批判的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鲁迅认为：“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也要有真正的学究”，这一口号倡导之初，鲁迅没有就此发表意见。但由于胡适在提倡“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过分夸大了它的社会意义，甚至要求中学国文课生用四分之三时间去读古书，以从事学术研究青年的标准去要求一般的青年，使这一口号客观上支持了复古派，很多青年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与科学方法，结果踱进研究室却出不来，脱离了社会，被故纸堆所俘虏。他好友陈西滢后来也说，胡适作为“民众心中代表新文学运动的唯一的人物”，他自己研究国故不要紧，“其余的人也都抱了线装书咿呀起来，那就糟了”。面对这些负面影响，在这一口号提出五年以后，鲁迅不再沉默。他先后写作了《所谓“国学”》、《未有天才之前》、《青年必读书》等一系列文章，尖锐地指出过分夸大整理国故作用带来的弊端。对鲁迅的批评，胡适虽未接受，但在鲁迅提出批评三、五年后，胡适还是发现了他的倡导所带来的弊端：“现在一般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里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早回头”。
1926年8月，鲁迅南下厦门、广州，与顾颉刚产生了人事纠葛，甚至闹到诉诸法律的地步。由于顾颉刚称“只佩服陈源、胡适”，有报纸甚至刊登了“胡适派和鲁迅派相排挤”这一耸人听闻的消息。但胡适对他们的矛盾并未参与意见，鲁迅在这一事件中也未涉及胡适。
1927年后，鲁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适与国民党政府关系也日益密切。随着政见的不同以及胡适与当局的密切接触，两人的关系也日渐疏远。鲁迅曾多次直接或间接批评胡适，由于胡适习惯于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对鲁迅的批评始终未予答辩。1932年，鲁迅与胡适先后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本有机会合作，却由于胡适在释放政治犯等问题上为国民党统治辩护，被“同盟”开除，令两人再次分道扬镳。尽管如此，他们彼此仍充分肯定对方的学术成就，虽有政治观念上的分歧，却从无个人私怨。
鲁迅去世后，胡适参加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并曾力促《鲁迅全集》的出版事宜。他批评了苏雪林“向鲁迅开战”的主张，反对用“旧文字的恶腔调”攻击鲁迅。直到1958年，他仍充分肯定了鲁迅对文学革命的贡献。
（刘晴）
在倡导“文学革命”的过程中，鲁迅以他大量“听将令”的“遵命”之作，多次写文与胡适遥相呼应。例如《我之节烈观》是为呼应胡适的《贞操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精神显然与胡适的诗《我的儿子》一脉相承。对于学衡派和甲寅派对胡适的围攻，鲁迅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对于鲁迅前期的杂文，胡适非常赞赏。如《随感录•四十一》中“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些文字，竟让胡适“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篇文章”。
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理论建设方面，对于文艺实践，却是 “提倡有心，创作无力”。鲁迅用自己大量的创作实践，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弥补了胡适的不足。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的小说价值的人之一。他在1922年所作《50年来的中国文学》中，谈到五四时期小说创作情况时指出：“成绩最大的却是以委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4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直至晚年，胡适仍坚持认为，相比新诗、戏剧和长篇小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是短篇小说创作，而鲁迅则是这块苗圃上的拓荒者和播种者。胡适对鲁迅小说的推崇，不仅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对推动当时的白话文学创作，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胡适是白话新诗的开拓者，在实验白话诗创作的初期，神州只有他一人孤军奋战。在无人声援的艰难时期，不喜欢作诗的鲁迅却勉力作白话诗6首，算是“打打边鼓，凑些热闹”。鲁迅兄弟的新诗创作，胡适曾评价说：“我所认识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体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这里“大都是”自然也包括他自己。鲁迅还曾应胡适之请，为其删阅《尝试集》，给予了胡适真诚的支持。
在学术研究方面，鲁迅与胡适曾有过密切的合作和交流，其中尤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最为突出。他们互相提供研究资料，共同讨论问题，畅所欲言。胡适为《西游记》作序时，鲁迅曾查阅大量史料，为其考证该书作者和生平。在研究《三国演义》时，胡适也曾采用鲁迅的研究成果。对鲁迅在学术上的强有力支持，胡适铭感不忘。
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过程中，胡适也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支持。1923年12月，胡适致函鲁迅，指出《中国小说史略》上卷“论断太少”，鲁迅欣然接受了这一意见，在这本书的下卷增加了论断，以弥补上卷的不足。这本著作中，鲁迅论述《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著作时，都曾引用了胡适的有关考证。胡适曾热情赞扬《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1926年，陈源误信谣言，攻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的剽窃”了日本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史概论讲话》，使鲁迅枉担了10年的恶名。胡适极力为鲁迅辩诬：“盐谷温著作的考证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清白。”
1924年后，为了支持女师大进步学生，鲁迅、周作人等人与以陈源为首的“现代评论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笔战。对于被奉为“现代评论派”精神领袖的胡适，鲁迅在两三篇文章中偶有讥刺。胡适则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致信陈源居中调解，仍把鲁迅看作“自家人”，办陈源和周氏兄弟均称作“敬爱的朋友”。
1925年后，鲁迅与胡适之间，又产生了关于“整理国故”的不同见解。“整理国故”本是新文化阵营首先提出，用以反击复古派盲目保存国粹，不得有丝毫更改的观念。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指导国故研究，批判的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鲁迅认为：“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也要有真正的学究”，这一口号倡导之初，鲁迅没有就此发表意见。但由于胡适在提倡“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过分夸大了它的社会意义，甚至要求中学国文课生用四分之三时间去读古书，以从事学术研究青年的标准去要求一般的青年，使这一口号客观上支持了复古派，很多青年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与科学方法，结果踱进研究室却出不来，脱离了社会，被故纸堆所俘虏。他好友陈西滢后来也说，胡适作为“民众心中代表新文学运动的唯一的人物”，他自己研究国故不要紧，“其余的人也都抱了线装书咿呀起来，那就糟了”。面对这些负面影响，在这一口号提出五年以后，鲁迅不再沉默。他先后写作了《所谓“国学”》、《未有天才之前》、《青年必读书》等一系列文章，尖锐地指出过分夸大整理国故作用带来的弊端。对鲁迅的批评，胡适虽未接受，但在鲁迅提出批评三、五年后，胡适还是发现了他的倡导所带来的弊端：“现在一般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里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早回头”。
1926年8月，鲁迅南下厦门、广州，与顾颉刚产生了人事纠葛，甚至闹到诉诸法律的地步。由于顾颉刚称“只佩服陈源、胡适”，有报纸甚至刊登了“胡适派和鲁迅派相排挤”这一耸人听闻的消息。但胡适对他们的矛盾并未参与意见，鲁迅在这一事件中也未涉及胡适。
1927年后，鲁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适与国民党政府关系也日益密切。随着政见的不同以及胡适与当局的密切接触，两人的关系也日渐疏远。鲁迅曾多次直接或间接批评胡适，由于胡适习惯于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对鲁迅的批评始终未予答辩。1932年，鲁迅与胡适先后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本有机会合作，却由于胡适在释放政治犯等问题上为国民党统治辩护，被“同盟”开除，令两人再次分道扬镳。尽管如此，他们彼此仍充分肯定对方的学术成就，虽有政治观念上的分歧，却从无个人私怨。
鲁迅去世后，胡适参加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并曾力促《鲁迅全集》的出版事宜。他批评了苏雪林“向鲁迅开战”的主张，反对用“旧文字的恶腔调”攻击鲁迅。直到1958年，他仍充分肯定了鲁迅对文学革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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