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打开围墙，融入社会已成为近年来博物馆界的热门话题，新博物馆学甚至成为“博物馆社会学”的代名词。“它关心博物馆过去的发展背景，当前博物馆的社会脉络，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它尝试采用一种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的进路，改造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缔造一种大众化的，整合性的，行动的新博物馆。”[i]无疑，在博物馆社会化这一大的趋势面前，如何融入社会，又保持自身的文化底蕴；如何放眼世界，又能从容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对于每一个博物馆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关注、必然关注的话题，这里，我就博物馆如何打开围墙、融入社会谈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 博物馆打开围墙是大势所趋

　　首先，博物馆打开围墙，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传统博物馆以收藏为中心，整体处于封闭的状态，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的趋势不可避免。如何在这种融合中保持自己本民族的个性，为本民族文化的传承留下文化之根，为民族文化的发展留下丰厚的载体，作为保存这些遗传信息的博物馆，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这种责任带给我们的绝不应该是高居象牙之塔的孤芳自赏，而应该是海纳百川、气吞万汇的气魄与胸怀。

　　“任何一种文明的复兴，都以自我确认为前提，而广泛的自我确认，都以沟通和普及为前提”。[ii]余秋雨先生在总结埃及文明的失落之因时，提到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埃及文明即使在最繁荣的时期，也追求神秘和封闭，甚至追求不可理解性，结果只有固步自封，终于难以为继。中华文明却不是如此，先秦诸子学说观点各异，但共同都反对封闭深涩，每个学说都力图让自己的学说传播天下，后来无论魏晋还是唐宋，文化信息的传播畅通九州，即便几句诗文也能像春风一般覆盖大江南北，很少阻碍。中华文明之大，相当一部分取决于它的普及的企图和传播的力量，一旦有兴盛的可能，总是百川联注，众脉俱开，文明的复兴，先要看多少传播它的通道融化冰雪、排除了障碍。” “文化以沟通为盛业，文化以传播为命脉”[iii]，如果博物馆总以“曲高和寡”为借口而远离公众，总有一天被公众所遗忘，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中，只会有失落的记忆，而没有了传承的可能，最终变为不可理解的符号，变成真正意义上“死的文物”。

　　因此，所有博物馆都应该“去机构化”，“不是要放一尊神让民众膜拜，而是要以传教士的精神，把教育资源传播出去，送进社区去教育民众，送进国际让世界各国的民众分享”[iv]，让“活的文物”深入人心，通过博物馆使学习成为一种习惯，而不只是一种偶然或一种要完成的责任。博物馆“打开围墙”，以开放的心态面向公众，这不仅应该是行动上的，也应该是自觉渗透到整体意识层面上的；不是看作追逐时髦的需要，而是看作博物馆生存的必须。博物馆应该认识到，“打开围墙”融入社会是大势所趋，历史的必然。

二、研究的开放与开放的研究

　　博物馆的研究力量是衡量一个博物馆学术水平的重要方面，历来是博物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也是博物馆的三大职能之一。因此，研究领域的开放心态与行动对于打开围墙的博物馆构建自己的博物馆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传统的博物馆中，研究人员基本处于固定的状态，他们手中掌握的文物与考古资讯的多少成为发表论文、出书的资本，有的研究人员甚至还有把持研究资料的现象，就算没有人故意把持这些资料，作为馆外此方面的研究者也很难在博物馆查到所需的第一手研究资料。这种现象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博物馆捧着金山却得不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我们不否认博物馆研究者的学术水平，但是，这些宝贵的资料永远掌握在有限的几个人手中，只能是一家之言，缺失了学术领域应该有的自由的空气、百家争鸣的氛围。况且，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研究氛围里工作，必然制约这些博物馆研究者的思路。博物馆拥有的大量文物、资料，本来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来梳理、研究，但是博物馆又不可能招聘或更换很多研究人员。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最后必将造成整体研究领域的萎缩。

　　博物馆应该意识到，这些藏品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正如博物馆日的一次主题所提出的那样，博物馆应该本着于全人类“欢乐与共享”的精神，对于自己拥有的文化资源抱更为开放的心态。这里，我把博物馆在研究领域打开围墙的努力分为两个方面，即研究的开放和开放的研究。

　　研究的开放，主要指在研究资料、研究成果、研究形式方面开放的努力。如今，中国的一些博物馆拥有了自己的网站，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故宫博物院的“数字故宫”更是博物馆数字化上升到数字化博物馆的高度，我们鲁迅博物馆也建立了文物与资料的数据库和网上操作平台。现代的网络技术，为博物馆藏品资料的充分利用提供了一套有效的解决方案，它可以避免过于频繁的将藏品拿出来研究，造成不必要的损坏，同时也可以为馆外研究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查询通道。我认为，网络的作用不止于此，网络从根本的意义来说，是人类沟通需要的物化，博物馆不仅应该使网络成为供人们查询的资料库，还应该成为学术交流的中心，为学者们提供沟通的平台，鼓励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和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爱好者积极参与，使多学科、不同领域的人能平等的发表自己的见解，创造多元化的研究氛围。

　　在博物馆的网站或研究期刊上，打开围墙的博物馆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尽量摒弃门户之见，尽量避免以“正统”为名打压不同的观点，营造相对自由、健康的学术空气。

　　开放的研究，指的是吸纳优秀人才，使研究队伍保持开放状态的努力。博物馆与外馆研究人员在网上、研讨会上的交流毕竟是浅层面上的交流。为使博物馆的藏品、资料得到充分利用，不断汲取外来的研究血液，走在研究领域的最前沿，国外的博物馆、大学经常采用的一种制度是访问学者制，公开向社会招聘优秀学者到博物馆或大学中研究一段时间。现在，鲁迅博物馆就引进了这种机制，已有两名馆外年轻学者受聘。我认为，这种流动不只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流动，博物馆也应该鼓励自己的研究人员在研究活动之余走向社会，充分向社会辐射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鲁迅博物馆与大学合作建立了博士生辅导站，研究人员直接做起了博士生导师的工作。“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不断地走出去、请进来，使自身的血液真正流动起来，博物馆才能永葆学术的青春，永远引领学术的最新方向。

　　总之，“打开围墙”的博物馆应抱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在“研究的开放”和“开放的研究”两方面创建本学术领域的研究中心。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博物馆丰富的藏品和卷佚浩繁资料。

三、运用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构建社区文化生态

　　“打开围墙”的博物馆应该更关注自己所在社区的文化建设，并运用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来构建社区的文化生态。

　　“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来源于新博物馆学运动，“是通过科学、教育的和通常说的文化手段来管理、研究和利用整个社区(包括整个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机构。这样，生态博物馆就是一个公众参与社会计划发展的媒介物。”[v]“传统博物馆等于建筑+藏品+专家+公众，而生态博物馆则等于一定的领域+遗产+纪念+居民”。[vi]“打开围墙”的博物馆应该把其强调社区公众参与的理念看成一种方法论，运用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来建构博物馆所在社区的文化生态。

　　传统博物馆最大的弊端在于藏品脱离了原生环境，被支离破碎的陈列于一个陌生的展览中，其文化内涵、价值也随之脱离了大众。因为他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普通到博物馆参观的观众，与所在社区的文化联系就相对隔膜。以阜成门——景山一线为例：这里分布着鲁迅博物馆、地质博物馆、白塔寺、历代帝王庙等多处文化历史建筑及机构，如此多的文化遗存，能否把文化辐射到与他们近在咫尺的公众，使他们成为其整体文化生态的一员呢？我认为是完全可行的。理由有三：

　　1、博物馆具有丰厚的文化资源，为文化辐射提供了文化的储备。

　　2、北京市成熟的社区文化建设为这种辐射提供了坚实的政治、组织背景。社区文化建设的迫切的需要，提供了文化辐射的契机。

　　3、社区与博物馆地域的接近，使沟通具有了便捷的可操作性，而这又使居民容易产生文化的认同感，有助于打造整体的博物馆文化，形成具有群众基础的文化品牌。

　　运用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构建社区文化生态，应做好如下工作：

　　1、与社区建立良好的共建关系，利用社区人力资源网络，构建博物馆文化辐射途径。鲁迅博物馆组织的大部分社区文化活动，都是通过社区出面组织筹备的。社区使很多在博物馆附近却从未走进博物馆的群众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例如在社区举行书法比赛，我们不可能了解社区哪些人对书法有兴趣，而社区做的就是居民的工作，他们十分了解各个居民的情况，可以使社区内的书法爱好者知道这一消息，如果只是在博物馆贴通知，就不可能使大多数书法爱好者知道有这样一个书法比赛了。充分利用社区人力资源辐射博物馆的文化，是使双方合作达到“双赢”，在社区建构博物馆文化的前提条件。

　　2、经常组织能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具有自身文化辐射力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博物馆要使社区居民能通过对各种文化活动的参与，达到对博物馆文化的认同感，成为积极参与教育活动，建构社区博物馆文化的一员，这是生态博物馆所积极倡导的理念，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活动的质量是关键。

　　首先，这些活动要体现博物馆自身的文化特色。构建博物馆文化，就要把博物馆的文化特色贯穿始终，再精彩的活动，失去了博物馆的文化特色，这些活动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应成为活动的出发点和目标。例如，鲁迅博物馆组织的活动，大部分肯定要与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有关，就算有些活动与此无关，也必然是一种文化的传递，而非商业运作和纯粹的政治宣传。因此，既可以有“民间藏书家展”、“鲁迅博物馆馆藏书画展”这样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展览活动，也可以有纪念鲁迅诞辰知识竞赛，就算庆祝香港回归这样的活动，他们办的也是儿童粉笔画展，用艺术的语言来达到沟通与表达愿望的目的，没有把它办成一个纯政治化的纪念大会。

　　其次，活动的质量还取决于形式的丰富多彩。博物馆在社区构建自己的博物馆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区居民素质的参差不齐。如何使博物馆文化深入人心，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活动，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是其中关键的一环。例如，鲁迅博物馆举办的知识竞赛，一般采取社区内各街道竞赛、甚至是社区与社区竞赛的方式，观战的观众还可以通过回答选手答不出的问题得到奖品。这样的形式使观众和选手一样感到活动与自己有关，为了自己的街道、社区争得荣誉，为了自己能通过答题得到大家的赞赏，一些从不进入博物馆的大妈、大爷们也为了准备答题频频光顾博物馆。也许他们永远不会去看鲁迅的作品，但认识是理解的第一步，在这样的认识中，他们会产生对博物馆文化的认同感，以及保护这样的一种文化的责任感。这也是构建社区文化生态的第一步。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活动的形式必然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例如吸引书法爱好者的书法比赛、书画展览，吸引青少年参加的演讲比赛、志愿讲解、征文，吸引社区普通居民的知识竞赛、文化联欢，又例如我们组织的一次社区小学生庆香港回归粉笔画展，干脆让孩子在博物馆划定的一条甬道上作画。这与在纸上画是完全不一样的，孩子们把自己对世界的稚嫩理解与博物馆的大地融为一体，他们与博物馆心灵上的距离就在这样的亲密接触中拉近了。

　　3、对提升社区整体文化具有积极参与的意识。建构社区的博物馆文化，并不是仅限于宣传与博物馆相关的文化知识，还应该对社区其他的文化诉求给予更多的关注。社区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社区居民对博物馆文化的认同感。例如，鲁迅博物馆办的名人名篇朗诵会，宣传环保的昆虫展，庆香港回归书画比赛等都与鲁迅无关，但是，通过这些活动，使社区居民一看到博物馆，想到的就是文化，感到的就是如同紧邻的亲近，博物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者，而是他们进行文化交流的园地，这种认同感是千金难买的。

四、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启示——寻求教育的协同作用

　　新世纪的曙光到来之际，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历史与传统的重新认识与回归。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到对人类起源、文明故地近乎狂热的探寻，从街头的唐装到对古代典籍的重新认识，这一切都给人们带来了“寻根”的信息。从古代汲取营养，认识到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已成为现代文明必须要进行的思考，这里让我们在讨论“打开围墙的博物馆”这一新博物馆学的话题时，回到博物馆的源头——埃及“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博物院，去追寻源头带给我们的启示。

　　亚历山大博物院“在‘Museum’这一概念下所从事的几乎囊括了现代社会主要文化教育机构的全部活动，包括大学、研究院、图书馆、档案馆和收藏室，收藏的物品包括动植物标本、美术品和国内外的珍贵物品，此外还有动物园、植物园等。”[vii]可见，古典博物馆是广泛而集中地进行科学研究的殿堂。在经历了中世纪的禁用后，这一概念得以在文艺复兴时期回归，但是，“已不再具有古典社会那种极度丰富、广泛的内涵和高度综合性的特征，后来博物馆中的各种机构纷纷从母体中分离，成为专门独立的建制。”[viii]出现了“University”(大学)、“Library”(图书馆)、和“Archives”(档案收藏)，即使用现在“Museum”的职能范围来衡量，现代博物馆的收藏与专业范围也比古典博物馆大大缩小。从这一历史中，我认为，能得到如下两点启示：

　　1、现代博物馆相比古典博物馆，具有更强的专业性质，体现了现代科学的分科原则，但是，古典博物馆多学科的综合又比现代博物馆有更为开阔的研究思路，正契合了如今学科发展的多元化、边缘化倾向。因此，现代博物馆在保持专业化优势的基础上，要打开围墙，与其他博物馆寻求合作的互补性，回归古典博物馆多学科综合状态下的广博思路。

　　2、博物馆、大学、图书馆等文化机构，都源于一个母体，仍保留了共同的一种遗传基因，那就是社会教育功能。他们又分别继承了古典博物馆的不同职能，各有所长。在社会教育的共同目标下，这些机构的密切合作，必将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和教育效果。

　　从以上两点启示我们可以看到，博物馆之间的合作，博物馆与大学、图书馆等文化机构的合作，体现了其母体——亚历山大博物院精神的回归——一种综合各种教育力量的博大。现代社会古典精神的回归，就像文艺复兴一样，是通过古典精神的回归，达到真正现代意义的诉求。因此，这种回归与古典精神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前者是一个综合的机构，后者是机构力量的综合。现在的合作，体现了“终身教育”的协同作用的精神。“在生命的各个时刻，上述种种教育环境的优先程度虽然不同，但是均应加强它们之间的互补关系，促进他们之间的复杂过渡，以恢复在许多传统社会中曾以其他形式存在的真正协调一致的教育，……上述种种教育‘抉择’之间应有一种积极的关系：一种互补与合作的积极关系。”[ix]博物馆与这些机构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也是博物馆打开围墙，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途径。

（一）馆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作为打开围墙的博物馆，与其他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首先，各个博物馆大体机构建制相似，有利于合作中的沟通与活动的运作。其次，博物馆展示的总是文化的一个方面或一个时期，不可能满足观众多方面的文化诉求，在当今各个学科走向边缘化和整合化的今天，博物馆的合作必将满足观众对多方面的文化诉求。同时，博物馆的合作，有利于建立一种博物馆的文化生态。最后，因为博物馆是非营利机构，不可能与一般商业机构一样，能不断地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大广告宣传自己，对于大多数博物馆特别是名人纪念馆来说，即使身居闹市，也是僻居闹市的一隅，很多都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博物馆间的合作，有助于合力打造文化品牌，就像一个系列旅游线路比单独一个旅游景点更为吸引人一样，合力打造文化品牌，也是博物馆打开围墙，向社会展示自身魅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外，博物馆间的合作也为与其他社会教育机构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为其自身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契机。

　　我认为，馆际合作需要一定的条件：或者地域相近，或者具有文化上的内在联系，这样的馆际合作才能使人们产生文化生态方面的联想。

　　阜景文化界的构想即属于第一种。在阜城门——景山一线上，拥有众多的名人故居、博物馆以及寺庙和皇家园林，由于地域的相近，有利于共同构成一种文化氛围。在这条文化街上，既可以了解现代文学的发展（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等），又可以了解佛教文化（白塔寺、广济寺等），即可了解现代科学（地质博物馆等），又可了解皇家园林及历史风貌（故宫、景山等），这些文化纪念馆所，由于地域的相近、文化的背景，自然的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我认为阜景文化街是一个绝佳的构思，只要宣传得当，保持自身的文化风貌，加强合作，必将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文化品牌。

　　宋庆龄、鲁迅、茅盾等六家名人故居的合作属于第二种。首先，这六家故居都属于名人纪念馆所，都依托名人的故居建设。其次，这六家纪念馆所纪念的同属于现代文化名人，他们所共同经历的时代和共同面对的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使这六家的联合具有着引人遐思的文化意义。现代文学史上四大巨匠的相遇（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文学与戏曲的相逢（上述四家与梅兰芳），文化与毕生维护先进文化的人的碰撞（上述五家与宋庆龄），这一切都能给人以文化生态的联想，名人故居类型的纪念馆，“既不具备令人一震的外观形象，又缺乏特殊吸引力的生态联想，除了特定的文化旅行者外，不可能对他们的普遍游观价值抱太大的希望。”[x]但是，由于六家的联合，带给了人们横向、纵向的多层次思考空间，具有了一种整体上的文化吸引力与辐射力。

　　例如六家名人故居纪念馆推出了“世纪名人万里行”展览。展览于“5.18博物馆日”在王府井大街展出时，引起各界关注。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称此展为“博物馆的乌兰牧骑”。此后，“世纪名人万里行”展走进了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实验中学等大中专院校20多所，还在社区、档案馆进行了展出。

　　又例如，六家还探索着与华天集团联合，在“峨眉酒家”、 “鸿宾楼”、“同和居”、“厚德福”等六家京城老字号饭店展出，使它由学校走向公众场所，扩大了宣传范围，为老字号增添了一席文化的大餐。

　　在合作举行活动的基础上，六家名人纪念馆还在合作中打造、宣传文化成果。例如预计出版的《漫步名人故居丛书》，就是一种对六家文化的整合。六家纪念馆还策划与“集邮在线”合作，出版“名人纪念封”。不久前，他们与新浪网合作推出了名人故居介绍宣传专栏，共同宣传自己的文化品牌。

（二）博物馆与其他教育机构的合作

　　博物馆与其他教育机构的合作也是博物馆打开围墙、步入社会的必由之路。如上所述，博物馆、大学、图书馆等文化机构，都源于一个母体，仍保留了共同的一种遗传基因，那就是社会教育功能。一方面，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机构有加强其教育使命的趋势，不再局限于自己的科学使命或保存遗产的使命，一方面，学校系统有同上述文化进沟进一步合作的趋势，他们希望学生通过对博物馆、图书馆以及本国特有的所有文化场所的了解，使未来的成人具有审美观和不断接触各种人类精神作品的愿望。这两方面的需求奠定了双方建立“互补与合作的积极关系“的基础。

　　在与大学、图书馆的合作方面，首先应该重视的就是文化传播方式的互补。博物馆更多是普及展示型，它的展览面对的是不同观众，追求群体的文化满足，因此，有人觉得信息量过大或比较难懂，有人却觉得不解渴。图书馆更多满足阅读着更深层次的文化诉求，他所学习到的内容取决于选择借阅书籍的内容，以及其本身的阅读体验，因此，自己所需要阅读的材料往往不知该怎样获得。大学是高等教育的场所，具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丰富的学术资料、较强的学术研究水平，但是，其所需要的资料讯息却远远不是大学所能满足的。因此，三者的合作就具有了互补的性质。但是，这样的合作必须找到文化的契合点，例如，鲁迅博物馆与国家图书馆合作推出的“鲁迅的读书生活展”，就找到了“读书“这样一个契合点，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以书为媒介，博物馆文化与图书馆文化很好地融合到了一起。这个展览使很多读者、观众产生了文化的共鸣，一些大学主动要求把这样的展览带入自己的校园，因为这样的展览，这样的文化辐射，在校园中很难找到。

　　对于与中小学校的合作，博物馆应更积极地参与到这些学校的教育中来，与大学不同，中小学更缺乏必要的有助于教学的资料、前沿的学术知识，他们对博物馆和图书馆有着更为迫切的需要，相对于大学生来说，中小学生的自学能力较差，因此，更需要博物馆的更为具体的行动。而博物馆要打开围墙，构建自己的博物馆文化，从小抓起尤为重要。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博物馆与中小学的合作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是，博物馆应该意识到，这种教育“既不是学位授予机构，也不引领年轻人去历经小学到高中的课堂教育阶梯，我们面向社会，有许多计划以表现和增强对人类及自然学习的兴趣为目的的。“[xi]在此基础上，博物馆与中小学的合作应该做好如下的工作：

　　一是通过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的青年志愿者活动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和对博物馆的认同。例如培养义务讲解员的工作，与成人志愿讲解员不同，对于学生志愿讲解员的培养主要是一种教育的手段，而不是教育的目的。成人讲解员具有比较完备的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而中小学志愿讲解员上述知识储备和能力都还不完善，有待于在活动中进一步提高。在这样的活动中，他们的角色是双重的：既是教育者，也是受教育者，这种角色的双重性又是互相促进的：教育者的身份加强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责任感，被教育者的身份又是他们在讲解中有了更多的可塑性。例如，鲁迅博物馆在培训志愿讲解员时，一直坚持以现代的教育思想培养锻炼学生，配合学校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很多学生通过活动，走进了鲁迅的世界，同时他们的应变能力和待人接物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除在馆内培训外，我们还将义务讲解员带到了新文化运动馆、革命博物馆等地观摩学习。使志愿讲解员扩大了视野，加深了对志愿讲解工作的认识。

　　二是主动走进校园，让博物馆文化影响更多青少年。在传统的教育观念和博物馆理念中，博物馆与学校等所谓正规教育机构的关系是协作的关系，博物馆在教育中处于学校的从属地位，因此，博物馆的一切教育努力都是以学校的安排为前提，没有自己的主动性。这种观念与“打开围墙”的现代博物馆理念和“终身教育”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新的理念指导下，学校与博物馆的关系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博物馆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学校的教育教学中来。而主动走进学校进行文化辐射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体现，在这里，博物馆不再处于教育的从属地位，而是教育活动的主人，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合作者。例如，鲁迅博物馆利用小型的鲁迅临时展览，进入校园巡展，让经过我馆培训的青年志愿者向同龄人宣传鲁迅精神，起到由点到面的辐射作用。目前，我们的小型临时展览已到过三十多所学校，取得了良好的文化辐射效果。又例如，我们利用博物馆的文化优势，请馆内专家走进校园与老师、学生座谈，解决教学中所遇到的多种疑难，对如何学习鲁迅作品、如何认识鲁迅、如何讲好鲁迅作品等多方面的问题给了师生满意的答案。这样的活动，使博物馆利用自身文化优势，直接参与学校教育，有助于提升博物馆在社会教育机构中的地位，将使博物馆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三是与学校建立良好的共建关系，积极扩展共建范围。与学校联手建立学校的博物馆文化。通过这种共建活动，博物馆对学校的文化辐射成为一种制度，一种传统，不仅获得了学校的普遍认同，也使博物馆文化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鲁迅博物馆与和平街一中、农大附中、北京159中学、鲁迅中学等多所学校长期共建教育基地，就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继承了下来。一些学校一直保持着在我馆举行的志愿讲解的交接仪式，并与博物馆建立了定期反馈制度，在这里博物馆已不仅是学校教育的协助者，而是学校教育的合作者，获得了更多积极参与其中的可能。目前，这样一种合作已使共建教育工作具有了品牌的效应，更多学校通过共建活动了解了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