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2届大会文学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10年11月10日）

黄乔生

各位同行，各位朋友: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文学博物馆协会的年会，也是第一次参加三年一届的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我非常高兴来到国际博物馆大家庭，来到国际文学博物馆协会大家庭。

　　这次年会，除了中国同行，代表主要来自欧洲，这使我们中国同行能有机会向欧洲同行学习，交流工作经验，共同探讨问题。文学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学术讨论会的主题，“翻译之于文学家和作曲家博物馆的意义”，与大会的主题“博物馆致力于社会和谐”，正相契合。翻译是各国人民互相交流的重要手段，如果运动得当，对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具有促进作用。

　　翻译与文学博物馆的管理也密切相关。我所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纪念的是中国现代一位文学家也是翻译家，因此，我们对于翻译问题并不陌生。两年前，我们馆的研究人员编辑了八卷本的《鲁迅译文全集》。巧合的是，就在上周末，11月6号和7号，一个题为“翻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学术研讨会在鲁迅博物馆举行，30多位有着不同学术和外语背景的学者发表了论文，探讨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通过翻译接受的外国文学的影响。在二十世纪，有的中国作家本身就是翻译家，如鲁迅，也有很多专业的翻译家。探讨外国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可以为当今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因为，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当今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仍不减少其广度和深度。20世纪，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之间存在着“贸易逆差”。中国的输入多于输出，是不争的事实，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仍然延续着这种状况。一个时期以来，关于中外贸易争论很激烈，有些国家认为中国操纵汇率，造成贸易不平衡，并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然而，文学方面情况正好相反，而且很严重，却不大有人提起。我这里不是、也不可能要求歌德或者莎士比亚等作家贬值。但可不可以这样说：中国产品价廉物美，大家争相购买，正如歌德和莎士比亚等作家的作品，思想深刻，文笔优美，深受中国读者喜爱一样？操纵的力量恐怕很有限。一位中国同行在发言中说，他到欧洲参观博物馆尤其是文学博物馆时，很少见到中文说明书。而在中国，很多博物馆都有外文说明书，外文语音导览设备，往往还不止一种外语。我们现在可以随口说出好多位外国作家的名字，但外国同行不知道能列举出多少位中国作家？李白，曹雪芹？不会太多吧。前天，德国的一位馆长在中国同行的帮助下念鲁迅的名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经过几次练习，他最后总算掌握了较为准确的发音。在大家一片祝贺的掌声中，我们不免要思索一下，外国同行对这位作家究竟了解多少。

　　这种文学翻译和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原因是多方面的，情形也很复杂，这里并不想多加讨论。我只是希望，未来的国与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应该更平衡，因为在快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更深的相互了解。

　　虽然从总体上说，这次讨论会确立的翻译主题，与全会的主题“博物馆致力于社会和谐”相一致，但是必须明了，因为语言文化的差异，因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国家的文学博物馆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我们对文学博物馆翻译问题的认识也就不尽相同。当我们拿中国文学博物馆同外国尤其是欧洲的文学博物馆比较时，这种差异就凸显出来。我想，文学翻译问题对欧洲的文学博物馆的重要性也许没有对我们中国文学博物馆大。观众走进一家文学博物馆，假如事先对这位作家有一定的了解，有一些知识储备，无疑有利于看懂展览，接受影响。例如，中国观众参观歌德博物馆，假设哪里没有准备中文介绍资料，凭着我们对这位作家的预先了解，我们也能有所收获。而一位外国人，走进杜甫纪念馆，如果里面没有外文翻译，恐怕就很难理解。这是一个不同之处。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欧洲虽然有很多种语言，但那里的观众对语言问题并不觉得是个很大的障碍。从刚才托尔斯泰博物馆的同行介绍的情况中，我们了解到，欧洲像托尔斯泰、歌德等作家，本身就是翻译家，掌握多种语言。欧洲的很多作家可以用两种或者以上的语言阅读和写作。在座的欧洲同行也有不少具有这种本领。因此，欧洲的文学博物馆对语言问题就能比较自然地对待，相比之下，我们亚洲的文学博物馆，例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博物馆，对翻译问题就更敏感，在克服语言障碍方面就有更多的困难。过去，我们接触和使用外语的机会少，这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接待的外国观众才渐渐多起来。

　　鉴于以上这些差别，我需要申明的是，我这里讲的，主要是我供职的博物馆的翻译问题的现状和对未来的一些设想，不是一般的原则性的讨论，我的想法不能适用于所有文学博物馆，因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而且，更不适用于作曲家博物馆——顺便说一下，可能因为欧洲有不少作曲家博物馆，这次讨论会的主题中加进了这一项。我对音乐完全外行，但是，我觉得，翻译对于文学家博物馆比对于作曲家博物馆更重要。想象中，如果中国观众走进莫扎特博物馆，对于这位天才作曲家的音乐作品或能有所欣赏，即便他对莫扎特使用的语言一窍不通。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能被普遍理解和欣赏的语言。但文学，例如莎士比亚或歌德的作品，如果不翻译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读懂。

　　文学类博物馆展示的虽然是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和文学作品，但随着年代的久远和地域、语言的阻隔，这些作家或作品并不一定都为观众所知。特别对于外国观众，如果展览和辅助材料的翻译付诸阙如或水平不高，将会大大影响参观效果。因此，作为交流、阐释手段的翻译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基础性工作。如何更有效地用翻译提高文学博物馆与更多观众沟通的能力，能否将一位作家的生平和思想准确生动地传达给观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常设展览，配有英文说明。五六年前，我们的展览没有外文解说，其效果可想而知。有些外国旅游者来参观，来时不知鲁迅为何物，临走时也不知鲁迅为何许人。现在有了英文解说，虽然不一定能让每个外国观众满意，但因为英文的普适性，应该说满足了较大部分外国观众的需要。懂英文的匈牙利观众能完整地欣赏有关裴多菲的资料，法国观众对鲁迅翻译过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感到兴趣，而俄国观众会对鲁迅通过德文和日文版翻译果戈里和契诃夫的作品产生好奇心而想了解更多。有了英文翻译，过去外国观众在展厅里一脸茫然的现象就大为减少了，而留言簿上增多了外文（不仅仅是英文）的感想，其中不乏对展览的称赞。

　　反复推敲，几易其稿，并请外国专家把关润色，力求获得信达雅的效果，是我们自然要做的事，不必多说。至于是否做到，还要请观众们指教。但英文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却并不容易解决。例如，如果严格采用直译法，则中文和英文所占空间大小并不完全相同，实际情况是，展览当然要以中文为主，空间足够则附上全部译文，空间不足只好删减译文。展览中的几个场景，“地上的路”、“铁屋子”、“看客”和“这样的战士”等，因为担心英文译文损害展示效果，而没有翻译，外国观众会感到莫名其妙，而匆匆走过。直译当然是被强调的，因为鲁迅本人就提倡直译，甚至硬译，可是，翻译是一个复杂过程，有时候直译难以达到效果，甚至影响观众的理解，不能不有所变通。特别是有些历史背景，如果直译，就须加上很多解释，所以在这些地方，译文往往就一笔带过，观众恐难留下什么印象。

　　对中文繁、外文简的问题，我们的弥补办法是制作了英文——还有日文——的语音导览，供外国观众随身携带，自行选择较为详细的解说。但这个办法有其局限性，就是很多外国观众不愿麻烦，他们宁愿看直观的图片、实物。携带导览器，在解说与展品的对应方面不一定总能协调一致，因而耽误时间，影响效果。此外，还有触摸屏，储存相关信息，可供观众查阅。但实际上，观众最喜欢的方式仍然是沿着展线行进，以获得作家完整的生平概要。

　　在完成了有英文翻译的展览不久，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学者，写信通知我说，他有一个学生，在北京当记者，要来鲁迅博物馆采访，请我接待。但我等了很久，没见他来。后来在杂志上看到他写的报道。知道他已经来过，但没有通知我。他在报道中说，展览的内容很丰富，形式也有新颖之处。但他提出一个问题，在很多图片、图书、绘画、古物之外，我们还能知道什么呢？观众想知道，这些东西后面的东西是什么？显然，他对展览并不很满意。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至今我仍在寻求答案。

　　我想，文学博物馆的管理者和展览设计者，有责任将事实和实物用更有效的方式组织起来，让观众参观完展览，心目中形成一个真实生动的作家形象，并且展示出作家思想的深刻、复杂和优美，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告诉观众是什么，更要告诉他们怎么样和为什么。

　　这个如何让外国观众尽快有效地了解鲁迅的问题，其实也同样适用于中国观众，不但是青少年观众，而且是成年观众。

　　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工作促进了我们对鲁迅的理解。翻译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用翻译的眼光来看待博物馆与观众交流的问题。严格意义上说，观众都是“外人”，即便是本国的观众，也有很多对作家、历史一无所知者，需要博物馆工作者用他们能懂的“语言”加以解说。因此，我觉得我们可以将“翻译”的概念放大，以多种形式来展示作家的思想和作品。

　　刚才说到的提出那个问题的外国记者，我觉得，不但代表外国观众而且代表所有观众。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将中国观众和外国观众放在一起考虑。在鲁迅博物馆的展览中，其实也有一些场景，中国观众同样需要“翻译”才能明白。

　　文学作品，不单可以翻译成其他语言，而且可以变成其他的艺术形式。例如，我们可以用视听技术，用戏剧表演的手段去演绎作家作品。还可以考虑在展览的某个段落里加入文本的朗诵，用本地语言也用外国语言，以帮助观众理解展品的涵义，感受作家的情绪。对于儿童少年，则可以用其他艺术形式，例如，用音乐——正如一位中国同行提到的——为诗人的作品谱曲，给观众更多的艺术享受。通过这些活动，我们让文学成为观众个人的有趣的体验，而不仅仅是观看的对象。

　　当然，关于这一点，我们也不可能有通用的标准。在欧洲国家，文学博物馆的管理者可能更强调作家故居的原真性保护和原样陈列；而在中国，我们通常不满足于此，生怕馆舍太小，空间不够，影响了展示效果。我们这里往往在作家的故居周围或者旁边建设综合工程，会用很多内容和技术手段去叙述故事，烘托展品，解释概念，希望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强调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尽管有这样的差别，中外博物馆都必须服务于人们沟通交流的需要，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放大的翻译概念，或许太宽泛、不精确，还可以讨论，但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认识到了，语言的翻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还不是最根本问题。这次研讨会的题目是欧洲同行拟定的，我对此本来有些困惑，因为不知道是要探讨文学博物馆纪念对象的翻译或别国语言对他们的翻译，还是博物馆陈列展示内容的翻译问题，而又拉扯上作曲家博物馆，更不知所云。但说到这儿，我想申明一下，我们还是要感谢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它对中国同行从新的角度思考展览制作和文化交流具有启发甚至刺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