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与冬奥会中国代表团运动员交谈　　供图/新华


　　2月7日，在索契冬奥会看望中国体育代表团时，习近平总书记引述了一段鲁迅的话：“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这段话出自鲁迅杂文《这个与那个》，初刊于1925年12月《国民新报副刊》，后收入《华盖集》。在《这个与那个》的第三节《最先与最后》中，鲁迅由《韩非子》说赛马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起论，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不为最先”是只适用于赛马的，却被中国人奉为人的处世金鍼了。枪打出头鸟，因此少有人做前驱和闯将。“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因此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1]

鲁迅深刻地批评了这种合群而骨子里是卑怯的国民性。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不为最先，不耻最后”的注释指出《韩非子》中没有“不耻最后”的话，在《淮南子·诠言训》中有类似的记载。《淮南子》中有记载 “駎者不贪最先，不恐独后”。^[2]但是《淮南子·诠言训》的第一段话就与鲁迅此文中表达的思想相左：“圣人……不为福先，不为祸始。”^[3]这正是鲁迅在《这个与那个》中所批评的中国人的处世金鍼。所以，将“不为最先，不耻最后”的出处指为《淮南子》似为不妥。《淮南子》一书为西汉时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集体编写而成，其思想与鲁迅有较大差异。

　　《韩非子》中也有关于赛马的议论，也涉及先后的问题：

　　赵襄主学御于王子期，俄而与於期逐，三易马而三后。襄主曰：“子之教我御术未尽也。”对曰：“术已尽，用之则过也。凡御之所贵，马体安于车，人心调于马，而后可以进速致远。今君后则欲逮臣，先则恐逮于臣。夫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此君之所以后也。”^[4]

《韩非子》中虽然没有鲁迅所引的“不为最先，不耻最后”，但确也谈到赛马的妙法，而且在思想上与鲁迅此文的论述更为接近。

　　鲁迅在１９２５年７月登载于《莽原》周刊的《补白》中也谈到韩非子教人赛马的妙法：“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鲁迅为什么总是将赛马妙法的源头推向《韩非子》，这是因为鲁迅思想上受到韩非的影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5]

　　鲁迅对《淮南子》也是有研究的，在《汉文学史纲要》的第八篇《藩国之文术》中，介绍了《淮南子》，对其评价不高：

　　汉高祖虽不喜儒，文景二帝，亦好刑名黄老，而当时诸侯王中，则颇有倾心养士，致意于文术者。楚，吴，梁，淮南，河间五王，其尤著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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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王安为文帝所封，好书，鼓琴；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为诸父，辩博善文辞，甚尊重之。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传今亡；所传者惟《淮南》二十一篇，亦曰《鸿烈》。其书盖与诸游士讲论，掇拾旧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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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吴梁淮南三国之客，较富文词，梁客之上者，多来自吴，甚有纵横家余韵；聚淮南者，则大抵浮辩方术之士也。^[6]

鲁迅谈到“聚淮南者，则大抵浮辩方术之士也”，可见鲁迅对《淮南子》的评价。所以，鲁迅只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讨论神话与传说时，引述过《淮南子》的记载。

　　由鲁迅日记的记录可知，鲁迅还收藏有多个版本的《淮南子》。１９２１年10月，高阆仙赠鲁迅吴氏平点《淮南子》一部三本。^[7]１９２４年２月，鲁迅往商务印书馆买《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六册。^[8]同年11月高阆仙赠鲁迅《淮南子集证》一部十本。^[9]１９２５年10月鲁迅买《淮南旧注校理》一本。^[10]

　　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三卷对“不为最先，不耻最后”的注释应改为：“《韩非子》中没有‘不耻最后’的话，只是谈到赛马妙法，此句为鲁迅提炼。”

    习近平总书记引述鲁迅名言，并指出只有锲而不舍，中国才有未来，我们才会建成体育强国。鲁迅文学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时至今日，鲁迅作品对中国脊梁的呼唤，对中国国民性的批评依然深具现实意义。我们要传承和弘扬鲁迅精神，传播鲁迅文学。

　　　　　　　　　　　　　　　　　　　　　　　　　　　　陈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