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振鸣

       1月23日，北京零下16度，报上说是几十年来气温最低的日子。这天我在南浔。

       湖州博物馆近年来总有大手笔，举办了“归去来兮——赵孟頫回家展”、“海上双璧——吴昌硕 王一亭书画精品展”、“又见江南——齐白石书画精品展”、“晋韵流衍——沈尹默书法艺术精品展”等大型展览，全部是真品。这次来湖州，是应湖州博物馆之邀，准备联合举办“鲁迅的艺术世界——鲁迅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展”。展出的内容拟包括鲁迅所藏美术图书、中外版画、书法、汉画像、湖州名人手迹、嘉业堂刻书等200多件珍贵文物原件，这样大规模的以纸质文物为主的展览在国内尚属首次。我们考察了展览场地、展柜及安全设施后，次日到南浔水乡参观，并瞻访了著名的嘉业藏书楼。

       嘉业藏书楼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藏书楼之一，由南浔“四象之首”刘镛之孙刘承干创办，1924年落成。刘承干（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又号求恕居士，1913年起开始收藏古书，不惜万贯家赀购书、抄书、藏书、刻书。嘉业藏书楼藏书18万册，60万卷，为近代江南最大的藏书楼，刘承干也成为江南最大的藏书家。后嘉业藏书楼历经战火和动乱，至新中国成立时已日益破败，1951年刘承干将其藏书全部捐献浙江图书馆。现在的嘉业藏书楼是浙江图书馆的一部分。

       藏书楼有介绍刘承干的图片展，其中介绍了鲁迅对刘承干的评价。鲁迅生于1881年，长刘承干一岁，鲁迅与刘并无交往，但很重视刘承干刻印的书籍，曾购买过约二十多种嘉业堂刻书。这些书有的是自己在书店购买的，有的是由许广平、周建人夫妇等人代购的。据《鲁迅全集》统计：

        1923年1月5日购《月河所闻集》一册，0.20元；

        1927年2月10日购《玉溪生年谱会笺》四册，4元；

        1934年2月10日购《司马温公年谱》四册，3元；

        1934年6月2日购《八琼室金石补正》六十四册，60元；

        1935年1月31日购《句余土音补注》五册，1.80元；

        1935年2月1日购《松隐集》四册，2.10元；

        1934年5月3日鲁迅收到了许寿裳寄来的《嘉业堂书目》，5月8日在致许寿裳的信中描述了到上海爱义路刘宅购书的经历：“《嘉业堂书目》早收到。日来连去两次，门牌已改为八九九号，门不肯开，内有中国巡捕，白俄镖师，问以书，则或云售完，或云停售，或云管事者不在，不知是真情，抑系仆役怕烦，信口拒绝也。但要之，无法可得。兄曾经买过刘氏所刻书籍否?倘曾买过，如何得之，便中希示及。”后又通过在上海做编辑的陶亢德打听到嘉业堂买书的方法。到嘉业堂买书难，鲁迅在著名的杂文《病后杂谈》中有更生动和详细的描述：“但是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我还记得，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两扇大铁门，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我告诉他我住得远，可能给我等一会呢?他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但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巡捕曰:‘书都没有了!卖完字!不卖了!’我就没有第三次再去买，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好像必须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这年11月3日，鲁迅托三弟通过当时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的张梓生 “从吴兴刘氏买得其所刻书十五种三十五本，共泉十八元四角。”这是鲁迅购买嘉业堂刻书最多的一次。鲁迅的书帐中记载了这十五种书名及价格：

《三垣笔记》四本，1.60元；

《安龙逸史》一本，0.32元；

《订讹类编》四本，1.90元；

《朴学斋笔记》二本，0.80元；

《云溪友议》二本，1.12元；

《闲渔闲闲录》一本，0.56元；

《翁山文外》四本，1.92元；

《咄咄吟》一本，0.48元；

《权斋笔记》附文存二本，0.64元；

《诗筏》一本，0.40元；

《渚山堂词话》一本，0.16元；

《王荆公年谱》二本，0.80元；

《横阳札记》四本，1.60元；

《蕉廊脞录》四本，1.28元；

《武梁祠画像考》二本，4.80元；

       鲁迅对嘉业堂主刘承干间有褒贬，曾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认为刘承干刻古书多是为名，还说：“其所刻书目，真是‘杂乱无章’，有用书亦不多，但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1934年11月至12月，鲁迅大病，后作《病后杂谈》，谈到病中读书的事：“《安龙逸史》大约也是一种禁书，我所得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还有蔡显的《闲渔闲闲录》，是作者因此‘斩立决’，还累及门生的，但我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又曾在致台静农的信中提到：“瞿木夫之《武梁祠画像考》，有刘翰怡刻本，价钜而难得，然实不佳。”鲁迅还评论嘉业堂的刻书：“每种书的末尾，都有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先生的跋文，他对于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书是民国刻的，‘儀’字还缺着末笔。”鲁迅对刘承干是赞赏多于批评的。

       清乾嘉以后，藏书家刻书之风甚为盛行。藏书，原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风俗。藏，即占有；书，即文化资源。古代藏书家期望占有尽可能多的文化资源，有钱人家读书可以做官，官宦人家藏书期望世代为官。就象宅院中古树越老说明宅子历史越老，家藏古书越多说明家族越显赫。有钱无书之家还欠风雅，有钱有书之家才够堂皇。刘承干三十岁以后才开始藏书，开始恐怕还只是一种雅玩，以后便成为一种追求，甚至成为癖好，集数大藏书楼归一已之手，继而将稀缺版本刊刻流布，为此事业耗费巨量家财可谓“傻公子”也，但对于挽救古籍和推动文化事业可谓功莫大焉，在中国藏书、刻书史上传为佳话。

       刘承干是伟大的藏书家，然而最终破败了，这不免使人感到凄凉。他的藏书、刻书逐渐失去了史料价值而只剩下文物价值，因为乾嘉学派的学术已经少有人问津，因为做官可以不必读书，因为“傻人”已成凤毛麟角，因为教育和读书的目的都已成了功利，因而藏书已不再是藏书家的乐园，却成为投资家功利主义的园地。读书人、藏书家为今天日益高涨的书价感叹不已。书是为了读的，藏书家的目的在于传承和发展藏书文化、保存古代文化遗产、促进学术研究。然而今天这一层已经淡化了，好像只有升值才是硬道理。

       历史上的大学问家无不是藏书大家，鲁迅所藏古今中外图书、碑帖拓片以数万计，他的藏书多是用来阅读的。他还抄校了大量古籍并刊印了许多中外版画集，这一点与刘承干同工异曲，从一个藏书家角度来看鲁迅，他对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功绩也是巨大的。鲁迅说他几乎读过二十四史，并广览野史杂说，还提倡人们阅读。鲁迅建议：“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但是要认真，用点工夫，标点不要错。”“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做为思想者的鲁迅，他从野史杂说得出的结论与刘承干的角度是不同的。

       如今的嘉业藏书楼已成为大众走马观花游览的场所，能读懂其藏书的人已寥寥。十四亿人口的中国，数万研究鲁迅的学者又有多少人能读懂鲁迅的藏书呢？伟哉嘉业堂，大哉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