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英

《士敏土》是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1883-1958）1925年创作的一部反映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长篇小说。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以内战的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为起点的。这是一个异常艰苦的时代。阶级敌人的破坏，对知识分子的团结，与官僚主义的斗争，对新型两性关系的认识和对传统家庭观念的颠覆等内容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框架。“记述往事，是历史书的任务。至若用形象和典型把当时的情景和人物复活起来使读者如临其境，如与其事，如见其人，那就非文学办不到了。在这意义上，《士敏土》是可以和联共党史参照起来读的。《士敏土》是伟大的真实的史诗”，译者如是说。高尔基则称赞它“第一次坚定地采取了和辉煌地照出了当代最有意义的主题——劳动”。该作品也曾被鲁迅誉为“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1929年11月，蔡咏裳、董绍明夫妇根据一九二九年出版的A.S.Arthur&C.Ashleigh的《士敏土》英译本将其转译成中文，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1932年7月，该书修订再版，由新生命书局出版。此版即是《鲁迅全集》书刊注释条目中所提“由鲁迅译序并校订”的版本。1941年，董绍明先生又对照英译本进行了改译，由尼罗社出版。而它卷末的一篇《译者题记》，则引发了我强烈的兴趣与关注。这篇《题记》，向我们详尽地讲述了鲁迅与新生命版《士敏土》问世的渊源。

鲁迅与新生命书局《士敏土》修订本

鲁迅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文化遗产，其中将近一半是翻译文字。而其中大部分为苏俄文学。据统计，鲁迅著译中所论述的近二十个国家，百余名作者中，苏俄作家就占了近三分之一。鲁迅著译中所涉及的近380名外国作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和翻译家中，苏俄作家占有百人。读到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是如何将这些“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的文学，“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的文学，怎样地介绍到中国来，让人们“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鲁迅先生的文学道路发端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他从别国窃得火，用来煮自己的肉，其目的是要借异邦之新声，唤醒中国。

鲁迅以为：“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鲁迅对俄苏文学的介绍最早始见于1907年所作的《摩罗诗力说》一文，在评论19世纪几位最伟大的革命浪漫诗人的诗作时，盛赞“俄罗斯当十九世纪初叶，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日益昭明，今则已有齐驱先觉诸邦之概”。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又合作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书中介绍了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和迦尔洵的作品。《死魂灵》是鲁迅翻译的最后一部俄国文学作品。许广平在其所作《附记》中，以沉重的笔调向我们叙述了鲁迅翻译此书时的情景，“全桌面铺满了书本，专诚而又认真地，沉湛于中的，一心致志的在翻译。……先生熬住了身体的虚弱，一直支撑着做工”。“当《死魂灵》第二部第三章翻译完了时，正是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十五日”。“而书的出来，先生已不及亲自披览了”。直到逝世，鲁迅始终都在身体力行地关注和介绍着俄苏文学。这种持久与广泛，在鲁迅同时代的中国文人中，实在是凤毛麟角。不仅如此，他还积极支持热心于俄苏文学的青年的出版译作。蔡咏裳、董绍明夫妇翻译的这部《士敏土》便是其中之一。

谈起翻译小说《士敏土》的过程，译者在《题记》中无不深情地写道：“由于十年来往事的回忆，我不能不想起去年夏季逝世的与我共过十余年的步虚（注：即他前夫人蔡咏裳）。这译本最初是由她起草、我来校改的。加上两次誊清，三个月内她写了一百多万字。她这种艰苦耐劳的精神和体力，都不能使她生存下去，……”

而对于鲁迅为小说《士敏土》所尽之力，译者又写道：“关于先生怎样改造我的思想和行为，乃是当代无数青年同具的经验，我现在但提一提因了这个译本，先生显示给我们的热情和厚谊。第一版出书后，先生便时时在行文时提及，并且中止了为神州国光社翻译本书的计划。”《士敏土》第一版出版后，译者便将书送给鲁迅。1930年2月12日鲁迅日记载：“下午得董绍〔明〕信并赠所译《士敏土》一本。”关于译者所提“中止了为神州国光社翻译”计划的情况，鲁迅1931年11月在《〈铁流〉编校后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一九三○年上半年“左翼文学尚未很遭迫压的时候，许多书店为了在表面上显示自己的前进起见，大概都愿意印几本这一类的书；……这一种风气，竟也打动了一向专出碑版书画的神州国光社，肯出一种收罗新俄文艺作品的丛书了。”当时，鲁迅等人应神州国光社之请拟编一套翻译新俄作品的丛书，名为《现代文艺丛书》，一共十种：1、《浮士德与城》（A.卢那卡尔斯基著，柔石译）；2、《被解放了的堂·吉坷德》（卢那卡尔斯基著，鲁迅译，后由瞿秋白译）；3、《十月》（A.雅各武莱夫著，鲁迅译）；4、《精光的年头》（毕力涅克著，蓬子译）；5、《铁甲列车》（V.伊凡诺夫著，侍桁译）；6、《叛乱》（富曼诺夫著，成文英译）；7、《火马》（革拉特珂夫著，侍桁译）；8、《铁流》（绥拉菲摩维支著，曹靖华译）；9、《毁灭》（法捷耶夫著，鲁迅译）；10、《静静的顿河》（萧洛霍夫著，贺非译）。当时鲁迅确曾想把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和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这样“具有纪念碑性的作品”编进去，“但因为在先已有译本出版，这里就不编进去了”。后因神州国光社毁约，仅出版了《浮士德与城》、《十月》、《铁甲列车》、《静静的顿河》（第一册）这四种。

《士敏土》第一版初出时，在文字、印刷、装订等方面存在有诸多缺憾，由于受着现实的束缚，一直等待了将近两年，才得到加以修订的机会。1931年下半年，小说《士敏土》修订再版。译者说：“再版时，我与步虚都不在上海”。据他女儿董仲民回忆：“1931年，经过史沫特莱的介绍，父亲和蔡咏裳参加了第三国际东方局（亦为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东方局）的工作，受东方局的负责人佐尔格的直接领导。从此，他们辗转于广州、上海、香港、澳门等地，进行秘密工作，蔡还去过莫斯科。……据资料记载，第三国际东方局在中国直接与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特科联系，佐尔格于1930年至1933年在中国工作。”因此，译者又说：“代我们主持一切的，便是先生和景宋先生和雪峰兄。景宋先生的精神和劳力，已经完全融入鲁迅先生的工作，使我们无从加以分别，但同样不能忘记。因了我们的请求，先生特根据两种日译本译出一篇五千余字的《代序》。又把《图序》改写了，加进去。木刻下的题字，是先生亲笔为本书写的。制版的工作更是在先生的精明的指导下完成的。当我最后一次去北四川路底的寓所访候先生时，先生拿出校好的一部分校样来给我看，并告诉我因一二八战事排校中断的经过。”这一段回忆文字，清晰地展现了鲁迅为新生命版《士敏土》所付出的巨大心力。这一年的《鲁迅日记》也多有记载：1931年8月14日“午后得蔡永言信并《士敏士〔土〕》跋。”1931年10月21日“夜译《士敏土》序讫”。1931年10月29日“以《士敏土》序跋及插画付新生命书局”。1931年11月18日“校《士敏土》起”。1931年12月2日“校《士敏土》小说”。而在鲁迅1931年8月16日致蔡永言的信中更加详尽地笔述了翻译、校对、排版、装订、出版小说《士敏土》的一系列过程：“七月廿六日信早收到，《士敏土》校正稿，则收到更在其前。雪兄如常，但其所接洽之出版所，似尚未十分确定。盖上海书店，无论其说话如何漂亮，而其实则出版之际，一欲安全，二欲多售，三欲不化本钱，四欲大发其财，故交涉颇麻烦也。但无论如何，印出是总可以印出的。当印行时，插画当分插本文中，题语亦当照改，而下注原题，此原题与德译本亦不尽合，是刻者自题的。戈庚教授论文，可由我另译一篇附入。书拟如《奔流》之大，不能再大了。作者像我有底子，另做一块，所费亦甚有限。大江书店之线订法，流弊甚多，我想只好仍用将线订在纸边之法。至于校对，则任何书店，几于无一可靠，有些人甚至于识字不多，点画小有不同，便不能辨了。此次印行时，可属密斯许校对，我相信可以比普通少错一点。此复，即颂　近佳　迅上　八月十六夜”；“绍兄均此致候不另。题版题语能否毫无删改，须与出版者商量，采其意见。”

时任新生命书局特约编辑，当时正担纲《世界新兴文学名著译丛》的主编黄源先生在追忆同鲁迅相识的过程里，也谈到1931年鲁迅将董绍明夫妇译的《士敏土》交由他编入《世界新兴文学名著译丛》的情况。那时他们还经常因为《士敏土》的事情在内山书店见面，鲁迅把“校阅后的《士敏土》的校样，交给我”。（见黄源：《鲁迅和内山完造》，《黄源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们在对鲁迅书信、鲁迅日记、“译者题记”、黄源先生追忆片断的阅读中，清晰、直接、真实地感受到鲁迅为该书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我们知道，鲁迅对待每一本书的出版向来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从书籍的封面、版心、字体、着色以及书籍的式样、排版、装订，“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正是因为有了鲁迅“这些陆续用去了的生命”的帮助，才使得再版后的《士敏土》“比起第一版那样简陋的外形来”，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变化。在鲁迅等人的倾力经营下，再版本《士敏土》于1932年7月由新生命书局出版。此版新增了鲁迅为该书翻译的苏联P.S.戈庚教授《伟大的十年文学》一书的部分章节作为译本的《代序》，还将自己珍藏的德国版画家梅斐尔德的十幅版画作了译本的插图，并增写了《图序》，该文曾是鲁迅1930年9月为自费影印出版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而写的序言，后经鲁迅修改印入本书。“最初翻译时，译名完全依照英文的拼音法。再版时，鲁迅先生把作者的名字改成现在的几个字”。关于译本中的插图，董绍明先生在《题记》中回忆说：鲁迅先生“一买到梅斐尔德的木刻图，便由柔石兄拿给我们看。呵！那时柔石兄两手捧图，大家相视而笑的情景，一切如在昨日。”鲁迅自幼喜爱美术，这种爱好伴随了他的一生，也影响了他的一生。那时，鲁迅为了购置外国版画，手头一周转灵便，便马上托人把马克和法郎寄到在德国留学的徐诗荃和在法国的季志仁那里，托他们搜寻版画。1930年9月12日鲁迅收到徐诗荃由德国寄来的梅菲尔德木刻画，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收诗荃所寄Carl Meffert作《Zement》木刻插图十枚。直一百五十马克，上海税关取税六元三角”。鲁迅在1930年2月收到蔡咏裳、董绍明夫妇所译《士敏土》初版本，1930年9月收到徐诗荃寄来的梅斐尔德作《士敏土》木刻插图，想必鲁迅先生一收到《士敏土》插图便萌生了要将它收入小说译本中的愿望。

1941年，董绍明先生又对照《士敏土》英译本对再版本进行了改译，由尼罗社出版。与新生命版比较，尼罗版新增了多条注释，语句上以译者借用《文心雕龙》中的两句话概括为“随心婉转，与物徘徊”，在没有改变作者的意思和风格下，文字较前更加流畅。然而，“物固非久，人命实脆”，译者想起十年前最后一次去北四川路底寓所聆听鲁迅先生对本书的意见时，因为身体有病加上一些别的事的困扰，而未能着意去听。后来在病床上听到了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这回忆的痛苦，一直伴随着译者，却“永远没有向先生用行为来表明自己的机会了”！

对于这部鲁迅倾注了巨大心力的新生命版《士敏土》，一直以来却少有人提及。人们谈得最多的是鲁迅1930年9月自费影印，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这是一部“气象雄伟，旧艺术家无人可以比方”，“黑白相映，栩栩如生，而且简朴雄劲，决非描头画脚的美术家所能望其项背”的大型画册。鲁迅认为，小说《士敏土》不仅是革拉特珂夫的名篇，也是新俄文学永久的碑碣。“这十幅木刻，即表现着工业的从寂灭中而复兴。由散漫而有组织，因组织而得恢复，自恢复而至盛大。也可以略见人类心理的顺遂的变形，但作者似乎不很顾及两种社会底要素之在相克的斗争——意识的纠葛的形象。”鲁迅历来视书籍装帧与插图为书籍的另一种“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这也正是鲁迅要将插图收入其内的原因。然而，遗憾的是对于鲁迅“陆续用去了的生命”浇灌出来的新生命版小说《士敏土》，人们却极少关注，甚至鲁迅为其增写的《图序》，在1981年版和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中也仅仅放在《〈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的注释中加以说明。这篇增补《图序》最早见于唐弢先生于1946年10月编辑的《鲁迅全集补遗》中，该《补遗》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后的第一部鲁迅佚文集。笔者查阅了1958年版《鲁迅全集》，编者是将增写部分（最后一节）收在《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正文后面；1981年版和2005年版将其放入注释中。

在鲁迅编校、序跋的诸多作品中，被人们谈的最多，写的最多的也是鲁迅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自己录订的《鲁迅译著书目》中的作品，而恰恰也忽略了对新生命版《士敏土》的介绍。鲁迅的这篇《鲁迅译著书目》除了自己的译著，还包括“所校勘者”、“所纂辑者”、“所编辑者”、“所选定，校字者”、“所校定，校字者”、“所校定者”、“所印行者”。但不知道为什么鲁迅并未将自己为之付出巨大心力的小说《士敏土》列入其中。或许是因为新生命书局修订本还未出版的缘故？但实际上鲁迅在1931年8月就已经开始了《士敏土》译校等工作。我们知道鲁迅的全部著译有两个书目：一个收在《三闲集》末篇，名为《鲁迅译著书目》，是鲁迅自己录订的，未收《士敏土》；另一个收在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二十卷中，名为《鲁迅译著书目续编》，是由许广平及《鲁迅全集》编委会编订的，该《书目》将《士敏土》列入其中“所选定、校字者”一类。1952年3月，唐弢先生编《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其中《重订鲁迅著译书目》，也将《士敏土》列入“所选定、校字者”一类。

从1958年版之后的《鲁迅全集》因专收鲁迅的创作、评论和文学史著作等，其它的都不收入在内，而抽去了这篇《鲁迅译著书目续编》，《士敏土》也随之抽去。

关于《鲁迅全集》三条注释的补正

1.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七卷第363页关于《〈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注释〔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年九月出版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后经作者修改，印入新生命书局再版的董绍明、蔡咏裳合译的《士敏土》中，其中删去最后一段和写作年月，另外补写了如下一段文字：‘以上这一些，是去年九月三闲书屋影印这图的时候，由我写在前面作为小序的。现在要复制了插入本书去，最好是加上一点说明，但因为我别无新知，就只好将旧文照抄在这里。原图题目，和本书颇有不同之处，因为这回是以小说为主，所以译名就改从了本书，只将原题注在下面了。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鲁迅记。’”这是鲁迅为1932年7月新生命书局版小说《士敏土》所写《图序》中的最后一段文字。2005年版《鲁迅全集》沿袭了这条注释。而我在翻看原版1932年7月新生命书局出版的《士敏土·图序》及之后的几个《士敏土》版本，发现最后的落款时间并非“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而是“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之后，我又查看了《鲁迅全集补遗》和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关于此段文字的落款时间均为“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显而易见，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的“二十日”是“二十二日”之误。

2.同上注释〔3〕巨灵的努力　1931年鲁迅改为“非常的努力”。

这是鲁迅在《〈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中，评价小说《士敏土》的一句话，“他以为在这书中，有两种社会底要素在相克，就是建设的要素和退婴，散漫，过去的颓唐的力。……作者即在说出怎样地用了巨灵的努力，这才能使被破坏了的工厂动弹，沉默了的机械运转的颠末来。”我查阅了鲁迅著作的各个版本及小说《士敏土》的各个版本，关于“巨灵的努力”，并未发现修改过。

巨灵，是神话传说中劈开华山的河神。鲁迅在这里用了“巨灵的努力”来形容努力的程度。在鲁迅的著作中也曾几次运用到“巨灵”这个词。

3.关于蔡永言，1981年版和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注释中都写：“蔡永言，时为董绍明、蔡咏裳夫妇合用的名字。”此说法值得商榷，我认为蔡永言就是蔡咏裳。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鲁迅与蔡咏裳的交往根据《鲁迅日记》记载是在1929年12月27日开始的，“二十七日小雨。午后得杨维铨信。下午史沫特列女士、蔡咏裳女士及董绍明君来。”从1929年到1931年8月以前我们看《鲁迅日记》基本以蔡咏裳相称。而蔡永言这个称谓最早出现在鲁迅1931年8月14日的《鲁迅日记》中：“晴，热。午后得蔡永言信并《士敏士〔土〕》跋。”之后，不论在书信中还是在日记里，便多以“永言”相称。为什么说蔡永言就是蔡咏裳呢，鲁迅在1931年8月16日写给蔡永言信的结尾处（笔者在前面照录了这封信），特别提到“绍君均此致候不另”。“绍君”即董绍明，如果蔡永言是董绍明、蔡咏裳夫妇合用的名字的话，我想鲁迅就不必在信的结尾处再写此话的。另外，在1946年10月19日出版的《鲁迅书简》中，编者也误将这封信收在董绍明名下。第二、是自己的一种猜想，在《鲁迅日记》手稿中，蔡咏裳的“咏”字，均为言字旁的“詠”，而非口字旁的“咏”，《说文》：“詠，歌也，从言，永声，詠或从口。”我想“永言”大概就是鲁迅当时把“詠”字拆开了写的吧。

新发现的一组鲁迅手迹

鲁迅在1931年10月22日为新生命版《士敏土》增写的《图序》中写道：“原图题目，和本书颇有不同之处，因为这回是以小说为主，所以译名就改从了本书，只将原题注在下面了。”

为了使大家明了其“不同之处”，特将两个《图序》照录如下：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图录　　

1、书名

2、寂灭的工业

3、工厂

4、劳动者

5、小组

6、制动机矿山

7、第一筐

8、小红旗

9、开始的作工

10、工业

 

《士敏土》图序

1、书名

2、荒凉的工厂

3、机器

4、伙伴

5、小组

6、索道

7、第一车

8、旗子

9、前进

10、波浪

小说插图下的文字是以插图所在章节的标题而定的。这也就是鲁迅所言“原图题目，和本书颇有不同之处，因为这回是以小说为主，所以译名就改从了本书，只将原题注在下面了。”而插图下方的文字，正是鲁迅亲笔题写上去的，董绍明先生在《题记》里非常明确地说明：“木刻下的题字，是先生亲笔为本书写的。”我查看了鲁迅著作的所有版本和研究者们编辑的所有鲁迅佚文集都未提及小说《士敏土》插图下的这组文字。因此，可以说董绍明先生的这篇《译者题记》不仅让我们真实地了解了鲁迅与新生命版《士敏土》问世的渊源，还将鲁迅为《士敏土》插图题字浮出水面，这是给予我们最大的惊喜。

从这部书的出版至今，已过去了大半个世纪。“呜呼！物固非久，人命实脆；不有德业，何以永世？”但作者、译者、校者“其生平工作应有不即磨灭者在”。

二○○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