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静

    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存有鲁迅收藏的历代金石拓片5100余种，6200余张，其数量仅次于他的藏书数量，其主要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刻石类，即碑碣、汉画像、摩崖、造像、墓志、阙、经幢、买地券；二是吉金类，即钟鼎、铜镜、古钱；三是陶文类，即古砖、瓦当、砚、印。这些拓片是研究鲁迅手抄手稿、考镜汉字、校勘典籍和书法作品最为珍贵的原始资料。鲁迅的书法艺术得益于这些拓片，特别是碑刻拓片。

                                       碑拓收藏与校勘鉴赏
    鲁迅搜集金石类拓本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金石小品》中说：“我在绍兴的时候，因为帮同鲁迅搜集金石拓本的关系，也曾收到一点金石实物。……金属的有古钱和古镜，石类的则有古砖，尽有很好的文字图样。”此外，鲁迅还经常自己带着浆糊、宣纸、棕刷、墨汁等拓碑用的工具到禹陵、兰亭、柯岩、石佛寺等地去捶拓，据王鹤照回忆他和鲁迅一起去绍兴石佛寺的时候，他不知怎么拓碑，鲁迅先生就教他，“先把碑洗清爽，然后在碑面涂上一层淡浆糊水，再把连史纸铺上，用棕刷按打，使字面上的纸陷在凹空里，再用墨轻轻刷匀，就拓出来了。”鲁迅对拓片的要求是非常专业、非常严格的，现存鲁迅抄录的金石资料中有一页上面写道：
    一、 用中国纸及墨拓
    二、 用整纸拓金石  有边者并拓边
    三、 凡有刻文之处无论字画悉数拓出
    四、 石有数面者令拓工注明何面
    翻看鲁迅收藏的拓片，有很多都是完整的一套，如《龙藏寺碑》，既有碑面，又有碑额、碑阴、碑阳和碑侧。
    鲁迅大量购求拓片是在教育部供职期间，检索《鲁迅日记》，自1915年始，他频繁出入琉璃厂、小市等古玩商店，托亲朋同事四处搜购拓片，这一年共购求到610余张拓片，随后的几年里：1916年1110余张、1917年1810余张、1918年620余张、1919年960余张……这是收集拓片最集中的几年，其中有很多是清末民初大金石家陈介祺、端方、马衡等曾经收藏过的拓片。此外，他还大量购买了一些金石类书籍，如：《金石萃编》、《金石萃编校字记》、《匋斋藏石记》、《艺风堂考藏金石目》、《山右石刻丛编》、《罗氏群书•碑别字补》等近百种，为日后的“读碑”、“录碑”、“校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鲁迅藏有先秦至民国碑刻拓片470余种，1100余张。《石鼓文》拓片，是鲁迅藏碑拓中，年代最早的一种，1912年《鲁迅日记》载：“上午太学者持来石鼓文拓片十枚，元潘迪《音训》2枚，是新拓者，我以银一元两角五分易之。” 这是现存鲁迅日记中，购买拓片的最早记录。石鼓文是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被历代书家称为“石刻之祖”、“篆书之宗”。另外，鲁迅还存有两张秦代刻石拓片，即《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据传为李斯所书。秦刻石对于研究秦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历来为书法金石界所重视，是研究秦代小篆最为可靠、最为珍贵的资料，被尊为书法和金石艺术之瑰宝，秦刻石共有六处七块，现存者只有琅琊和泰山两处的刻石残石，前者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后者现存山东泰山岱庙。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注》中评价说：“《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
    鲁迅收藏最多的是，汉代和南北朝时期的碑刻拓片。两汉是我国书法空前繁荣、各种文体层出不穷的时期，而主要成就又在于隶书，鲁迅存有汉代碑拓130余种，是碑拓中最多的一种，共抄录校勘了100种，有9种使用了篆书，88种隶书，还有一些正书和行书。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群臣上筹刻石》、《祀三公山碑》、《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张迁碑》、《曹全碑》等，这些碑拓在研究文字的发展、隶法的变体上，具有很高的价值。《群臣上筹刻石》是现存汉篆刻石中时间最早的一块，书风古朴劲雅，康有为曾评其“得秦相笔意”；《祀三公山碑》在汉篆艺术中，独放异彩，梁启超评价说：“以隶势作篆”；《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称为孔庙三碑，是汉碑中影响最大的隶书体系，是隶书的正宗，《礼器碑》曾被明人评为汉隶第一；《张迁碑》是汉隶方笔的典型代表；《曹全碑》也是汉隶中的精品，博物馆现存有两张，其中一张鲁迅鉴定为翻拓。
    南北朝时期文化发达，艺术兴盛，这大大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康有为极其崇尚南北朝碑刻，特别是北魏刻石，他在《广艺舟双楫注•购碑》中说：“购碑当知握要，以何为要也？曰南、北朝之碑其要也。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得其本矣，不复求其末，下至干禄之体，亦无不兼存。”鲁迅存有北魏拓片50余种，云峰山刻石就占43种，其中驰名中外的有郑道昭书写的宏篇巨作《郑文公上、下碑》、《白驹谷》、《登百峰山诗》，《郑文公碑》现仍完好的伫立在山东天柱山、云峰山上，碑高分别为3.2*1.5米和2.8*3.6米,是鲁迅藏碑拓中尺寸最大、字数较多的一种，鲁迅在《古物调查表》中抄录了《郑羲上碑》的有关资料，郑道昭被后人尊称为“北方书圣，与南方的王羲之并列”
    此外，鲁迅还收有一些隋唐碑拓。隋唐的书法是尚法、尚韵的鼎盛时期，楷书盛行于世，并日益普及并走向实用，成为中国书法界正楷的一种标准。《赵芬残碑》、《龙藏寺碑》、《同州舍利塔额》是随碑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碑，康有为称道“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唐代的碑刻书法艺术也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帝王们大多都喜爱书法，但最出众的要数唐太宗李世民了，他开创了用行书入碑的先河，如鲁迅收藏他书写的《晋祠铭》拓片。
    鲁迅抄碑是在“读碑”、“校碑”的过程中完成的，他对每一张碑拓都要细细的研读，然后写出它的碑高、碑宽、行数、字数、字体、释文及各种书籍上记载的对这一碑的考证资料。为了保障抄碑的质量，鲁迅还抄了大量有关碑刻的古籍和资料，如：《罗氏群书四•淮阴金石仅存录》、《罗氏群书七•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汉石存目》、《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录》、《汉碑释文》、《越中金石记目录》、《越中金石刻目录》、《石刻目录》、《各县金石录摘抄》、、《古物调查表》和《罗氏群书目录》等。鲁迅在整理、抄录、校碑的同时，整理出一本《金石萃编校文》。为了准确的记录每一块碑的缘起，他查阅、摘录了大量有关碑的考释文字，少则一本书，多则七、八本书，如鲁迅在抄录校勘《谷朗碑》拓片时，就从《集古录目》、《金石录目》、《两汉金石记十八》、《读碑记二》、《嘉庆湖南通志》、《古泉山馆金石文编》、《金石补正》七本书上抄录出对这一碑刻的考释文字，补充和订正了《金石萃编》、《金石续编》中未收录和谬误矛盾处。撰写出了考古专著《会稽禹庙窆石考》、《郑季宣残碑考》、《吕超墓出土吴郡郑蔓镜考》等。另外，鲁迅将收集到的杨守敬编印的《寰宇贞石图》石印本散页重新进行了整理、校订、编目和编辑，郭沫若对鲁迅重订的《寰宇贞石图》极为称赞：“全书系依年代先后编定，井井有条，研究历史者可作史料之参考，研究书法者可瞻文字之演变，裨益后人，实非浅鲜。” 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表述刻石的原貌，鲁迅还用绘画语言进行描述，如少室阙、太室阙图和高颐阙图。纵览鲁迅的辑校碑刻手稿，处处可以领略到鲁迅阅读之广、研究之精深。
    拓片中的钤印也成为鲁迅收藏拓片里的亮点，是考据拓片传承有绪、鲁迅鉴赏水平的重要依据，这些拓片中既有陈介祺、刘喜海、端方、马衡等金石大家留下的钤印，又有二弟周作人、画家陈师曾等人的钤印，还留下了很多鲁迅使用印章的印迹，有的拓片上，少则一枚印迹，多则七枚印迹。印章，在中国文人眼里，有着极其特殊的审美意义。鲁迅博物馆现存有鲁迅藏书章、鉴赏章、闲章39方，碑拓中最常见的是陈师曾1915、1916、1917年为他篆刻、书写的几枚印章：“会稽周氏收藏”、“会稽周氏藏本”、“周树所藏”、“周树”、“俟堂”、“俟堂石墨”等。此外，还有几枚鲁迅鉴定拓片时常用的印章：“善”、“伪”、“翻”。拓片上的累累印章，记忆着它们的传承，是进一步研究鲁迅对碑刻、文字研究的最为宝贵、最为可靠、最为原始的资料。
    翻检《鲁迅日记》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期，经常和陈师曾一起逛琉璃厂、小市等一些古玩商店，购买金石拓片，互赠金石拓片，是一对非常要好的金石朋友。陈师曾在当时的画坛成绩斐然，梁启超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陈师曾在现在美术界，可称第一人。”鲁迅还保存有一张陈师曾亲自撰文书写的《陈衡恪继妻汪梅未墓碑》拓片，与这样一位书法、绘画、篆刻都很突出的朋友往来，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鲁迅用章和他设计书籍封面、版式一样，极具艺术性，既讲究位置、布局，又讲究用章。他欣赏的每一张拓片，都会根据拓片的价值、品相、大小、格局、黑白程度、漫漶程度和行数、字数的情况选择用章，并钤印在适当的地方，与整个拓片融为一体，成为一件非常精美、价值很高的艺术品，如拓片上漫漶面积比较大的，他就会用方形印章“会稽周氏收藏”；漫漶处为细长条的，他就会根据它的长短粗细，选用长方形印章“会稽周氏藏本”、“俟堂石墨”；如果是一小块斑驳，他就会选用两个字或一个字的印章“周树”、“俟堂”或“周”钤在上面；如果是一张完整的拓片，他又会根据拓片的大小选用适当的印章钤在结尾处。

                                     碑拓艺术与书法艺术
    碑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它集书法、文学、雕刻于一身，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文献性和观赏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原石已不存在；有些原石散落他乡；有些因岁月的磨砺，漫漶严重，字迹、画像辨认不清，所以，碑刻因有拓片而传世，能将坐落在各处的碑刻集于一地，目睹原碑的风采、研究其内容，精美的碑拓就成了“下真迹一等”，也即仅次于真迹了。鲁迅收有很多带有图案的拓片，并将它们运用到他倡导的新兴木刻和书籍装帧艺术中，正如蔡元培所说：“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 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著手。”
     鲁迅收藏的碑刻拓片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书法史，并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书法艺术演变、且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遍览鲁迅给我们留下的近千种、近万页、近300余万字的辑校古籍、辑校石刻手稿、金石资料、手摹《秦汉瓦当文字》和金文手稿，为他长年孜孜不倦一笔一划“夜独坐录碑”、“夜校碑”而感动。在辑校古籍手稿中，我们还会看到周作人、魏建功、许广平等人帮助抄录的手迹，而在辑校石刻手稿中，除了两页别人抄录的考订文字，其余全部为鲁迅亲自抄校。鲁迅的书法作品中透着一种“功夫气”和“金石气”。这与他的幼学、大量抄古籍、抄拓片不无关系。
    幼功对于一个书法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鲁迅出生在名贤辈出的绍兴，十二岁开始在绍兴城内最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念书。“几乎读过十三经”。《尔雅》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字典，鲁迅为了记住这部字典中的繁难字，便从《康熙字典》中摘抄出有关部分，并装订成册，这为他日后的校勘古籍、石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他“描红格”、抄录《唐诗叩弹集》、《花镜》、《茶经》、《二酋堂丛书》等一些古籍，这是他大量“习字”、接触古籍抄录古书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他在教育部任职期间，这一阶段是他“读碑”、“录碑”、接触历代各种书体最多的一个时期，也是他书法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
    鲁迅抄录的速度是很快的，一个晚上就能抄写出七千个字。1915年3、4、7月《鲁迅日记》：“夜景写《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之上讫,自始迄今计十日”；“晚写《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之下讫,计十二日”；“夜写《百专考》一卷毕,二十四叶,约七千字。”鲁迅抄录摹写的《秦汉瓦当文字》中，瓦当图案141幅，手迹71页，万余字。
    鲁迅抄碑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自己风格的小楷抄录刻石上的文字内容，如造像、墓志、辑校古籍、金石资料等；另一种是既抄录碑上的内容，又注意临摹碑上的书体，这一种主要指的是碑拓部分，碑文是篆体，他就用篆书把它临摹下来，如《群臣上筹刻石》、《禅国山碑》；碑文是隶体，就用近似于隶意的书体进行抄录，如《曹全碑》；碑上有多种书体，他就照碑上的书体进行临摹，如《三体石经尚书残字》……篆、隶、楷、行在他整个抄碑的几年里交替使用，形成了自己的小楷风格。
    鲁迅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小楷书法作品。在中国书法史上，小楷始终是在使用的基础上不断艺术化的过程中发展的。历史上的书法家无一不能书写小楷，鲁迅用小楷抄碑主要是实用，“无心作书家”，然而，在鲁迅抄碑的几年里小楷无形中成了他日用必需的书法，从先秦抄到隋唐，一路抄来，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小楷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着鲁迅。观赏鲁迅的小楷作品，会感到他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风格，早期的小楷整齐端庄，方折挺劲，现存鲁迅最早的手迹有会稽童钰作的《二树山人写梅歌》、启蒙塾师周玉田作的《镜湖竹枝词百首》，其中《镜湖竹枝词百首》一书封面上的“镜湖竹枝词”五个字是用篆书书写的；抄碑时期的小楷结体宽扁、 体势开张、曲折方圆、点画分明，提顿结合，粗细兼备，书体多样，如辑校石刻手稿；后期的书法既有篆隶行的书意，又呈现了自己的风格，运笔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如鲁迅抄写的《两地书》写定稿。
    三十年代，是鲁迅书法艺术创造的高峰，这一时期的作品，件件都可以称得上精品。行书是鲁迅留给我们最多的书法作品，它散落在他的日记、书信、文稿、诗和题赠等手稿中。 鲁迅大幅的书法作品，大多是为他人书写的题赠，主要集中在他人生的后五年里，如结字、布局具有很强形式感的是写给内山完造的《赠邬其山》、写给冈本繁的《自题小像》等。除了这些作品，现存有鲁迅为中外友人书写过的碑文原件，一是用小篆为韦素园题写的碑铭“韦素园之墓”，他认为“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早在1912年，鲁迅就将陈师曾书写的篆书作为一种装饰，运用到他为《域外小说集》设计的封面当中；一是用隶书为曹靖华的父亲曹植甫书写的碑铭“曹植甫先生之碑”；还有一件是为日本友人镰田城一书写的墓碑“镰田城一之墓”。观赏着鲁迅的一幅幅作品，篆隶行书的结字特点和用笔，流淌在字里行间，墓志造像、砖文瓦当的奇肆朴拙、民间书法的野逸之风也时有显露在他的笔端，透着一种“功夫气”。正如康有为所说：“临碑旬月，遍临百碑，自能酿成一体，不期然而自然者。”
    打开一张张黑白交织、对比强烈的拓片， 其中的“金石气”散发出来，给人以震撼。不同时期的拓片，不同品质的拓片，给人以不同的感觉，经过墨拓，字迹、纹饰显现的比较完好的拓片，会给人一种整体的美感；带有漫漶、损泐、斑驳的拓片给人的是一种古朴、自然、原始的美。鲁迅没有把这种自然风化的美放过，而是将它捕捉到书法作品当中，并成为他书法艺术的一部份。如魏时的《三体石经尚书残字》，鲁迅除了将拓片上三种完整的字体临摹写下来，还将拓片上残缺的字、漫漶处、斑驳点用优美的线条摹画下来，使整个的书法作品一下子丰富起来；再如汉代的《郑季宣残碑》，鲁迅将拓片上能辨认出来的和残缺的字逐一临摹后，又把辨认不出的用方框来代替，有的根据残字辨认出来的，除了把字补写完整，还在外边画个方块，这种抄录的方法使整个作品变得非常生动，拓片上的“金石气”跃然到鲁迅的书法作品当中。
    “功夫气”和“金石气”使鲁迅的书法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鲁迅在漫长的抄录过程中，从“秦代”抄到“隋唐”，并随着几千年来，历史中文字的几经变迁，又从篆书抄到隶书，又由隶书抄到楷书、行书……既汲取了众家所长，又保留和强化了自己的书体风格，正如郭沫若评价的：“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逐唐宋，直攀魏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