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崇
    我知道汪曾祺的大名是在1980年，我在《北京文学》小说组当编辑，那时主持《北京文学》工作的是李清泉。有一天李清泉开完会后,来小说组转转，与编辑聊天，聊到一个叫汪曾祺的人写的一篇小说。
    当时市文联虽已与市文化局分开，为平行单位，但上面都归一个领导主管。那天的会就是这位主管领导召集的，文化局和文联的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参加，会议的主题是“说说各单位的新动向”。就是在这个会上，有人讲到：京剧团的编剧汪曾祺不写剧本写小说；写了小说却又不拿出去发表，只是让周围的人传着看看；小说写的是小和尚谈恋爱的事儿。这样的内容、这样的方式，在当时有点儿犯忌。参加会的《北京文学》主要负责人(那时主编不叫主编，而沿用“文革”以来的称谓，叫“编辑部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李清泉，是延安老“鲁艺”的，20世纪40年代他读过汪曾祺的作品，有印象，出于一个老编辑家的职业敏感，使他忘却了政治气候的“乍暖还寒”，当即对那位同志说：请您把汪曾祺的这篇稿子让人给我带来好吗?我看看。李清泉看过稿子，如获至宝，当即签发，这就是登在《北京文学》1980年10月号上的《受戒》。
    《受戒》发表之后，引起了文坛轰动。在是年底召开的有全国17家主要文学月刊主编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受戒》被公认为当年最优秀的一个短篇小说。这位20世纪40年代就出版过作品集的人，似乎此时才被人们发现，一篇《受戒》确立了他小说名家的地位。
汪曾祺一举成名。各家报刊、出版社约稿者纷至沓来。
但是汪曾祺对《北京文学》情有独钟。《受戒》的发表开启了汪曾祺和《北京文学》的蜜月期。从那以后到1989年1月，汪曾祺陆续在《北京文学》上又发表了8篇小说、11篇散文、1篇创作理论和1篇作品评论。
    后来李清泉调《人民文学》主持工作。那时，全国的文学奖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杂志社具体操办，而评委会则聘请冰心、刘白羽、宗璞、王蒙等文坛名家组成。有位特别欣赏《受戒》的评委不无遗憾地问李清泉：“怎么不把《受戒》发头条呢?”没等李清泉作答，另位评委就说：“能发出来就不容易，就够有胆识的!”这位评委当时是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他了解李清泉主持《北京文学》这块园地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冲锋呐喊、敢为天下先的所作所为。在《受戒》发表三个月后，李清泉离开了《北京文学》，有人受命来扭转《北京文学》的方向。授命者，便是主持召开那次中层干部会，让大家谈谈各单位“思想新动向”的领导。当然，这些内情并非众评委人人尽知，但大家对社会气候冷暖的感知还是相近的。所以，议论归议论，赞赏归赞赏，初选小组没把《受戒》列入备选篇目，评委们也没人提议把它补进来。大家都心照不宣。
    汪曾祺第二年获奖了，获奖作品是发表在《北京文学》1981年4月号上的《大淖记事》。有人说，1980年小说评奖，甭管什么原因，确实亏待了《受戒》、亏待了汪曾祺、亏待了《北京文学》，因此才有了次年《大淖记事》的获奖，这奖一半儿是给《受戒》的。此属臆测，不必当真。不过，汪公本人最钟爱的作品的确是《受戒》而非《大淖记事》。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我和两位作家到汪公家去，聊到他的作品译介国外的情况。那时他的许多作品都译介到国外去了，而《受戒》却偏偏是个例外。不是没人要译，而是他不让。问及缘由，回答说：怕译不好味道全没了。钟爱之情可见一斑。
    人们都说汪老清高，其实汪老是位很重感情的人。他受知于《北京文学》，对真正懂得文学创作的编辑家李清泉有一种特殊的尊重。自李清泉离开《北京文学》以后的几年，编辑方针有所变化，刊物在这个时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1985年，我受命主持《北京文学》全面工作之初，就登门拜访汪老，向他讨教办刊的思路和办法。汪老不吝赐教，直截了当地呼吁“魂兮归来！”魂是什么？汪老说就是李清泉在《北京文学》时的那个路数。李清泉在《北京文学》期间提出的编辑方针：提倡文学作品“真实性、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在思想健康的前提下，作品的艺术性应受到特别的重视。”在这种编辑思想的指导下，李清泉签发了几家刊物都不敢发的方之的《内奸》(此文获1979年全国小说一等奖)，以及《爱，是不能忘记的》等等让人耳目一新、引起文坛震动的一系列作品。《北京文学》一时声名鹊起，被誉为“全国文坛甲级队”；不过这在当时为李清泉招来了诸多非议，说他鼓吹“艺术至上”，公开与党提倡的“思想性第一”唱对台戏。而汪曾祺则认为：李清泉是一位真正懂得文学的编辑家。直到我向他讨教时，他仍然认为，按李清泉提出的路数去办，就一定能再把刊物办上去。他自告奋勇说：只要有李清泉出面，他是随叫随到；别的作家，比如王蒙呀、邓友梅呀等等名家，他负责去请。大家聚聚，在一块儿聊聊，给《北京文学》写稿。也不用备饭，一杯清茶即可。
    1986年初，林斤澜出任《北京文学》主编。我和他议及汪老的意见，他深表同意。这些意思都溶入后来由斤澜老执笔写的一个“编者按”里。“编者按”站在刊物的角度，大胆做了反醒，并提出了与“三性”精神相通的四条：1、追求作品的时代性；2、欢迎如《受戒》那样纯情至美的作品；3、提倡像《爱，是不能忘记的》那样富有个性的探索作品；4、强调作品的可读性。“编者按”最后坦诚地向广大作者呼吁“田将芜兮，胡不归？”
    理清思路，编辑思想明确，坚持几年，果见成效。1986～1989年，《北京文学》新人佳作迭出：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刘恒的代表作《伏羲伏羲》，刘震云的代表作《单位》、刘庆邦的代表作《走窑汉》等等都是这个时期在《北京文学》上面世的。这个时期被称为《北京文学》的“第二个高峰”，其中汪老的重要贡献，长期以来却不为众人知。
    汪老对《北京文学》的关注和支持不止是出谋划策、把好稿子多给《北京文学》，而且是多方介入，甚至是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北京文学》办的笔会，他是有请必到，和与会者聊创作、谈稿子。因了汪老和众多名家的参与，那时《北京文学》办的许多笔会，都很有生气、很有收获，为许多兄弟刊物所艳羡。
    《北京文学》办的业余作者创作班到外地面授，请汪老，他也去。20世纪80年代，《北京文学》与北京作家协会合作举办业余作者创作班，授课形式有函授和面授两种。1986年4月，创作班在山西大同举行面授辅导，这次面授的具体组织者是《北京文学》的季恩寿。汪老和《北京文学》副主编李陀也去了。大同的业余作者曹乃谦参加了这次面授，他把自己的作品《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拿给季恩寿看，季说：“绝好”；拿给李陀看，李说“极好”；拿给汪老看，汪老脱口叫好。李陀说：“希望你写系列，我帮你出书”；汪老说：“若要出书，我给你作序。”面授结束后回到北京，曹乃谦的这篇稿子交到编辑部，一同交来的还有汪老为其写的长达几千字的评介文章。这两篇文章是我签发的，发在1988年6月号《北京文学》的头、二条。我至所以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最近我看到北京两家报纸上的两篇写曹乃谦的文章，两篇文章都说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说他有希望得诺奖”；也都提到其成名作《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一篇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是在《╳╳文学》发表的，汪老看后说好；另一篇的说法更有趣，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在《北京文学》发表是曹乃谦与朋友打赌的结果。起因是曹在大同当地的报刊上发了两篇文章后，朋友不服气，说：我看你大同有熟人，有本事在北京、上海来一篇。念及北京比上海近，于是曹乃谦便把小说给了《北京文学》。《小说月报》转载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后，引起了汪老的注意，云云。
    我不知道这两篇文章的以上说法从何而来。我以上的说法，除我当时在《北京文学》供职对情况有所了解外，还有曹乃谦发在1986年9月号《北京文学》上的《“温家风景”初始》作为佐证，我说法中的引文便是出自这篇文章。
    逝者无言。
    弄清真相，对生者来说不只是一种责任，也是对逝者的一种尊重！

        鉴于汪老对《北京文学》所做的重要贡献及他众多佳作在文坛所引起的关注，1988年9月，《北京文学》编辑部策划了一个空前的行动――汪曾祺作品研讨会。至所以说这次研讨会空前，一是参加的人，不仅有吴祖缃等德高望重的学者、黄子平等评论界当红新秀，还有美国的林培瑞、瑞典的秦碧达等国外的知名汉学家，共计20多人；二是参加者多提交有书面论文；三是这次研讨会的论文以专集形式，在《北京文学》1989年第一期、台湾《联合文学》1989年第一期同时推出。如此规模，如此认真地研究汪曾祺的创作，尚属首次。在这个研讨专集中，有汪曾祺自己写的长文《认识到的和没认识到的自己》。在这篇文章里，有汪老对自己创作的自我定位，有对文学创作诸多问题的认识和主张，有自己创作的经验之谈，有自己创作思想形成的来龙去脉……我认为，这篇文章是研究汪曾祺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北京文学》在发表“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专集”时加的“编者按”中有这样一段话：“从1980年震动全国文坛的《受戒》发表后，汪曾祺似乎与《北京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获奖小说《大淖纪事》及其他许多重要作品都是陆续在本刊发表的。”
    其实呢，汪曾祺与《北京文学》的不解之缘并非是从1980年发表《受戒》始，而是早得多。《北京文学》的前身是《北京文艺》，1950年创刊之初，汪曾祺就是编辑部的总集稿人。这总集稿人相当于后来的编辑部主任和现在的执行主编吧，是主持编辑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汪曾祺在当代中国文坛，有其独特的重要地位。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汪曾祺一直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各家刊物都以能发表他的作品为荣。
    驰骋中国文坛几十年，若问汪老一生和哪家刊物的关系最密切，我说是《北京文学》。这样说，可以吧？